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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1][1]南巡，这个被乾隆帝视为关系帝国整体战略的重大事件，这个被民间津津乐道的传奇，在学术界却鲜有人系统研究，直到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Chang）[1][2]《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680-1785》一书推出。如果说2005年濮德培（Peter Purdue）《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出版，是积数年之功力于一书，对康乾时期西北用兵准噶尔，即“西师”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全新的解读的话，而张勉治此作的推出则表明美国学界对关系清朝战略的两件大事的研究宣告完成。
研究清史，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崛起于东北一隅的、人口只有二十多万的满族，如何能够问鼎中原，并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特别是构建18世纪的盛世辉煌？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汉化”曾一直是研究清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和主流的视角，把满族的成功、清朝的繁盛定位于对汉文化的倾慕与广泛接受，以获得汉族士人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构建了王朝的合法性，并造就康乾盛世。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或“新清帝国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观念犹如17世纪的满族迅速崛起，新著迭出，风靡一时，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认同、满族特色等诸多“内陆亚洲”因素带进清史学界，全面反思满族何以成功、清朝统治的性质等问题，解构和修正汉化观和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清史研究。正如岸本美绪的评论，17、18世纪的近世国家都要考虑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16世纪遗留下来的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1][3]张勉治此书也是在这种学术背景的深刻影响下、历十年之磨砺而终于推出的。
（一）“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概念的提出
该书的宗旨在于把清代皇帝从1680到1785年持续不断的南巡活动，看作对“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和宣扬，是具有鲜明满洲特色的政治文化，包含着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构建和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的良苦用心，而不仅仅是对汉文化的接受。
“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是作者在书中的核心概念。对满族人来说，他们用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民族的（Ethnic），即对满族质朴、武艺等特质的坚持和弘扬，特别是对马上治天下政治观念的发挥；其次是宗室的（Dynastic），强调八旗组织和政府官僚对爱新觉罗家族及皇帝本人的尊崇和效忠。在此基础上大力宣扬“满族至上主义”（Exceptionalism），即在清帝国中，将满族人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将一切成功归于满人，而非其他民族，强调民族认同和满族人的优越地位。
作者在书中指出，清朝皇帝“民族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南巡过程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和展示。当帝国面临的诸多重大事务和矛盾纷纷在南巡这个平台上粉墨登场时，英明的皇帝用他们“民族宗室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毫不动摇的思想主线，将这些事务与矛盾一一串起。南巡途中的喜怒哀乐、生杀予夺，无不根源于此。作者正是循着这个主线，对巡幸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为本身、乾隆南巡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人交往，以及御制诗写作、南巡的社会反响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治河、武备、西师、江南士商活动、文狱等诸多影响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矛盾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虽述南巡，却及其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景式的、整体的描述跃然纸上。
作者的这一概念根源于韦伯的“世袭君主官僚制”。[1][4]张勉治用这一概念来解释18世纪清朝政治文化的特点，即无论是军人、商人或博学鸿儒，都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统治者要求他们对其个人忠诚、效忠，最终要把所有有自我主体价值的官员变成奴性十足的仆人。然而作者也认为韦伯忽略了民族性的因素。他认为民族性对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非常重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是为了建构群体的共同信仰，是建立和维系世袭统治的基础。民族认同的语境和象征一直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世袭统治历史形成过程中基本要素的构建。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入关前对八旗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将其“世袭家族化”的过程，相对于其军事性而言，纪律性和政治立场更重要。