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采用历史文献、地名考证、GIS空间定位等方法,复原了河北南部四十余县清前期村落分布状况,并结合现代资料,探讨了200多年来该地区村落扩展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河北南部地区的村落,在过去二百多年间,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分布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作者认为地貌形态是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控制长时间大尺度村落发展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村落　空间扩展　区域差异　地貌

[作者简介]郑微微(1982-),女,山东兖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聚落和历史气候。

作为农村居民点的村落,既是空间单元又是社会单元。对村落历史形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现代村落的形成过程与变化原因,而且对历史时期乡村景观、土地利用、乡村空间提供重要的参考。因而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很受重视。河北一带村落是我国北方村落的代表,因其特征明显及资料丰富等优势,成为历史村落研究众所瞩目的区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研究人员对河北一带村落形成与发展,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尹钧科①、王庆成②、王建革③、孙冬虎④等都从各自角度部分涉及到了此问题。黄忠怀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永乐至乾隆年间河北村落数量迅速增加,乾隆以后,村落发展以规模扩展为主⑤。以上研究主要基于微观尺度下个体村落发展的分析,提供了个体村落的发展及其驱动因子的重要例证。

上述研究大都侧重于史料所描述村庄的景观恢复及居民点、水源、寺庙等分布,而且大都为点状个体的描述,缺乏空间上村落分布的格局分析,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宏观区域尺度下村落发展的整体面貌和区域差异。也因此对控制长时间大尺度村落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不足。因此只有对河北区域村落发展的整体状况有了全面了解,才可能对历史时期华北村落的发展有更科学的认识。这就需要对河北历史村落进行区域研究。然而受限于研究资料,尤其是研究方法,区域历史村落研究目前不仅在河北,甚至在我国其它地区也都十分薄弱。

其实,要研究河北长时段大尺度区域村落发展,并非完全没有资料。例如,《畿辅义仓图》就是时代较早的一份十分难得的村落图形资料。

虽然黄忠怀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也曾使用过这份资料,但仍留下大量的珍贵信息未能充分发掘。本文尝试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大体可以弥补河北历史村落研究中的缺憾,并对区域历史村落研究的内容和发展进行有益探索。

本文尝试根据《畿辅义仓图》,结合现代材料,复原1753至1982年河北南部四十余县村落的空间扩展情况,研究区域尺度下村落发展呈现出的整体趋势与空间差异,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重新审视。本文村落的空间扩展指的是个体村落在空间上的新生和消亡,不包括个体村落自身规模的扩张或萎缩。

区域尺度下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扩展研究可以实现的基础是研究范围内足够详细的村落资料和综合处理大量村落资料的方法。本文所使用的文献资料,清代村落资料以乾隆十八年(1753年)《畿辅义仓图》为中心,辅之以清代至民国河北省南部各刊本的县志作为考证和补充资料。现代资料则以《河北省地图集》(1982年)与1982年左右的河北南部各县地名志与县志中村落资料为主。由于涉及空间定位与分析,因此也采用一些矢量地图,包括1990年河北省县界图、1: 25万村落地名图、1990年河北省水系图、1820年水系图、1911年县界图等。

本文采用了GIS空间分析方法来处理上述丰富的文献与图形资料。首先对文献中清代前期至20世纪80年代(研究范围内)村落资料进行系统收集和考证,并建立ACCESS数据库。使用GIS空间定位的方法尽可能复原出清代前期河北南部村落分布情况;然后将清前期与1982年左右的村落进行空间分布的比对,得到村落数量与空间分布的变化情况;再对空间变化进行具体分析。

由于研究时段长达200余年,期间很多村落发生了名称变化、位置变化等情况,这就需要考证的方法才能完成GIS的空间定位。对此,主要利用不同时期的地图来进行判定,同时结合地方志和地名志等资料。也有个别村落因找不到资料不能确定具体位置,但为数不多,对研究没有大的影响。

