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华林甫 孙景超 赵逸才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近四十年来学术领域持续扩展，教学与研究单位数量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

一、学科体系

(一)学科理论探索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有关学科性质、任务和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基本共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既发生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争，也有人认为它是边缘学科、或者它是社会学科、甚至它是独立学科；分支学科，延展到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历史文学地理、历史地图研制编绘理论等十余个分支领域的探索。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之初主要着重于对该学科的整体性讨论，1990年以来则侧重于各个分支学科的探索，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场景。其中，侯仁之、黄盛璋、朱士光、侯甬坚等讨论活跃，其观点已成为经典。

改革开放使人文地理学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确认，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因此而得到了新的动力。1990年，谭其骧先生因势利导，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①]四十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得到蓬勃发展，开辟了一个个新的分支领域，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加强了定量分析，运用了新的方法。所以，历史地理学被认为是“一门具有高度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学科”。[②]从研究成果来衡量，历史人文地理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体。

这方面集大成的著作有两部，均由邹逸麟先生主编，即《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两部巨著，由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2013年出版。

(二)奠基之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无疑是历史地图编绘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之作。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光绪年间，包括18个图组、305幅地图、总共549页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收录了清代及其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峰、山脉、关隘、海岸、岛屿、长城、运河等约7万个地名，具有准确、精细、严谨、科学等一系列的创新。《中国历史地图集》1987年出版齐全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已取得的成就，是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侯仁之院士评价道：“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特色的一个巨大发展。应该指出，这在同类地图的制作中，也是举世无双的。”[③]蔡美彪不但回顾其编撰史、介绍其内容，而且认为：“其规模之宏大，体例之周备，内容之详赡，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如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迈入了一个新阶段。”[④]因此，这部地图集的出版还大大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全面发展的一个预兆。

因《中国历史地图集》内容仅限于疆域、政区，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先生主编，学者们开始编绘包括二十个图组、一千多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时间下限也延伸至1949年。第一册已于2012年出版，第二、第三两册不久也将面世。

历史地理学开山鼻祖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三大家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以及陈桥驿、石泉等诸先生构成了第一代学人，邹逸麟、张修桂、钮仲勋、朱士光、周振鹤等则是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他们培养的学生则为第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的学术专著和个人论文集如《顾颉刚全集》《长水集》[⑤]《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⑥]《河山集》[⑦]《<水经注>研究》[⑧]等，都已成为经典著作，也为学科奠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学科体系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理学在理论探讨、学科基本建设、学术流派发展、各个具体分支领域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初具规模。侯仁之先生认为：“《历史地理》的编辑和出版，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⑨]；另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历史地理》的创办，才使历史地理学最后摆脱了附庸的地位，其学科的独立性始为学术界所承认。[⑩]因此，谭其骧先生1989年认为：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基本形成了。[11]作为本专业学术园地的两大刊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至今已出版了128辑，《历史地理》集刊也出版了37辑。

经过三代学人的努力，以最近四十年来发表的成果而言，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学科体系，可分为五大块。（1）学科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之确定、地理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学术界多数意见认同侯仁之院士关于历史地理学科属性为地理学的观点，也公认谭其骧院士等学者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2）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历史政区地理、历代疆域盈缩、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分支。（3）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地貌、水文、气候、自然灾害、海陆变迁、植被变迁、动物分布与变迁等；但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无纯粹的自然界。（4）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传世文献，如十六部正史地理志、历代地理总志及《华夷图》《广舆图》《皇舆全览图》等舆地图；佚失和出土文献，前者如汉唐时期大量的地理类佚书，后者有如1986年天水发现的放马滩秦图、1973年长沙出土的马王堆地图等。（5）历史地图学，其中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取得最为主要成果的领域。

在学科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杜瑜、朱玲玲编的工具书《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1900-198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起了重要作用。