以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野为标志，八旗成为“国中之国”。在1730-1740年代，在完成“国中之国”意识形态和制度化的控制之后，清朝统治者又将这种统治扩展到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府。因为与可信赖的集团联盟保持凝聚力和纪律，对清的统治来说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康雍乾三帝概莫能外。实现政治合法性需要两大基本要素，一方面表现出对汉人政治文化标准和社会利益的包容性，以扼制由商业化和地方精英带来的去中心化倾向（decentralization）。另一方面，他继续强调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特权和满洲统治的军事基础。清朝皇帝在1740和1750年代对巡幸制度的复兴是这种历史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的需要。
然而，乾隆以后南巡终结，在作者看来，清朝的这种“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强势也难以为继。和珅倒台后，嘉庆帝急需以来汉人士大夫去清理其余党，自此以后，汉族士人的势力日渐高涨。当嘉庆帝与臣下讨论南巡时，受到汉族大臣吴熊光的劝谏，而皇帝此时已经没有了当初康熙的迂回策略，也没有了乾隆的大张旗鼓，嘉庆帝的出巡只能局限于北方或长城以北，他和以后的皇帝都已无法也无力再用那种民族世袭统治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汉人。这反映了官僚体制对巡幸制度的反对，以及对民族世袭特权的限制。在历史叙述方面，也从此开始把乾隆南巡定位于君主挥霍无度的一种行为。与18世纪相比，官僚和君主的角色发生很大转变，就巡幸而言，无论其合法程度还是地理范围都大大降低。民族主义在朝着远离“满人至上”的方向迅速发展着。
（二）南巡：清朝统治意识形态的展示
1、解读历史上的巡幸
巡幸是对中国历史上皇帝离开首都出外活动的总称，包括巡视地方、祭祀天地、御驾亲征等各种活动，带有很强的军事活动色彩。作者剖析了“巡幸”这种政治活动的历史内涵。在作者笔下，巡幸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包含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活动，对巡幸的态度往往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现。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对巡幸的理解有两种思想渊源，一种是汉族儒家思想的解释，另一种是北方民族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解和演绎。
作者对巡幸内涵的探讨追溯到三代时期。那时的天子巡幸，包括打猎和军事远征，多为一种军事活动，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权威，保证诸侯国效忠天子，维系封建制度。到战国时期，随着“士”这个特殊阶层的出现，特别是经过儒学著作如《孟子》的解释，“天子非展义不巡守”，怀柔远人，崇尚“王道”的思想被注入其中，使之成为具有更多礼制内容和文治色彩的概念。自秦汉至隋唐，随着官僚体制越来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巡幸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击。例如，隋炀帝曾说，南方各政权如南唐等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那些君主整日晏处深宫，对民间疾苦毫不知情。然而，随着隋朝二世而亡，隋炀帝被刻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反面教材，他的一切行为，包括巡幸各地也自然成为后世政权口诛笔伐的对象。而且，科举制度之下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制总是想把皇帝的巡幸活动限制在符合礼制、彰显仁政的范围之内，把皇权的运行限制在理性范围之内。一旦他们认为皇帝巡幸有悖民生，更重要的是有违官僚的利益，他们就会以不符合礼仪和仁政为由劝谏皇帝停止巡幸。而至两宋，巡行的合法性更是大打折扣。鉴于唐代武人作乱，宋代自太祖始就一直致力于削弱武将、以文御武的政治变革。通过科举考试，士人文官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特别是在南宋时期，虽然王朝偏安一隅，北患未消，但是南宋君臣还是倾向于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武力和军事为士人所不齿。劝谏巡幸被看作士大夫张扬主体精神主要方式，也是官僚对自己特权和利益的维护。从苏轼到南宋著名太学生刘黼，他们甚至认为唐朝的衰落和灭亡都是因为皇帝巡幸太多。皇帝巡幸已被看作“百无是处”之举。所以由隋唐至两宋，对巡幸制度态度的转变本身就代表着政治文化的转向。明代成祖时期迁都北京，确立了南、北两京制度，而且成祖朱棣本人就是一个“马上皇帝”。他一生戎马，先后五次出击蒙古。在他周围既有由士大夫组成官僚体制，对他的频繁巡幸颇有微词；同时他又有一套由太监和军事将领组成的官员系统在忠实地执行他巡幸的命令。然而在成祖以后，随着强大的文人官僚逐渐占据上风，皇帝巡幸再次被定位为悖离礼法的行为。尤其在正德皇帝的几次荒唐闹剧般的巡幸后，在强大的官僚文人的前仆后继的阻击下，明代的皇帝们再也找不到出巡的理由，他们再也没有出过北京城，甚至紫禁城。
巡幸的另外一种思想渊源是北方民族王朝的演绎。在他们那里，皇帝巡幸不仅被描述成为古代圣贤仁政的一部分，而且也被解释成为部落首领具有民族特质的季节性巡幸行为。无论是契丹辽、女真金，还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皇帝们保留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巡幸习俗。他们每年春末离开中原，北上草原去过夏天，在农历九月的时候再回到中原。效力于元朝的汉族士人仍然在用和南方士人一样的理由劝谏皇帝，但在强烈的民族习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族的皇帝依然按季节巡狩于两个都城之间。作者认为，汉族士大夫和少数民族皇帝之间对是否应该巡幸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汉族传统的“贤王”仁政统治和少数民族“民族宗室统治”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无论金世宗还是蒙元诸帝，对本民族特质的坚持和保留，大大超过他们对“汉化”的追求。