一　《畿辅义仓图》

村落资料价值与考订

《畿辅义仓图》是清乾隆十四年至十八年(1749-1753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在倡导直隶普建义仓时,为使官民明了义仓服务范围而下令编绘的义仓建设图录,包含了乾隆前期每个义仓服务范围内的自然村落,不仅记载了村落的名字、数目等数据,甚至包括村落方位、距离。在一个时间断面上提供了如此广大地区的村落资料,这在历史资料中是绝无仅有的,理所当然成为我们研究华北村落历史演变的重要资料。

由于《畿辅义仓图》是本研究所用的核心资料,其资料价值直接关系本文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对其资料价值进行科学的评价。黄忠怀在他的论文中,对该资料的价值有所讨论。他通过证明个别县的记载详尽确切,进而认为《畿辅义仓图》中的记载包括了所及区域内所有的大小自然村落⑥。

然而考察成图过程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畿辅义仓图》的制作,先由各州县“将阖境村庄绘图齐全”,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直隶义仓“图与仓先后告成”,总督方观承将各县上交的144幅义仓图,“详加订正,镂板刷印”⑦,后呈皇帝御览。也就是说,虽然有统一的指挥,但具体操作时每县的图是由各州县独立完成。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元城县的《义仓图》的右下角,非常明显地标明有“知县孙霭、知县邹云城”⑧的字样。另外各县分图无论是文字书写风格,还是字体的简繁体例都差异很大。这样的操作过程,其结果必然使绘制的村落因具体操作不同而详略不一。

进一步对《义仓图》中所载地名校核,发现山地与平原都有某些县义仓图村落资料记载不全的情况。但具体情况和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平原地区(含丘陵)各县中村落资料是否完备主要取决于每个县具体统计口径。有些县统计的村庄为官村,而对下辖的自然村落不做记录———如永年县,《畿辅义仓图》大多数记载的是数个村庄并称的“阎石许相庄”这样的官村。

山地村落资料不完备以村落名称脱漏不载为主,原因是偏远山村距离义仓过远,享受不到义仓的服务,其存在与义仓的建设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因而任其疏漏⑨。经笔者根据山区各县地名志的考察,含有山地的县中,只有行唐县的低山区村落资料⑩记载最完备⑾。其余县除沙河县不能确定外,其他中低山区在500米等高线以上都有脱载。

利用地方志及地名志资料对《畿辅义仓图》进行对比考证。将《畿辅义仓图》数据与同时期或者前后相近时期县志或其他资料记载的数据对比, (在大小变化不大的境域内) [基于县域稳定情形下],以《畿辅义仓图》数据与同期或前后的县志相比较⑿:如果比同时期或稍后的县志记载的数量多或相差不大⒀,或者与前后相近时期数量对比处于两者之间,那么《畿辅义仓图》记载的自然村落可以认为是相当完备的;反之,《畿辅义仓图》在统计的完备程度上可能就存在问题。

为方便研究,对《畿辅义仓图》中村落资料完备程度进行了分类。将《畿辅义仓图》南部8府⒁43县按完备程度分为三级:基本完备的有行唐县、正定县等23县,可能完备的有沙河等5县,不完备的有阜平等15县。在研究中根据不同的完备情况需要区别对待。

二　1753-1982年河北南部

村落空间扩展的数量特征

个体村落在空间上的增长或消亡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村落数量的变化,因此笔者以不同地貌类型区村落数量变化为切入点,讨论河北南部村落扩展的总趋势。考虑资料特征,笔者选择村落增长率来反映村落数量变化,指的是相同区域内

自1753年至1982年左右的村落增长数量(包括负增长)与1753年实存村落数量的比值。

对于资料完备的地区以县境内村落增长率来实现,这里的县境以GIS定位方法根据村落归属复原出的1753年县界为准, 1982年县境内村落数量也照此县界统计。1753年的村落数量,笔者采用《畿辅义仓图》中的“基本完备”和“可能完备”的数据;对于不完备的情况,尽可能采用相近年代的数据来替代,若无相近年份资料则放弃。将结果输入,使用Mapinfo中的专题制图工具,可以得到县级村落增长率分布图⒂(图1)。