(四)学术组织、学术单位与学术活动

历史地理学科的学术组织，是隶属于中国地理学会的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任主任委员有侯仁之、陈桥驿、邹逸麟、葛剑雄，现任主任为吴松弟。历任专业委员会委员，覆盖了绝大多数学术单位，委员会的规模从最初的十余人扩展到现任委员有50人整。

学术单位，成立较早的有五家，新增的有十余家。较早的五家单位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目前，复旦大学仍然是人数最多、学术力量最强、成果最丰富的历史地理学专业单位，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业已撤销。新增的十多家机构，分布在武汉大学、暨南大学、西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等。

在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协调下，至今已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十八次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学术年会（详见下图[12]），还有一些小型的专题研讨会，对促进学界交流、丰富学术成果、提升学科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传统学术领域发扬光大

(一)历史人文地理

1.历史疆域研究

对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研究，具有悠久传统。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以地图形式表现中国历史疆域政区的权威成果。谭其骧提出了“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13] 这一著名论断，即著名的“历史中国”学说，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研究所）是这一领域的学术重镇。其成果主要有：马大正总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含《中国边疆经略史》《东北通史》《中国海疆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西域通史》《北疆通史》7部著作)，是关于边疆研究的基础性总论；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详尽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专著，也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近代边界变迁的集大成之作。

具体研究方面：对于中朝边界的研究，主要有杨昭全、陈慧、李花子等人的成果[14]；对于西南边界的研究，主要有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中俄边界方面，主要有刘远图、刘家磊等的研究[15]，一度成为学界热点的“常凯申”事件也产生于这一领域[16]。同时，樊明方对唐努乌梁海、朱昭华等对中缅边界等问题均有研究[17]，杨公素、吕昭义、房建昌等对中印边界和李国强、孙宏年等对中越边界的研究，也颇值得称道。陈维新利用庋藏于台北故宫的晚清边界条约与地图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亦具参考价值。

传统陆地边界研究外，海疆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总体性成果主要有安京、张耀光、张炜和方堃等人的著作。南海诸岛问题，主要有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韩振华著《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刘南威著《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还有李金明、李国强的重要成果，近年来对于民间文献《更路簿》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对于钓鱼岛，功力最深者当推郑海麟著《钓鱼台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吴天颖、鞠德源、谢必震、张海鹏等也有重要成果[18]；日本学者井上清所著《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一书被翻译引入（贾俊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影响较大。

边疆研究一直较为兴盛，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现实问题的制约，其研究仍有继续深化、扩展的必要与可能。

2.历史政区与地名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渊源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基础深厚，成果丰硕。《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要内容，即是表现历代疆域之内的政区。周振鹤著《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第一部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成果。此后，靳润成对明朝总督巡抚辖区、李晓杰对东汉政区、胡阿祥对六朝疆域与政区、后晓荣对秦代政区、马孟龙对西汉侯国、胡恒对清朝县以下区划等问题研究较深。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016年出版，2017年修订版），共计13卷18册，是第一部大型的行政区划通史，也是继《中国历史地图集》后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若以地域为单元，石泉开创了古代荆楚地理研究，考辨精深而自成体系（氏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及其《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2004年版），徐少华、陈伟、鲁西奇、晏昌贵等在继承中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史念海对黄土高原、邹逸麟对黄淮海平原、孙进己与冯季昌对东北地区、李并成对河西走廊、张步天对洞庭湖平原、蓝勇对长江三峡等地均有较深入研究，其中都包含了对相关地域政区沿革的考证复原。

对于历代政区变化规律的探讨中，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与《范式的转换：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的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二文，提出了研究范式转化的问题，对行政区划史的概念、术语予以了界定。周振鹤提出了历代政区边界划分中“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大原则，郭声波《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对历史政区中横向的圈层结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对于行政区划层级的变化，周振鹤、华林甫先后提出“两千年三循环说”[19]和“两千五百年两大循环说”[20]，具有理论总结的重要意义。