作者通过对巡幸制度历史脉络的勾勒是要表明，巡行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是一种包含深刻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显然，以前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资源都将作用于清代，在此背景下在17世纪入主中原的新主——满族人，也必须对巡幸表明态度，以亮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整合不同的政治思想。
2、进入江南的马上王朝：南巡、武备与西师
清朝康、乾二帝平均每年巡幸2-3次，次数之多，范围之广，非是历代一般君主所能比拟，可以说将帝王巡幸制度推向一个顶峰。但在应对汉人士大夫的劝谏上，两个皇帝策略不同。在书中可以看到，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来应付汉族士人的“文化霸权”、协调满汉之间不同的政治理念。他最早的巡幸计划曾受到以理学名臣熊赐履为首汉族官员的谏止，熊赐履认为康熙巡幸塞外不但皇帝本身安全是个问题，军兵和百姓也必然受扰，向祖上表示孝道的太庙祭祀也将无法按期进行，更主要有可能重蹈明代正统和正德皇帝的覆辙。而且熊赐履建议成立一个起居注机构，由正直的儒学大臣负责记录皇帝每天的活动。这表明汉族儒学大臣还是在努力以传统政治观念来规范皇帝的巡幸活动。康熙帝显然不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汉族士大夫发生正面的冲突，面对这种高屋建瓴的劝谏，他取消了此次巡幸计划，三年后起居注机构也得以成立。有了这次事件，康熙帝在巡幸事情上变得格外小心，但他没有放弃巡幸的观念。1671年康熙帝第一次东巡盛京，理由是向祖宗宣告一统华夏大业之完成，完成皇考顺治帝未了之心愿，这种理由有着明显的“孝”的理念。1680年代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又以同样的理由他先后到沈阳、山西五台山和塞北巡视。然而，在每次巡幸的实际活动中，尤其在长城以北，康熙帝沿途之上总是不断视察各地军队，率领满族军队进行围猎活动，频频接见蒙古各部首领，根本目的是以此强化对清语、骑射等被视为“家法”的满洲风俗的认同，也因此才有著名的避暑山庄行宫的筹建。当初被熊赐履谏止的巡行，后来都借着“法祖”旗帜巧妙地得以实现，并取得汉族士人对认同，至少让他们无话可说。1684年秋天，康熙帝又宣布要东巡泰山，像舜等人一样将平定“三藩”内乱之事祭告天地。可事后他没回北京，而是宣布南下视察黄河水利，从山东直奔江南，拉开了他六巡江南的序幕。
与康熙“绕着走”不同的是，乾隆帝将巡幸的理论发挥得更加完善，更加体系化，而且从不放弃与汉族士人在思想战线上大张旗鼓的正面斗争。他近则事事仿效其祖父，远则多宗11世纪时的那位坚持女真风俗、拒绝汉化金世宗。乾隆认为天子应该通过巡幸来实现“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不应晏处宫中、耽于逸乐。宋明清士人等都以隋炀帝、明武宗等为例，以“勿逸乐”来反对皇帝巡幸，而乾隆则以明代后期嘉庆、万历皇帝数十年不出宫、不上朝为由，将古人所强调的“勿逸乐”这一原则做了相反的解释。乾隆帝的这些观念还从他对元顺帝的评价中表现出来。1335年元顺帝在汉族大臣的反对下放弃了北巡塞外的计划，乾隆认为这种做法恰恰是像汉人一样贪图安逸，而且放弃了对蒙古族本身的民族特质，也削弱了民族特权。而且，其祖父康熙帝频繁巡幸本身成为乾隆帝“法祖”巡幸的根据。实际上，乾隆帝是在将以往北方民族政权主张保持民族特质、推行民族统治的理念注入其中。1758年，在用兵西北准噶尔之前，御史孙灏上疏反对乾隆巡视塞外索岳勒济山的计划，理由是路途遥远，道路艰辛，皇帝安全亦是个大问题，且花费巨大，并言及南巡是皇帝贪恋江南景色、贪图安逸。此时的乾隆帝专门发布上谕，不惜笔墨地对此一一批驳。他认为不怕艰辛，锻炼纪律和毅力，恰恰是八旗军队应有的品质，是满族人的家法；而借此加强武备对积极到来的西北战事具有战略意义；至于安全，更不是问题，因为蒙古地区皆为满蒙子孙驻守，如何会不安全？乾隆帝不仅批判汉族士人的理念，而且通过对南巡的躬行不辍，大张旗鼓地来宣扬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即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以抗衡儒家观念。这是乾隆帝比其祖父更进一步的地方。
乾隆皇帝还非常注重对“孝道”的借用。乾隆巡幸，无论六下江南还是数出塞北，大多“奉太后出巡”。作者认为乾隆此举有两重用心，首先，掩盖他本人对江南美景的留恋，避免被汉族士人指责其像隋炀帝等人一样，耽于逸乐。其次，太后随行，意味着他要履行每天向太后请安的满洲风俗，而且要聆听太后关于不可怠惰、要勤于政事、加强纪律的这种具有满洲家法特色的教诲。这样就不仅可以高举孝道旗帜，而且在向汉族士人演示什么是满族的孝道，什么是满州家法。
所以，从康熙到乾隆，祖孙二人不断南巡的目的在于前后相继地通过巡幸整合意识形态。作者认为，他们建立的王朝本来就充满意识形态矛盾：文官和武将之间、君主和官僚之间、北方和南方之间、汉人和“蛮族”之间。清代的皇帝们则借助巡幸这个平台，既要高举“法祖”旗帜，又要把“孝道”赋予“法祖”和恪守家法的内涵，使巡幸成为展示满族意识形态和加强满族精英特权的一种行为，贯彻其勤政、勿逸、毅力、纪律等具有满族特质的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对汉人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深刻地改造，并使两者达到平衡。可以说巡幸将被清代统治者当作维系意识形态平衡的完美手段。
在汉化观下，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乾隆南巡注重的是对汉族文人怀柔与拉拢，是对中国文化重心、经济重心的重视，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文化霸权、经济霸权的认可，是他们接受汉文化、倾向汉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然而，在张勉治笔下，乾隆帝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并非被动，而是带着满族人的意识形态高调南巡，是要汉人接受满族至上主义的理念，是把内陆亚洲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的行为，带着把整个帝国军政事务糅合在一起的良苦用心。
带着这种理念的出巡将是一种什么景观？是铺天盖地的满族特色，是一个把朝廷置在马背上的行为。以往我们对乾隆南巡的关注主要在时间、地点和政治活动上，至于那些人员和机构负责筹备南巡事务，皇帝沿途怎么住、怎么行进，却少有人述及，而在本书中作者对这些细节着以大量笔墨，以更加具体地揭示巡幸活动的满族特色。