含有中低山的县份除行唐县外,《畿辅义仓图》基本没有可信数据可用,因此以其中的阜平、灵寿两县为代表,采用现代地方志所记载的村落成村时间,估算其各自的不同地貌分区内村落增长率大体范围。由于记载常以“清前期”作为截点,因此本文采用清以前成村和“清前期”及以后成村作为统计项,而非以1753年为成村的时间截点进行统计,并且地名资料对山区村落成村时间记载并不完整,因此估算值可能与实际值有出入。

河北南部三十余县村落数量增长率呈现如下格局:

一、中低山为主的阜平县,地名志中记载村落清前成村与清代及以后成村的比率大致为1: 1,因此其村落数量增长比率应当高于50%,而灵寿县增长率整体高于29%,中低山区增长率应至少为49%,其丘陵区应至少为27%。资料完备的行唐县,总增长率高于30%,按照义仓服务附区范围进行统计,大部分处于低山区的口头仓附区,村落数量增长率高于70%,基本处于丘陵区的玉亭仓和龙门仓附区增长率皆高于30%,平原三仓附区内全部低于20%,上碑仓附区甚至低于10%。

二、山前平原村落比率较高,最高值出现在北段的滹沱河、磁河、沙河联合冲积扇与南段的漳河山前冲积扇平原。

滹沱河、磁河、沙河冲积扇平原,村落增长率西高东低,西部正定、新乐两县村落增长比率都高于30%,栾城、深泽、安平、饶阳等县村落增长比率也较高,深泽县高于30%。向沉积平原过渡的无极、晋县、束鹿(今辛集)等县村落增长率较低,不高于10%。

南段漳河冲积扇平原村落增长普遍较高,基本都高于15%,且有西高东低的趋势,以肥乡县、魏县为最高,皆高于30%。

中段山前平原向冀南平原亚区的扇前洼地过渡区的赵县、高邑、柏乡、宁晋、隆平村落增长率不高,稍呈西低东高的趋势。

冀中沉积平原地区村落增长率普遍较小,基本不高于10%,至武强县、枣强县几乎零增长。冀南平原亚区其他地区清代资料很不齐全,以图示情况来看,也呈现往东增长率越低的趋势,清河则出现负增长,新河县村落增长率较高,但新河县资料判定结果是可能完备,因此本文不做特别说明。

总体来讲,河北南部村落以增长为主,冀中、冀南地区少数县为负增长。村落增长率有由中低山———丘陵———平原降低的趋势。中低山区应该高于50%,丘陵高于30%,平原村落增长少量高于30%,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总趋势,大致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亚区向冀中、冀南平原亚区递减,宁晋泊地区稍呈现相反趋势。

以上分析揭示了数量意义上村落扩展的空间差异,然而这种空间差异是怎样造成的呢?它与真正的村落扩展究竟有怎样的关系?需要更细节的讨论。

以上数量特征来分析,数量特征和研究区域内的地貌分区十分吻合,因此,下面根据研究区域内不同的地貌类型,将研究区域分成三个部分,分别选择区域内清代村落定位情况较好的县为典型,对典型地区的村落扩展做精细到村落个体的古今对照分析,以进一步分析村落的扩展方式与特征。

三　扩展方式与特征:低山丘陵区

黄忠怀将华北个体村落的发展,归纳为裂变和次生两种形式,并根据原因再进行细致分类⒃。本文只关注个体村落在空间上的新生与消亡,不过多地涉及过于微观的原因分析,因此选择利于对村落分布变化讨论的分类方法,将个体村落的新生归纳为三种方式:原本无村,由于从较远处迁入人口形成新的村落,本文称之为“迁建新生”;因为个体自身规模扩张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或者因除自然灾害以外的原因居民迁出就近形成新村称之为“规模新生”;由于灾害引起村落一分为二或者灾害引起的迁移(一村一角被冲毁,该角居民迁往新地建村)则称为“灾害新生”。消亡则分消失(因某种原因村落实体消失)和聚合消亡(两个或两个以上村落因生长而结合成一个村落,只留其中部分村落名称,剩余村落名称消失)两种形式。其中村落消失这种现象由于资料原因判断困难,在研究中很少能够真正确定。

