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史研究也成为中国断代史研究系列中较为晚出的一个部分。然而，清史研究诞生后不久，就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兼跨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领域的清史，成为断代史中规模和影响都不容小觑的领域。回望清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该领域的发展，决不单纯出于学术内部的驱动，更重要的是其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诸多时代变革的关键节点上，清史研究的发展都与之有着契合的步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言，清史研究得以成长的一个重要品性，决不是躲进学术象牙塔内的“无用之用”，而是表现出强烈现实关怀的“有用之用”。

清朝的覆亡与清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初，学术意义上的清史研究尚未得到多少发展，以至于章太炎在《哀清史》中感叹：“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齎送以赗禭者，国死而齎送亦绝，可不哀邪！”按章太炎的说法，清朝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编纂传统的一个断裂带。然而，与这一悲观预言相反，尽管清朝覆亡之后，中国一度国势动荡、山河破碎，但清史研究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清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一个内容较为丰富的新领域。对于清史研究的这种发展状况，学界以往大多将之与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联系起来，认为这主要是近代史学革命导致的结果。不过，与学术因素相比，来自社会变动的现实影响，在清史研究发展过程中显然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清史研究在第一个发展期内的诸多代表性成果，都明显有着与民国时期国家建设活动相适应的背景。
   首先，正视清朝历史，在清朝、民国鼎革之际，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自清末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两种与清史密切相关的话语：其一是出于革命宣传的目的，以渲染“满汉仇恨”为主旨的历史叙述；其二则是随着清廷权威日颓，大量关于清室的野史被炮制出来以耸人听闻。而在革命之后，匡正历史以肃清这两种话语的不良影响，很快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容庚指出：“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这类诉求显然对清史研究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此，一代清史名家孟森的说法堪为力证。他解释说，匡正清史的重要性在于，“史书为征信而作……故虽不信官书，亦不轻听世俗之传说，尤不敢盲从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流俗好奇之听”。他因此强调，“尊重前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故而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就此而言，以孟森的清史研究为代表的、奠定清史学科基础的一大批实证著述，其意义当不限于学术范围。
    其次，在当时国际环境下，独立发展清史研究，还有着维护民族文化自尊的重要意义。日本对清史的系统研究要早于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成型的“东洋史学”关于清史的积累，是日本学者稻叶君山于1914年推出《清朝全史》的重要基础。这是清亡后第一部全面反映清史的著作，于出版当年便被译为中文。国人在震惊于日本学界研究精深之余，也激发了强烈的敌忾之心。如蒋百里就称：“余尝以近人译《清朝全史》于日文为耻（按：原文如此）”。萧一山回忆称：“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书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也主要是因受到该书“立场不同，舛疏颇多”的刺激，萧一山遂决意独力撰写《清代通史》。正是因为“东洋史学”的建构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意识密不可分，所以萧一山的撰史之举无疑带有强烈的国族抗争意味。
   最后，清代经济史研究在民国时期的异军突起，与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刺激关联甚深。对于这些研究，学界以往大多强调其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作用，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其现实关切性。实际上，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民国仍需面对清朝留下的各种负面历史遗产。特别是晚清以来遗存的厘金、赔款、海关、盐政等问题，对国家和社会都造成了深远影响。故而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成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必然要求。这方面的首要例子是厘金问题。王振先于1917年指出：“世界公认为病民病国、课税最恶之厘金，乃以绵绵延延，至今弗替”，而要阐明“厘金之宜裁”，则“要必原始要终，察其事情变迁”。正是因为接续这种问题意识，才出现了罗玉东的巨著《中国厘金史》。另一个代表性事例则是庚子赔款问题。这项赔款在民国时期继续执行，波及财政乃至文化教育等方面，故而备受社会关注。但一般性的介绍大多浅显，而汤象龙推出的关于晚清外债的系统研究，使得庚子赔款的特性及其危害得到了深刻揭示。诸如此类的例子不一而足，充分表明了清代经济史研究得以兴起的社会基础。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争取革命胜利，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一个越来越近的目标。与此相应，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向广大人民阐明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一项愈发迫切的任务。对于历史研究的这种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人还在延安时期便已有了深刻意识。1941年，毛泽东就强调，党内现时必须加以纠正的一大缺点，就是“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因此，“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由于这里所说的近百年以晚清时期为主，所以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自然意味着清史在这种系统研究中将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事实也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清史研究，不仅形成了一个区别于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架构，更是为建设新中国和新社会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种清史架构服务于社会重建的首要贡献，体现在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具体阐发上。本来，在大革命失败后激发的社会史大论战中，“两半”概念便已初步成型。不过，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只局限在知识界的范围内。1939年，毛泽东强调，“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相继出版，都深入揭示了晚清以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也有力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前提的历史使命。这些著述系统解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观与社会发展观，对全国民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史，不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史研究服务于社会重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体现在对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的革命意义的发掘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史学界虽然曾对太平天国运动给出过一些正面评价，但并未特别看重其历史地位和意义。毛泽东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许多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他对农民战争的这种评价，又是与其论述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的正确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揭示农民战争的重要意义，也是理解现实革命斗争的重要一环。这就不难理解，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就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称太平天国运动是旧式农民战争“发展到的最高峰”。1954年，胡绳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正式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并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太平天国研究的这股热潮，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五朵金花”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清史研究对于资本主义萌芽论所提供的支撑，对于理解新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初出现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根据18世纪上半叶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等方面的史实，论证了中国“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由于该文的发表引发了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热潮，说清史是这股热潮的起点并不为过。而基于历史内容和史料的丰富性，清史也为论证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撑。同时，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并不只是一个历史课题，还是一个社会认识问题。在“五种社会形态论”被确立为社会发展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论证，可以合理地解释中国何以能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就此而言，对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其实深刻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现实努力。同时，这种研究也意味着对中国内部能动性的重视，从而有力反驳了自黑格尔以来流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对国内产生了巨大震动，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差距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它们往往通过拼凑历史内容的手法，对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前景表示极度悲观。因此，对历史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实现思想解放的同时，遏制不良思潮，成为严肃的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方面，清史学界做出了富有建设意义的贡献。以近三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发展趋势为坐标，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伍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以及中国近代以来追赶现代化的历程等问题，从历史角度揭示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力阐明了中国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这些探讨也带动了现代化视角在清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丰富了清史研究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清史研究的这种发展势头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共鸣。
   首先，来自清史领域的研究证明，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迟滞，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进程问题，而决不是什么文明基因问题。诸如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属于保守的“黄色文明”的说法，当然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认识。历史研究表明，大约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就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由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而在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中，清朝时期的自我封闭被认为是一个醒目因素。戴逸认为，18世纪“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罗荣渠也通过对过去三百年历史的观察，指出“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代发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显然，这种论述也为认识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历史镜鉴。
   其次，来自清史领域的研究证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业已演生出了带有现代化意味的因素，所以中国决非在先天上就与现代化绝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中国能否推进改革开放，有些人是缺乏信心的，这也是关于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结构”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的原因。这种论调当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吴承明以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进程为参照对象，指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而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也是始于16世纪”，而“16世纪以来的变迁，实即我国的现代化因素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经济领域，精神观念领域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动。如高翔就提出，“18世纪清朝社会观念领域的多元趋势，尤其是反传统思潮，体现了在盛世特殊时代背景下，知识界带近代色彩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兴起”，“可谓中国步入近代的先声”。这些论述都说明，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与西方一样具有向前发展的动力。
   最后，来自晚清史领域的研究证明，中国被卷入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国发展现代化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正如罗荣渠所说的那样，“纵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另有学者指出，就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言，晚清时期构成了第一阶段即“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而“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特点，有许多是从准备阶段开始产生的，而且将对以后的进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的确，在现代化视角的观照下，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都可以从晚清时期发现其渊源或影子。那么，深入揭示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史，系统总结中国自晚清以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经验，也就有助于深刻领会我国实施改革开放，追赶世界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从民族沉沦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