作者认为清帝南巡属于“旗人的事务”。首先，为皇帝筹备南巡的人员为钦定的满洲和蒙古高级官员，由他们组成一个“总理行营处”，全权负责南巡各项事务的统筹，包括道路勘查、营帐安设、军队指挥等，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其次，南巡完全按照满族围猎的规制来安排一切，一路之上皇帝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住在营帐之中，八旗各部随扈人员的营帐均与皇帝巡幸塞北时规制无异。所以作者认为南巡活动实际上是极具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活动，是清朝在内陆亚洲统治方式在江南地区的再现。可以想象，当乾隆帝率领盔甲鲜明、万马嘶鸣的八旗士兵出现在江南的青山秀水之间时，当军旗飘扬、按围猎之制排列的八旗军队驻扎在扬州、杭州、南京这些汉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周围时，那种强烈的文化差异怎能不跃然于视觉效果之上？那时，可能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个马背上的朝廷，一个充满着异族特点的王朝。所以，当清帝一次又一次巡视江南时，也意味着满族风格一次又一次涌入江南地区汉族士商精英的心中。
对于各省而言，清帝南巡事务马虎不得，他们要全力以赴的配合总理营务处办好南巡的各项供给工作。在乾隆帝带着八旗子弟莅临江南时，下令蠲免沿途各省的赋税和江南地区全年的赋税，同时又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运至江南地区，供沿途之用，以免南巡侵扰地方百姓生活，影响其生计。至于各省官员则似乎更是不辞辛苦地落实皇帝的仁政。乾隆帝在南巡之后还专门派出官员调查民间的反应，尽管这些官员也众口一词地告诉乾隆帝百姓是如何欢迎乾隆南巡，如何沾其恩泽。然而一些蛛丝马迹的现象还是让乾隆感到民间诸多负面的反应，特别是一本在民间流传很久的《南巡录》在四川的发现，它记载了自1740年代就开始筹备的乾隆南巡，暴露出那个时代所蕴藏的巨大社会会危机的冰山一角。深邃的意识形态背景决定了乾隆南巡将面对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
这样，在乾隆南巡的18世纪中期，中国最富庶的这几个省被紧密地纳入南巡这种军事活动，以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清帝国在内陆亚洲的军事活动中。正是这种源自内陆亚洲的意识形态，让作者能够在第四章通过乾隆皇帝对八旗军事和武备的重视，发现和揭示“南巡”、“西事”帝国的这两大战略之间的内在具体关系，把镜头从风景秀丽的江南拉向战事犹酣的西北大漠。也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忧虑让我们看到，乾隆帝身在江南，却心系西北，从最初对西北战事不利的焦虑到后来自豪的胜利主义，内陆亚洲局势的变化一直影响着乾隆帝在江南的所作所为。
如何理解乾隆南巡时对八旗武备的重视？作者认为乾隆帝一直极力鼓吹对武备和军事的重视，是因为他坚信马上治天下的必要性。乾隆帝对中国传统的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不以为然。他认为历代王朝最终失国都是因为王朝的最后统治着失去了军事优势。对满族人来说，生而为战士是其重要信条，八旗的战斗力和纪律是他们立国的根本。这是他到江南时要展示给汉族精英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但南巡之初八旗武备之弱让他最为焦虑。
八旗军队的武备松弛和战斗力衰落，自康熙时期已见端倪，这种军事危机在乾隆早期（1730-1740年代）仍在持续，年轻的乾隆皇帝自即位伊始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加强木兰秋狝制度，又责令各省督抚、将军限期改进，甚至通过人事手段把各省督抚换成旗人，并派军机大臣讷亲到各省巡视。但这一切都收效甚微，第一次金川战役中清军的无能非常明确的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前两次南巡时的乾隆是处于对军事危机的焦虑之中的。这不仅有西北战事最初局势不明朗的原因，而且在乾隆看来，八旗衰落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且是个意识形态问题，渐染汉俗的八旗子弟在逐渐丧失对满族的民族认同。从这层意义上讲，南巡不仅要促进八旗武备，而且要以此加强满族价值观。
乾隆帝似乎也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是不断地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马上皇帝。他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命令，包括八旗军事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每逢巡幸，无论是在热河围猎，还是在南巡时进入苏州城，他总是骑在马上。乾隆帝还一再宣称自己擅长射箭，甚至表演给朝臣及各省官员看，它是满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和符号。他想以此表明他是个马上皇帝，告诫满族人不要忘记节俭、简约的艰苦生活和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也正是从军事角度，作者构建了“南巡”和“西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身在江南的乾隆帝一直牵挂着西北战事。自康熙时期一直到乾隆时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与准噶尔之间长期的拉锯战是康雍乾三帝最为揪心的事情，如果八旗武备如此之松弛，那平定准部、完成对内陆亚洲控制的大业将难以想象。另外，乾隆在1750年代的两次南巡也是在为西北平准大业做后勤供给的准备。江南富庶之地将为西北战事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然而那一时期的黄河水患却严重威胁着江淮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治河、漕运、海塘，这些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和八旗军备一样，在乾隆心中一样，都关系到清帝国在内陆亚洲的宏业，关系到满洲的民族宗室统治。
作者还剖析了乾隆帝满族至上主义的心态。在如何看待盛世与军事武功关系方面，乾隆与汉族士人思想非常不同。汉族士大夫强调实行仁政是创造盛世的根本，而不是军事武功，相反军事武功是盛世出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强调武备和仁政之间是互相依存关系，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支持，是平定西北的保证。但乾隆不愿把王朝强盛看作是江南地区汉人支持的结果，至少不愿认可这种关系，而是崇尚满族至上主义，将这种成功归功于满族人。乾隆认为满族精英的经世思想，特别是军事上的积极进取，是盛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当在《南巡盛典》中讲到乾隆视察江南武备时，认为是朝廷平金川、平准部、平回部等一系列战事的胜利，完全是满洲将士英勇奋斗的结果，跟汉人无关，这是造就空前盛世的根本。