在中低山区村落中,选择资料基本完备的行唐县为代表进行分析。行唐县属典型的由低山向平原过渡的地形。以已经复原的清代村落分布图与1982年左右该县的地名图进行古今对照,由此确定出1753年以后新生或者消亡的村落的位置,并进一步分析村落1753年分布特征及1753以后至1982年村落分布发生的变化。

据《畿辅义仓图》复原的1756年行唐县村落分布情况来看(图2),行唐县低山和丘陵区村落呈明显线型分布形态,而且村落沿线型分布所围绕的中心即是县内的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在地形图上正是河谷地带。在行唐县低山和丘陵区东部的台地,村落分布相对有些分散。

从1753年与1983年行唐县地名图对照的村落分布的变化(图2)来看,低山区出现大量新生村落,而且仍基本都沿河谷分布。丘陵区新生村落与河流也有较密切的关系,依河而生的形势仍明显存在,不过不似低山地区那样所有新生村落都紧临河而生,部分新生村落离河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行唐县村落空间扩展特征可以归纳为:低山区除台地外村落分布呈沿河谷的线型密化扩展,丘陵区呈线型密化与侧向扩展并存。

根据地名资料记载,行唐县低山丘陵区清代乾隆以后形成的村落中除极少数是由规模新生而来(如安太庄)外,绝大部分属迁建新生。在《行唐县地名资料汇编》,常常记载为先是一家或某氏迁来或开店(如北河庄公社山店⒄)或种地(上连庄公社棉花庄⒅)等,然后随着人口繁衍或有其他户迁入,形成新村。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该县村落的分布与扩展应是在特定的山区环境下的开发造成的。明清时期,平原地区人口压力增大,而平原又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山区自然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去向。而明代以后甘薯、玉米的传入,使中低山地区开始有条件进一步深入开发。村落也就随着人口的迁入大量新生。

由于山区环境局限,村落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很少能达到可以分化的规模。当一个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而村庄规模又无法扩展时,就常常以迁徙的形式另择适合生存的环境建立新村。需要指出的是,水源是山区村落最重要的成村要素,受海拔高度和水源的双重限制,无论是乾隆时期村落分布还是乾隆以后新生的村落,除较平整的低台地外新生村落总体不脱离河谷。

山区其他县份如阜平等地,清代村落资料虽然不完备,但如果从现代村落分布的情况看,在中低山区村落分布沿河谷分布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这说明,过去200多年来行唐县中低山地区村落扩张特征与扩展方式,是有区域代表性的。

四　扩展方式与特征:山前冲洪积平原

根据资料特征,将太行山东麓山前冲洪积平原以宁晋泊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正定、藁城、新乐等县地处山前平原北段,冲洪积扇的中上部,为山前倾斜平原,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度基本在100至40米之间。从村落定位情况来看,三县《义仓图》上的村落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因石家庄市建设规划所并村落除外)⒆,这就说明村落消亡(包括消失和聚合消亡)的情况极少,可以忽略。根据《畿辅义仓图》复原的村落分布与1983年的地名图相对照,即可以得到的正定、藁城、新乐县乾隆十八年(1753年)村落分布与其后新生的村落的分布图(图3)。

清前期三县村落分布不均,有明显的村落疏落和集中的地带。其中,有两个明显村落空白地带:一个规模较大的村落空白区横贯正定县南部与藁城县中部,位置正落于今天滹沱河河谷与河漫滩和部分阶地之中,现在这里是滹沱河长期泛滥形成的大片沙荒;另一个稍小的空白区在正定县北部,与1820年磁河流经方向大体一致,今天这里是老磁河故河道遗留形成的微波起伏的沙地。第一个疏落带两侧,紧接着有两条条状村落密集带,位置正处在滹沱河两岸,在正定县则落

于滹沱河自然堤和滹沱河与磁河冲积扇分界处的陡坎⒇之间。另一个村落比较密集的地方在新老磁河之间,尤其是老磁河北岸。

从村落空间分布变化情况来看,清前期以后新生村落,除了新乐县东北一处外,大部分集中分布于新老河道两侧,以滹沱河、老磁河与新磁河(新乐阂镇以下称木刀沟)两侧最为明显。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归结为:村落分布呈现向原已分布较为密集的新老河道两侧集聚的特征。