21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特别是综合国力的提升举世瞩目，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的这种表现，深深撼动了全球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实力格局。因此，要深刻阐明这种变化的深远意义，就决不能仅仅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而必须回溯到1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这就意味着，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对清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清史学界也紧紧抓住这一全新机遇，在扎实推进自身研究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和准确把握海外学界动向，为提高中国在国际学术界中的话语权作出了担当。通过这些工作，清史研究不仅能够为塑造中国新形象作出独特贡献，而且在表达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清史研究在表达文化自信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清史纂修工程所展现的国家形象与魄力。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仓促编修的《清史稿》，自成书之时起，便被广泛认为不是一部合格的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纂修一部《清史》的希望，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直到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复兴步伐的巨大进展，才终于出现了曙光。2001年，戴逸和李文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了标志性文化工程与展现国家风貌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以“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的问题，点明了编纂《清史》作为“一代之盛事、旷世之巨典”的深远意义。党和国家充分认可这一说法，遂于2002年启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时任副总理李岚清也明确指出，“编纂清史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这项工程开展十多年来，不仅大大推动了清史学科的发展，也提高了清史的社会关注度。特别是在当前人文学科遭遇全球性低潮的情况下，这一工程格外有力地彰显了中国进行基础性文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清史在表达文化自信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揭示中国发展道路的内部动力及其特质。自20世纪末起，西方社会发展陷入了乏力状态，现代性引发的许多弊端亦愈发明显。在反思西方发展模式和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从长周期来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及其内因，成为新时代的一个焦点问题。例如，高王凌提出，18世纪的中国与20世纪存在着“正面接续”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20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18世纪即已出现”。李伯重则指出，江南地区在20世纪末期“迅速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的情况，可以说是“回复到江南在19世纪初期及以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只有从长期历史变化的角度”，才能真正认识这种“江南经济奇迹”。诸如此类的论述，既表明当代中国的崛起其实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也解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说法的历史合理性。
   清史在表达文化自信方面还有一个显著表现，是对西方学术界中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进行辨识和反击。改革开放前，海外中国史研究对于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海外研究成为本土研究的重要参照，许多以清史为主题的研究成果，都成为国内的热议焦点和模仿对象。而经过多年艰苦探索后，国内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很多海外研究成果都不能单纯从学术角度来加以理解，而应该注意到其背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意识。这方面最新的事例，便是对“新清史”的认识和反思。这种首先兴起于美国学界、21世纪以来一度引发较多关注的取向，在学术突破的旗号下，其实隐含着浓厚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正如钟焓所说的那样，这种取向“最终拷问的恰恰是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究竟该如何转型的现实敏感政治问题，而其早已准备好的‘从一到多’的预设答案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性”。清史学界的这种情况表明，对海外学术思潮蕴含的意识形态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能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正确面对海外学术成果，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在历次重大时代变革发生时，清史研究都因其显著的致用性而得到了宝贵的成长契机。在清朝覆亡、民国肇建的时刻，清史研究成为合理面对历史遗产、重构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在建设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时刻，清史研究成为向广大人民群众阐明进行社会重建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清史研究成为深刻理解中国加快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背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清史研究成为坚持文化自信、反击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领域。可以肯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国家统一以及边疆、民族、宗教等重大问题上，源自清朝的历史因素仍是必须加以重视的影响因子。这就决定了，清史研究在未来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而经世致用的特质也仍是推动清史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

原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转载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