到1760年代，在平准战争彻底胜利后，乾隆的第三次南巡还带着胜利主义的喜悦和自豪。最明显的是他将几位归附的回部首领带到江南，想让他们看看江南富庶和八旗武备之精。他在御制诗中非常兴奋地表示，这些回部首领以前是“使者”，现在则是“陪臣”，其身份的改变注释着清帝国在亚洲内陆统治权的确立。同时他也想让长城内外两个方面的臣民都明白，他们同处于一个多民族的、跨越长城的帝国内，他自己则是在满族和蒙古将士簇拥下的内陆亚洲共主，而构建这一帝国的正是马背上的、移动的满族王朝。
3、如何面对江南的人与景？
江南的魅力不仅在于如画的风景，也在于那里的人。在清朝皇帝看来，江南至少有两大类人与帝国的稳定与繁荣息息相关，一类是富可敌国的江南商人，一类是把握着文化霸权的江南士人。如何更好地让这两大精英群体认同满族王朝的合法统治，从而更好地效命于朝廷，特别是要竭力避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造成危害甚至走向反面，是清帝屡下江南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
商人精英特别是扬州盐商的特权，对清朝的民族宗室统治和18世纪的盛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乾隆帝借南巡之际，极力把商业精英培养成其民族宗室统治的财源。乾隆南巡之际，扬州盐商大规模捐献银子，达到数百万两之多。作者认为这种捐献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改变了商人自私、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形象；二也非常婉转而有效地说明朝廷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其实，扬州盐商的发达恰恰是清朝自雍正开始精心培育的结果。乾隆南巡更是将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向极致。朝廷不断地给扬州盐商各种优惠政策，而盐商则大把大把地向朝廷捐献银子，使朝廷能够维系对大小金川和西北地区的战事。而另一方面，从1750年代后期开始，在盐商们的支持下满族官员竞相奢华，一些满族高官如两淮盐运使等逐渐被这些大盐商拉下水，使乾隆帝认识到腐败已经威胁到满族的世袭统治，威胁着崇尚勤俭到满洲风俗。1760年代，他处置了一些落水的满族官员。同时，当水利危机和军事危机过去后，乾隆皇帝针对这些大商人掀起了一场“回归纯朴”的运动，再次提倡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遏制盐商奢华之风，避免他们对满族的民族的宗室统治造成更多的不良冲击。
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团体：士人文化精英。汉族文化精英是在商人之外的另一个影响巨大的社会集团，他们不断寻求在科举考试和地方社会更广泛的霸权，可江南商人势力的膨胀也冲击着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和地位。在这一方面，南巡使乾隆帝能够利用文人与商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来使朝廷处于优势地位，对付这些内地的精英。同时，乾隆南巡时屡屡驾临紫阳书院等地，表现了朝廷对汉族士大夫的看重，特别是乾隆对“回归纯朴”的倡导，又符合江南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精神需求。他一再表示，只有士人才能担负起领导社会回归淳朴的责任，所以回归纯朴也让士大夫从朝廷那里找到了反击商人膨胀势力的支持。当蒋氏家族为乾隆南巡捐出银两修葺道路时，他们像商人那样从朝廷得到封赏，但这个士大夫家族认为，比起那些奢华无度的商人，他们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钱，更知道如何去引导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认为长期的商业化和人口增长带来了这两个精英群体互相竞争，皇帝南巡使这两方面都明白，他们必须依赖于从朝廷得到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乾隆皇帝非常乐于坐观他们的明争暗斗，南巡则是从中驾驭的绝佳机会。
但不论如何，对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视，使乾隆帝在江南士人身上用了更多的心机。乾隆帝把南巡也当作一个对文人士大夫及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契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地搅动着士人的进退和学界风气。鼓励士子进献诗赋是乾隆南巡期间的一个重大举措。乾隆帝屡屡对进献诗赋的士子进行专门考试，考试成绩优良者赐以举人名号，这种考试使他们更加具有声望和更加具有“士人”特色。乾隆前两次南巡1751和1757分别给予常州韩氏和钱塘梁氏授予官衔，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两家都是当地名族，明清以来一直有着显赫的家世。正如James Polachek 所说，1751年对清朝来说是个重要转折点，乾隆帝开始强调用诗赋作为选拔翰林的标准，一些有抱负的士人如朱珪等先后致力于此，并脱颖而出。这一手段，使那些在地方具有相对较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可能要更多地依赖于朝廷的权威，相对于这些掌握地方文化霸权的诗人来说，朝廷更具有优势，更主动地掌握着士人的进退。
朝廷与江南士林的关系又集中体现在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上。乾隆对沈德潜可谓崇眷至极，曾曰：“朕与沈德潜，以诗始，以诗终。”[1][5]沈德潜在1749年退休后已经77岁，但乾隆帝依然保留了他的俸禄和官位，并一再提升，甚至荫及沈氏后人。乾隆的前四次南巡每次都对沈德潜赏赐有加，还专门写诗赞扬沈德潜。这些恩宠成就了沈德潜士林领袖的地位。致仕后的沈德潜回到苏州，陆续出版自己的诗文，而乾隆南巡时表现出的对诗文的看重，又促进了沈德潜诗文价值的飙升，全国士子趋之若鹜。沈德潜还领导着当地的文化活动如送春会等，并在1750和1760年代一直担任紫阳书院指导。在他努力下，紫阳书院成为汉学中心并成为帝国的最主要学校之一。沈德潜还仿效明代七子，组织出版了他的七个学生的诗集，其中有钱大昕、王昶和王鸣盛。这些学术精英都是汉学兴起的支持者，承袭了汉唐以来的文学界的复古运动。而沈氏一门的水火不容对手是袁枚。袁枚主张人的性灵和个人表达，批评沈氏一派复古的形式主义和对诗的政治功能的追求，批评沈氏对朝廷的迎合，认为除了那七个人为邀时誉外，没有什么人赞赏沈德潜。作者认为朝廷的这种恩宠保证了沈在苏州当地的文学地位，使他能够以此获取在地方更多的权威与声誉。反过来说，出身中等阶层背景的沈德潜虽然也是饱学之士，但他必须依靠朝廷的权威来获得在苏州望族士人中的领袖地位，能够在当地竞争激烈的文坛之上获得一席之地。