政区地理的研究与现实关系密切，张文范主编《中国省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汇集了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对省制问题的讨论；综论性著作有刘君德等编著《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华林甫等著《中国省制演进与未来》（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是讨论古今行省制度的专题性著作。

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与历史地名研究密不可分。相关研究主要有徐兆奎著《历史地理与地名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孙冬虎等编著《中国地名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等。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初版，2017年增订本）是迄今收录历史地名最全面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其他还有戴均良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等。

同时，有一批政区地理资料整理成果问世，如谭其骧主编的“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辽史地理志汇释》《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宋史地理志汇释》《汉书地理志汇释》《宋书州郡志汇释》《续汉书郡国志汇释》等。另有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与《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等。王仲荦著《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施和金撰《北齐地理志》（中华书局2008年版）两书出版，标志着清代乾嘉以来补撰正史地理志的工作已填满了所有朝代。

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多为断代研究，通论性的著作较少，尤其是对于行政区划制度的通代研究（如郡、县、州、府、路、军、监、厅等），以及政区要素中的边界、幅员、等第、治所等问题研究，尚有待加强。

3.历史城市地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展迅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得到了巨大发展。侯仁之先生的博士论文[21]（已由邓辉等翻译成中文《北平历史地理》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是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性成果。通论性著作有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孝聪著《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断代和地域性研究成果中，褚绍唐对上海、侯仁之与尹钧科等对北京、韩光辉对宋辽金元建制城市、吴宏岐对西安、孙靖国对桑干河流域城市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古都与市镇研究。对于古都学研究及古都的认定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六大古都”到“七大古都”的演变，但社会上曾流传有八大、九大乃至十大古都等说法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主要成果有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中)（《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3期）、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1985年）和史念海著《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叶骁军和杨宽着重于历代的都城制度研究，朱士光、叶骁军与丁海斌等人关注了古代的陪都城市，丁超着重研究元代京畿（上都与大都）。作为大众普及读物，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与《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5年重印）、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赵永复编著《十大古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亦有相当影响。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一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五大古都的定位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总结意义。另有学者提出了“后都城时代”的概念并做了相关研究，值得借鉴。

市镇是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发展的特殊形态，尤以江南地区为著。较早的成果有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后来樊树志、包伟民、范毅军等均有重要成果[22]。傅宗文研究宋代草市镇，任放等人关注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王庆成、许檀、熊亚平、刘景纯等对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的城镇进行了研究[23]。市镇研究是由资本主义萌芽宏大命题引申出来的实证研究典范，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方向。

总体来看，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既有传统基础，又有现实关怀，成果丰硕。但多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探讨仍较为缺乏。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创立了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施坚雅模式”，在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国内研究中，成一农著《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任放著《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对此有所讨论。

4.历史经济地理

经济为国计民生之本，历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点。史念海先生著《河山集（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开创了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创立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团队成果丰富。1993年至2002年，共计出版历史农业地理研究成果15种（断代3部，区域12部）。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萧正洪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总结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环境与技术的关系，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对该领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对于农业地理的其他部门研究中，邹逸麟对蚕桑业、华林甫对唐代的粟麦稻、韩茂莉对宋代的麦桑麻、曹树基对清代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均有研究，王建革等人则关注了清代以来内蒙古与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松弟、戴鞍钢等从探讨港口－腹地关系入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变迁。这一研究始于戴鞍钢著《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吴松弟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为总结，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自东向西，由边向内”的空间演变过程。

理论探讨方面，邹逸麟《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提出了划分古代经济区的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个标准；王尚义、张萍等人对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24]

历史经济地理的成果丰富，但其各个分支的发展仍不平衡，即使最为成熟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内容也未能涵盖大农业（农林牧副渔）的范围，其他分支的发展也有待成熟。

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要素，近四十年来出现了较多的成果。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国内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著作。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翻译引入后[25]，产生了较大影响。断代人口地理研究中以唐代人口研究最盛，先后有翁俊雄、冻国栋、费省等人的多部专著问世[26]。地域性研究中，韩光辉对北京、薛平拴对陕西、路伟东对清代陕甘的人口地理问题有深入探讨。