而村落扩展方式以灾害新生为最多。滹沱河北岸的下水屯、戎家庄、戴家庄、樊家庄、中叩村、西里寨（21）;磁河沿岸的陆桥村、樊家庄、朱家庄、宿村庄、辛合庄（22）,藁城县陈家庄、牛家庄、彭家庄、西只照、八家庄、武家庄等（23）皆是由于乾隆或咸丰年间大水,水冲毁原来的村庄,其一部分居民迁于高处建立新村所成（24）;藁城县刘村、堤里及新乐县的齐同,则都是由于水灾使得一村分为两村（25）。另外,新老河道两岸也有不少自然迁建而成的村落,包括正定县西河、郭家庄、西庄屯,新乐县安太庄、小赵村等。新乐县东北角较密集的新生村落也属于自然迁建型,这部分新生村落都在原来旧县城附近(今城关镇承安铺),而且其中三合铺、白家园、二里半都是从旧县城迁来的居民建成（26）。规模新生数量少,主要分布于藁城县。在山前平原超过30%的迁建新生村落,说明黄忠怀乾隆以后河北平原村落分布以规模扩展为主（27）的结论,对于区域差异的重视不够。

这个地区无论是自清前期还是现代,村落向河流两侧集聚始终是村落分布最明显的特征。笔者认为之所以两百年前后呈现同样的分布特征,其原因有三:一,河流的不断泛滥充当了村落发生变化的动力。河流泛滥使得原有村落不断被冲开,经常存在一村被冲开变为两村,或者冲垮一部分居民就近形成新村的情况。“冲垮———迁建或分裂”这样的模式使得河流两侧村落分布来越密集。二,尽管滹沱河沿河两岸地区应该是洪水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但据石超艺研究,虽然决徙严重,河决却“带来了丰富营养的泥沙”（28）,乾隆以前已经存在的密集村落很可能与此有关而乾隆以后村落经常被冲毁,但居民一般不远他处而只是就近新建村落,很可能与这里良好种植条件有关。三,河流两侧土壤肥沃但经常滥,两岸土地冲淤无常,新淤积出的土地归属明,这就为村落迁建新生提供了一定空间。例如正定县的郭家庄,地名志记载“乾隆年间,始有郭姓从罗家庄迁于此地定居”（29）。郭家庄距离滹沱河河道非常近,而又与罗家庄隔着数个村庄,不大可能是罗家庄的土地,之所以能迁来建村,很可能这里是新淤出的无主土地。

滹沱河三角洲其他各县情况稍有差异。在藁城以下滹沱河自明以来流路多有变更,给流经地区村落带来一定影响（30）。藁城以东的无极、晋县、束鹿三县自清前期以来都有少量村落新生和聚合现象,但所占比例都很小,总体来说这三县村落空间分布变化很小。但再东的深泽县,村落增长率为37·4%,只有一两个聚合消亡现象,村落以新生为主。其新生村落自然迁建、灾害新生和规模新生三者比例差不多,从村落新生的置来看,集中于县城与新老河道两侧,与正定、新乐、藁城三县颇为类似。

南段山前平原《畿辅义仓图》资料完备的县很少,故以处于漳河冲积扇前缘的肥乡县为例。肥乡县地势西高东低,但已经接近冀南沉积平原,故海拔差异不大,大致52-40米,地势平坦,境内自然条件相对均质。从定位情况来,《义仓图》中有10%左右村落无法定位,这种村落定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县村落变化可能比较频繁。根据《畿辅义仓图》,清前期肥乡县村落分布比较均匀,西部较东部稍密。与1982年肥乡县地名图对照可以发现,新生村落分布也比较均匀,西部较东部稍多,村落空间扩展特征可以归纳为:呈现较均匀的密化。