乾隆对江南文坛的积极介入，对沈氏一门无上恩宠，目的是获得对士林风气的引导权，获得江南文人的效命。南巡的特科考试为朝廷网络了一批文人，并把握了1750年代新的文化动向。钱大昕、王昶等人的经历非常能够证明这一点。1754年科举考试也产生了许多后来致力于考据学的学者，或在后来四库全书的修纂中起着巨大作用，包括王鸣盛、朱允，以及“南钱北纪”等，他们的地位得益于自己的天赋与苏州汉学运动中的地位，也得益于与沈德潜的关系。当他们入仕朝廷、将其才华服务于世袭朝廷时，“创造国家文本空间(textual space of state)”和“叙述帝国（narrating empire）”，成为清朝民族的宗室统治思想的积极的代言人。
然而，文人与朝廷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当乾隆帝意识到沈德潜和徐述夔案等有着密切关系时，即使沈氏已经去世多年，乾隆帝还是推到其墓碑，剥夺了沈氏所有的荣誉。所以，虽然乾隆帝很努力地包容汉人精英，维系着与他们的微妙平衡，但一旦他意识汉族精英危害到民族宗室统治的基本原则时，特别是当扬州的盐商在腐蚀着世袭的旗人和包衣、当苏州的文人被发现在酝酿反满观点和忠明情绪时，乾隆帝也就毫不犹豫地打破这种平衡，对文人祭起压制的大棒。然而，朝廷对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强调可能不但没有引起文人重视，相反加剧了他们的反满情绪。他与江南文人的关系的模糊性，恰恰如他和江南风景的关系一样。
乾隆帝一直通过诗来表明很多东西，特别是自己与江南风景的关系。乾隆帝是留下的诗在历史上数量最多，虽然他并未因此被认为是个诗人。在作者眼中，乾隆的御制诗是一种政治文化，是这个皇帝的民族宗室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乾隆帝对江南美景的眷恋，不然怎么会有避暑山庄内景色迷人的烟雨楼？又怎会有清漪园中上对西湖长堤的模仿、对苏州街的移植？然而，南巡的乾隆帝真的像隋炀帝那样无限沉醉于江南美景吗？作者通过阅读乾隆帝的御制诗，体会到乾隆在面对江南美景时的复杂心理。
无论如何，乾隆帝还是在努力使自己从赏景逸乐的形象中脱离出来，以免产生认为他是荒淫君主的倾向。乾隆南巡最初以伴太后欣赏江南景观理由，似乎并没有什么效用，到第二次南巡之际的1757年，汉族文人对其以景色游览为目的的动机的批评，使乾隆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应对。齐召南曾指出：我的母亲年事已高，作为一个孝子，我不应该登山下水去游览景观。听到这个话时，乾隆帝正陪着太后在浙江巡游。这些表明，奉母南巡的理由，并不是像乾隆帝想象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而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巡游赏景与统治之间的关系，而不使他们之间太紧张。军机大臣于敏中很早就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把皇帝即位以来的巡幸描绘成皇帝勤政和具有统治意义的礼仪行为。这使乾隆帝从中得到启示，精心地准备自己在江南的一言一行和举手投足，小心翼翼维系着塑造勤政形象和景观欣赏之间的平衡。
在“江南意”、“入江南境”这些诗中，乾隆一再强调赏景只是在巡视地方的闲暇之际，而从来不会一味欣赏景观。“游金山寺用苏轼韵兼效其体”一诗中，乾隆帝很熟悉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江南景观，也表现出对苏轼笔下泛舟江上、欣赏夜景的向往，但他更愿意呆在金山寺中饮茶。换句话说，南巡期间乾隆帝只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站在苏轼背后看景的远观者。“江月”一诗中，乾隆认为南宋偏安江南是因为江南美景迷惑住了文人士大夫，所以，美丽的扬子江月色是对军事纪律性、果敢性和战斗力的威胁。这样，乾隆对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念念不忘，和苏轼的借景生情、情景交融的反差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乾隆又把苏轼塑造为一个在钱塘有所作为的官员，勤政、务实、致力于水利建设的官员，正如他自己，是一位勤政的、仁慈的、孝顺的统治者。
南巡御制诗还对“马上治天下”的思想做了充分阐释。作者引用柯娇艳（Pamela K. Crossley）的观点，指出清帝国包容了汉族儒家文化但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通过南巡诗，乾隆帝把传统“观民”一词赋予马背上之意，来宣扬和展示满族至上主义。“即事”一诗中讲到：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ruling from horseback is actually quite valuableand appropriate.”）。在1750年代当清帝国的疆域正在极力扩张时，马上治天下的能力当然值得推崇。更重要的是，在处理内陆亚洲草原上蒙古族问题时，马上治天下使清朝能够把纪律严明继续注入到对天下的征服过程中，而此时，内陆亚洲因素也被带到江南。
乾隆对内地人民的仁政也要通过马背上表现出来，或者说宣扬马上治天下的合法性，既讲效率又行仁政，是乾隆南巡的一大主旨。他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他甚至规定，即使沿运河走水路时，每到一个省治、府治所在，都要弃舟登岸，骑马经过。因为他认为骑马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让百姓更加容易看到南巡的队伍，而且这样可以更加接近百姓，是对民生的体察，表现他仁慈君主的一面。这样，乾隆通过南巡把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合法化，和视察水利、观民结合起来，作为在内地实施仁政、塑造自己勤政形象的工具。
4、如何应对民间舆论
经过前四次南巡，经过精心策划如何把王朝的意识形态加给江南士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江南的士商精英，或者说汉族人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了吗？在作者看来，1770年代的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乾隆帝高调推出的民族宗室统治的意识形态在受到种种质疑，于是在1780年，在距第四次南巡时隔15年之后，乾隆又发动两次南巡。官方所记载仍然是为视察水利，但作者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为解决政治统治合法性在1770年代备受质疑的问题。