移民是人口地理的重要内容。谭其骧、周振鹤等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移民事件（晋永嘉丧乱、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变）。总论性研究以葛剑雄主编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影响最大；区域性与断代性研究，主要有张国雄对两湖地区、陆韧对云南、安介生对山西、牛建强对明代、蓝勇与黄权生对“湖广填四川”等研究成果。

按朝代、地域、要素汇编历史人口数据资料方面，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颇获好评（曾多次重印），但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则受訾议。[27]

进入21世纪以来，与人口和移民相关的政治史、经济史、环境史、社会文化史等研究依然兴盛，研究空间依然广阔。

5.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

军事地理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其研究也相当可观。史念海著《河山集（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主要收录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论文。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12辑，1995年）与金麟《中国近现代战争的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15辑，1998年），分别统计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战争的时空分布与变化过程。施和金点校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军事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是第一部系统完整反映中国战争发展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宋杰、饶胜文、胡阿祥、程龙等对地理环境与军事战争战略关系做了有益探讨[28]。其他研究以考证战争地点为主，如邹逸麟对垓下之战，辛德勇对巨鹿之战与垓下之战，张修桂对赤壁之战，靳生禾对山西古战场等均有深入研究。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主要研究成果有张维华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景爱著《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凤凰出版社与中国长城学会合作推出的10卷本《中国长城志》（凤凰科技出版社2017年版）等。

交通与军事关系密切，相关研究成果亦很丰富，主要有章巽著《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严耕望撰《唐代交通图考》（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简体字版）、杨正泰著《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2006年增订本）、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7年版）、曹家齐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等。

运河和丝绸之路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通道，并由此延伸出水利、漕运、驿路、航海等研究。相关研究中，史念海、黄盛璋、姚汉源、陈桥驿、蓝勇等均有重要成果。随着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这一研究将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6.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研究热潮而兴起。其包含的领域众多，内容广泛。周振鹤、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该领域的拓荒之作，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综论性的研究以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为代表，其他还有唐晓峰、赵世瑜、王会昌、王恩涌等人的著作[29]。王振忠策划过《区域人群文化》丛书。区域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司徒尚纪对广东、蓝勇对西南地区、王振忠对徽州、张伟然对湖南湖北、张晓虹对陕西、林拓对福建、李智君对河陇、朱海滨对浙江等地的研究。[30]

宗教地理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佛教地理研究的成果尤为突出，主要有严耕望、辛德勇、李映辉、介永强、王开队、杨发鹏等，其成果或分以时段，或定以地域。文学地理的研究成果亦有涌现，主要有曾大兴对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胡阿祥对魏晋本土文学地理、张伟然对中古文学地理意象的研究等。

总的来看，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研究指标的选取、文化区域的划分原则等仍有待于完善，研究内容上各分支的发展欠平衡，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二)历史自然地理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主要包括历史气候变化、历史地貌与水文演变以及历史植物与动物演变研究，是历史地理学中与现代学科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分支。这一研究奠基于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并涌现出《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邹逸麟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综合性研究。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专著，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主要成果；后者为前者的增订版，对原书各部分的内容均有较大增补，反映了1982年以后三十多年的研究发展状况。

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中，龚高法、张丕远、葛全胜、方修琦、满志敏、杨煜达等对历史气候变化的资料、方法等做了新的探索，并对竺可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新的修订与扩展，使这一研究分支日益成熟。[31]

历史地貌学研究的综合性成果有曾昭璇、曾宪珊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其他如侯仁之、王北辰、李并成、景爱等对沙漠的研究，谭其骧、史念海、邹逸麟、钮仲勋等对黄河与运河的研究，曾昭璇等对珠江的研究，张修桂对洞庭湖、荆江、崇明岛的研究，韩昭庆对黄淮关系的研究等等，均已经非常深入。

动植物变迁方面的研究，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代表。文焕然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何业恒的研究主要涉及珍稀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以及中国虎、中国熊等。随着现实环境恶化问题的显现，作为环境变化重要指标的动植物变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如曹志红研究了历史时期中国虎的地理分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曹树基、李玉尚等人则从传染病与人口史的角度，探讨了微生物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对明清以来人口及社会的影响。

对传世自然地理文献的研究，以陈桥驿对《水经注》的研究最为突出，并初步开创了“郦学”。随着GIS、遥感等现代技术的运用，相关研究的精确度日益提高，如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在重写《水经注疏》与重绘《水经注图》方面已取得重要成果。

(三) 古地图与历史地图

地图是历史地理信息的综合反映，对地图的研究主要包含古地图收集整理与历史地图编绘两个学术领域。古地图研究属于古籍整理研究的范畴，历史地图则是今人依照历史资料而编绘的现代地图。

在古地图收集与整理方面，曹婉如等编三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文物出版社1990—1997年版）是学术精品，汪前进等编《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钟翀主编《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等成就卓著。王自强主编、影印的古地图，有两个系列，一是《中国古地图辑录》[32]，二是《清代地图集汇编》[33]，内容最为丰富。由于收藏单位开放受限，一些学者将视野扩大至国外，李孝聪、林天人、华林甫等将庋藏在欧美等地的中国古地图向国内译介、整理、出版，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便利。[34]

地图学史研究方面，综合性的成果主要有陈正祥著《中国地图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卢良志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喻沧、廖克编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2010年版）等，美国学者余定国所著《中国地图学史》被翻译引入后（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传统科技史导向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产生了冲击，引发国内学者的热烈讨论，主要成果有成一农著《“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具体研究方面，主要有汪前进对古代地图的投影方式，韩昭庆、丁超等对“制图六体”等问题的探讨。

历史地图的编绘，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最为突出。在这一经典著作的带动下，陆续涌现的成果有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初集，1997年第二册，2008年第三册，2013年文津出版社全三册）、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等，其他如四川、广东、上海、山西、福建、天津、山东、长江三峡、重庆、陕西等地的历史地图集业已出版，广西、西藏、安徽等省的历史地图集亦有学者从事研制。地域性成果之外，第一部断代历史地图集《清史地图集》已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完工。以上历史地图集，皆以人文地理内容为主。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地图集，主要有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国家地震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6—1991年版）等。

历史地图编绘与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新兴分支，学术活动日益频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未来将有较大发展。

三、新手段、新方法、新领域

历史地理学能够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具有强大的更新能力，善于从相关学科中汲取新鲜养分，采纳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近四十年，以世纪之交作为分水岭，前后两段时期都体现出学科发展之“新”：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20余年，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站稳了脚跟，历史人文地理空前发展，研究门类大大丰富，开始了对新手段、新方法、新技术的实践与探索；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新技术（GIS、RS、GPS）在历史地理学中的运用更加广泛，一些新的学科理念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拓展，历史地理学焕发出新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最先开始了对新手段、新方法的实践，现代地理学重视田野调查、自然证据和建模分析的方法迅速拓展到历史地理学领域，孢粉、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物、冰芯等自然证据的采集与分析，愈发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视。在历史气候研究中，施雅风等对中国全新世大温暖期的探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满志敏对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历史地理》第8辑）、张德二关于中世纪暖期的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郑景云等对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等，均在研究手段、结论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龚高法、张丕远等还对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归纳（《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进入21世纪，历史气候研究开拓了更新的思路，更注重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例如：葛全胜等利用孢粉、石笋、湖泊沉积物，结合历史文献资料，通过一系列研究重建了中国历史气温变化的序列，并对其变化规律进行了集成分析；张德二等采用多因子回归方法，利用故宫晴雨录资料重建了清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高分辨率的降水序列；杨煜达从亚洲的整体环境研究清代云南的季风气候与大气灾害等。