傅恒在1770年代初期的突然去世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加剧了那代满族人民族的宗室统治的领导危机。和珅的发达正是乾隆帝试图寻找新的世袭代理人的结果，体现了政治权力向新一代满洲亲贵转移的阵痛，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把1770年代当作清代历史的转折点。皇后风波让一般的人都认为乾隆生活放荡、对婚姻不忠。1776年的严譄案中，严譄提到很多人都认为皇后风波的原因是因为乾隆想在江南纳汉族妃子，并写奏折主张恢复那拉氏的名誉，请舒赫德代奏。1778年，陈济案中，陈济自称是乾隆妃子明贵人的哥哥，是“国舅”，并称“满汉一体”，直接威胁到清朝民族的宗室统治的基本观念，即统治家族血统的纯洁性。而乾隆帝竟然担心若将其驱逐回籍难免造谣生事，于是给他安排在内务府做事。锦县生员金从善在乾隆东巡回京路上跪呈“立储、复立后、纳谏、请施德”等事，其中“复立后”一条中金从善还要求乾隆帝为“皇后风波”下罪己诏。乾隆很重视，一一反驳后将金从善处决。在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中，更是牵涉出当初曾备受恩宠的沈德潜。这一系列的案件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乾隆过去的南巡，特别是凸现出当初南巡期间废后风波在民间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乾隆帝在南巡时费尽心机去贯彻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民间认同，清朝统治合法性问题再次凸显，促成乾隆帝的最后两次南巡。书中作者借用约翰·汤姆森（John Thompson）的观点：“人们不会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或者他们所服务的统治，而总是可能在攻击或否定这些形式和关系，或者对其极尽挖苦和讽刺，或想方设法拒绝在特定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力量。”总之，清朝统治的建构，包含于意识形态的妥协和竞争的历史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历史发展，1780年代乾隆帝重启南巡活动，是他构建意识形态、维护民族的宗室统治努力的继续，然而历史发展最终还是超出了他的直接控制。
（三）“新清史”的学术理路
对于此书的学术理论，作者在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这一研究也从在清史研究中被称为“阿尔泰”学派（反对汉化观）的观念中受益匪浅，属于“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或者简称为“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被中国的民族主义掩盖了的、对满、蒙等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忽视。[1][6]
十二年前罗斯基（Evelyn S．Rawski）和何炳棣 (Ping-Ti Ho)之间的那场激烈的论争应该被视为新清史学者将内亚因素注入到清史研究，并向传统的汉化观发起挑战的标志。多年后，司徒琳（Lynn A Struve）在评论这场论争时说：“从世界史的角度，这场辩论最终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的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而代表了内亚文化要素的连续活力，还是它是否代表了内亚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过程的问题。”[1][7]尽管有论争，但显然，在过去十多年中，新清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用以解释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卫周安（Joanna Waley - Cohen）认为新清史在民族认同、多元文化、性别和帝国殖民记忆、战争和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1][8]米华健 (James Millward) 也归纳道：新清史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对满族等非汉族人群，及其与中国内地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关注，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而重新审视。对同种同质的“汉化观”下各种命题提出质疑，形成解构。其次，反对“中国中心主义”；相对于和汉人的关系，新清史认为满族统治精英和它的亚洲内陆的臣属（蒙古人、藏族人和突厥穆斯林）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是一个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的帝国，“一个在亚洲内陆新的更加伟大的中华帝国实际是清朝的创造。”[1][9]第三，是对清帝国对整体性研究，新清史的学者认为，以往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所称的中国多指东南沿海一带，忽视了对北部、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清朝的研究实际上缺乏整体性。
把满族认同、内陆亚洲因素注入到对清代皇帝南巡的政治行为中，注入到对清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中，也是张勉治此书的突出特点。他在书中表示，对乾隆南巡的研究是从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10]那里得到启发。而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清帝国进行整体研究。中国的汉族地区、满洲、蒙古地区、新疆、西藏，以及西南民族部落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曾经是经济独立（autarkic）的小王国？是什么机制让它们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或减少？帝国亚洲内陆的边疆地区对汉族地区产生什么影响？
（2）中央政府，特别是专制君主的基础。除了那些仆人（包括太监、包衣、旗人，以及学者型官员），皇帝还依靠哪些人来支持中央政府的利益、反对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政府通过把地主阶级的成员吸收进文官系统，真的就能够控制地主阶级吗？朝廷和商人及其他非官员阶层在什么程度上认可并进行接触？我们对中央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实施缺乏一个清楚的和全面的认识。
（3）满族研究。我们需要对清代早期的历史、对满族自身做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探讨满族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很显然，作者在书中是要以南巡为切入点，来回答弗莱彻的这些问题的，是要对清帝国的性质进行一个全面的界定。