在历史地貌与水文研究中，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邹逸麟等前辈学者几乎将历史文献资料的利用发挥到极致，为历史黄河、沙漠、黄土高原、海岸线的复原奠定了基石。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放缓，随着GIS、RS技术的引入，历史地貌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如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利用古地图、文献等传统史料，加之遥感数据、GIS手段，重建了新的北宋时期的黄河京东故道，大大提高了历史河流地貌研究的精度；潘威、满志敏在GIS方法的支持下，重建了长江口南支冲淤状况（1861—1953年）和青浦区河网密度变化（1915—1978年），展现了空间模型在构建区域变化过程中的作用。

可见，近四十年来，历史学、地理学、统计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方法已逐渐融汇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有关重大气候事件、自然灾害的社会响应、人地关系问题的探讨还可能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新手段、新方法的引入，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三个新特点：（1）研究结论所呈现的精度、分辨率越来越高，可视化越来越强；（2）研究的时间断限越来越细化，空间指向越来越明确，地域性明显加强；（3）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度显著提升，与人文性并重，充分体现了历史地理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特质。

21世纪以来计算机的普及、数据库、GIS等新技术的普遍推广，使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方兴未艾。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了相关实验室以响应历史地理学对新技术的需求，如复旦大学历史空间综合分析实验室、陕西师大西北研究院GIS实验室、暨南大学历史地理信息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清史”实验室等。2000年，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启动，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台湾学界对历史地理信息化的探索也卓有成效，中研院开发的“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架构”平台（CCTS）始于1996年，包含基本空间数据、WebGIS 整合应用环境以及主题化的属性数据三大部分，整合了大量历史文献、古地图、遥感影像和田野考察数据等，为地理信息技术与历史研究搭建了桥梁。另外，还有王均提出建设陕西省资源环境本底数据库、张萍牵头建设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为历史资料的整理与保存提供了新途径，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便利。历史地理学领域新技术的发展，为“数字人文”注入了巨大活力。陈刚指出，历史地理信息化已经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主力军（《“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历史地理信息化在十余年的发展中可谓进步迅速、成绩斐然，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 的运用大部分仍停留在数据生成和定性描述阶段，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有差距。如何充分凸显和发挥GIS空间分析的功能，实现与相邻学科的交叉与衔接，发挥历史地理学的应用价值，应该是历史地理信息化前进的方向。

历史地理学向来注重应用价值，谭其骧等老一辈学人的一系列文章与言论对当时的国家疆域、民族关系、行政区划、河道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都有指导性意义。21世纪以来，诸多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例如，邹逸麟对我国历史时期灾害时空变化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揭示（《“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龚胜生对历史疫灾地理的系统分析（《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华林甫提倡政区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实现古今无缝对接（《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蓝勇对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与环境的研究（《近两千年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吴松弟提出的“港口—腹地”模式及其对近代经济地理的探索等，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现实关怀。随着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和新领域的拓展，新时代环境治理、灾害防范、政区改革等现实领域，历史地理学界将完全有能力贡献更多智慧。

四、结语

尽管目前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方兴未艾，蒸蒸日上，但同时也应该处理好与地方史、与环境史等学术领域的关系，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研究当中也会涉及到地理要素或者地域内容。严格意义上来说，地方史、环境史等领域都是专门史，不是历史地理学，但与历史地理研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味排斥诚不可取，但画上等号也欠科学。

传统文史研究获取史料的手段，在21世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学术的核心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传统史料在“数字人文”时代已大多可通过检索手段获取，历史地理信息化也为学术研究可视化、多元化提供路径，但任何先进的技术都应基于翔实的资料和客观的分析，传统考据、实证研究的方法仍不可弱化，以避免历史地理研究误入空心化的歧途。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为国家建设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重大贡献。所以，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企盼，历史地理学在新时代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将大有可为！

本文原刊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98-218页。

注释从略。引用请务必参考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