首先，整体性研究视野将南巡与清帝国其他重大事务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南巡和西师被乾隆帝视为关系帝国盛衰的两件战略性大事。我们也都能够对西师作出可圈可点的评价，可对于南巡，似乎很难捕捉到它的真正内涵。以往学界对南巡的定位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南巡当作清朝统治者满族倾慕汉化的主要依据，认为它表明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接受汉文化，重视江南这个汉人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把南巡看作皇帝安抚江南、控制汉族精英的主要手段。自20世纪初以来的很多学者仍然在延续传统士大夫的观点，对乾隆南巡的奢侈进行猛烈批评。现在看来，这些研究还是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发现和揭示南巡的“战略地位”，没有阐明在统治者自己观念中的南巡，没有发现南巡和帝国其他事件特别是和西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张勉治在此书中，借助新清史的理路，把南巡当作清朝“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清朝的皇帝在汉文化面前不再被动，而是以主动积极的态度进行改造，构建了南巡与清朝在内陆亚洲统治的整体性联系，使我们看到了南巡与西师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其次，作者探讨了皇帝南巡期间如何处理江南汉族商人和士人两大精英集团的关系，也探讨了民间对清帝南巡的反应。乾隆固然能够通过高超的政治手段驾驭商人、士人，让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朝廷的威德，但沈德潜的案例说明，尽管朝廷和江南士人之间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有过“双赢”，可是一旦触及到政治理念的底线，表面上的和谐便很难维系，即使像沈德潜这样受过朝廷太多恩宠的人也不自觉地滑向另一边，而费尽心机的乾隆帝也就毫不含糊打破那种微妙的平衡。至于民间舆论，或许只是道听途说，但它经常处于一种对朝廷意识形态的反动状态中，正是民间舆论让乾隆帝有了最后两次南巡，也让南巡有了太多的传说。这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表面上的繁荣、强盛的多民族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在18世纪一直这样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到19世纪也许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直到清朝结束。在此过程中，它也决定了清朝在政治上总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到底如何确立？
第三，清朝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如何理解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从清朝建立直至它结束一直是困扰它一个主要问题。显然，乾隆帝通过南巡想要表达的是“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他要通过构建这种政治理念，整合汉族士人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接受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无非是论证满族王朝的合法性。岸本美绪也曾将这样的问题归纳为“十六世纪问题”。即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中，旧的秩序已经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人或商品、货币的流动迅速活跃化。新政权到17世纪逐渐建立，包括中国的清朝、欧洲国家和日本，都是近世国家，都要回答16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这种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美国的阿尔泰学派的研究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特性，主张没有被完全汉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成功的关键，也就是欧立德所说的满洲之道：不放弃武艺和质朴。清朝是一君万民的统治体制，不允许其他特权集团的存在。一方面继承明制，另一方面则极力保持和维系作为战斗集体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控制并整顿八旗组织，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之下。
张勉治此书通过对南巡研究更清楚的表明这一点，不但将新清史的观点推进到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在进一步揭示、修正着过去被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所掩盖的清代历史的内涵。然而，尘埃落定，张勉治的叙述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盛世繁荣下意识形态方面的暗流涌动；让我们看到，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之外，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对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来说多么具有挑战性，是一个无论是恩赏、武功，还是文狱、杀戮，都难以解决的问题。高傲的乾隆帝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也一直努力去改变，但似乎收效甚微。意识形态不统一导致的对满族人统治的挑战还将一直延续，一直影响着清帝国的方方面面。到二十世纪初这个王朝结束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将走得更远，推动着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去呐喊、运动、战争和浴火重生，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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