从个体村落扩展方式来看,乾隆以后有聚合情况,但比较少。而笔者考察后能够确定的合并情况只有临堤村、孙街、赵街合并为赵村,大支村、小支村并为支村。而该县村落新生情况非常普遍,如孟家庄清末分为四村———孟张、孟陶、孟郭、孟宋村,落丰堡清代分为四村———张村、陈庄、牛庄和辛庄等等,而其分村大多载“为管理方便”或者“因村大人多”（31）,就是说,这是由于村庄自身规模扩大造成,属于典型的规模新生的类型。这种规模新生与黄忠怀对于村落的裂变型分化的理论中“结构性裂变”与“行政性裂变”有较好的对应关系（32）。除此以外,大西韩与西南韩即由洪水冲西韩村,北部与南部各自成村,是个别灾害新生的例子。另外,还有个别迁建新生现象,如韩屯、康疃。但后两种情况只是个例。总体来说该县村落扩展方式较复杂,但以规模新生为主。这种村落扩展方式意味着,虽然在本文意义上的空间扩展是呈现村落的均匀密化,但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分布200多年变化不大。也就是说肥乡县村落在清代前期分布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五　扩展方式与特征:

　　冀南扇前洼地与沉积平原

　　按照《河北省志·自然地理志》对地貌的分区,冀南平原包括含有宁晋隆平等县的宁晋泊大陆泽小区,和东部的馆陶、清河小区。

清代赵州直隶州全境包括宁晋等4县1州,是太行山中段山前平原与冀南扇前洼地宁晋泊地区的过渡区域,地势由西部向东部倾斜,海拔基本在50-27米之间。宁晋泊原是大陆泽一部分,明末清初大陆泽分解成南北二泊,以后北泊被称为宁晋泊,南泊仍称大陆泊。宁晋泊现代已经基本干涸。

清前期赵州地区村落东西部差异明显,以宁晋泊(图中为1820年宁晋泊位置, 1756年该湖应更靠南些)为界,西部村落分布相对密集,东部村落相对稀疏。西部为冲积扇尾闾倾斜台地,地势较高,自然条件较好;东部由于河流的经常性改徙、决口等形成许多洼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加之宁晋泊清前期面积尚大,占据了县境比较大的区域。

在第三节我们曾指出,中段山前平原村落增长率东高西低,与北段与南段山前平原稍呈相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从村落数量变化来看,赵州直隶州各县村落增长比率普遍较小,但存在内部差异,且与北段山前平原增长率西高东低不同,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宁晋、隆尧两县村落增长幅度稍大。依据《畿辅义仓图》中各义仓的服务范围将赵州直隶州细化分区,以仓附区为单位计算每区村落增长比率得到图4。虽然赵县、高邑和柏乡都有个边义仓附区内村落增长超过15%,但由于基数小,事实上每区增长只有两三个,不具有多少代表意义。然而宁晋县东部的杜贾仓村落增长率甚至高达68%。杜贾仓与清代宁晋泊位置非常吻合。

这种增长率分布意味着,清以后该地区村落西密东疏的分布格局基本变化不大,但原宁晋泊村落分布变化明显,这些新生村落,大多是乾隆以后居民迁来所建,如盐场前、盐场后等村,属于迁建新生的扩展类型（33）。村落空间扩展特征可以归纳为新生村落在原宁晋泊地区集聚。这种空间扩展特征与村落扩展方式,与清中期以后宁晋泊迅速淤平有了新的村落生长空间有直接关系。

清河县属冀南沉积平原亚区中的馆陶、清河小区,地势北高南低,海拔高度在31-28米。清前期无法定位村落占总数6%左右,比率很小。清河县清代村落分布除县西南和东南有两个村落稀疏地带,其余地方分布比较均匀紧密。村落疏落地带属地势低洼,且是沙碱土集中分布的地方。

对比1756年村落分布情况与1982清河县地名图对照,可以发现县域范围稳定情形下,清前期以后仅有极少量的村落新生现象,却有许多村落已经消失。村落的空间扩展特征可以归纳为:在某些区域村落在空间上消亡。这种消亡并非实体消亡,而是由于两个以上个体村落发生了聚合,只留下一个村落名称,从而造成的村落名称的消亡。村落扩展以聚合方式为主,这也是造成村落数量发展呈现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光绪《清河县志》（34）与《畿辅义仓图》比较,发现很多聚合在光绪以前已经完成,如茶店、后茶店并入茶店。该县甚至出现了八个菜元村合并为菜园一村的情况。有理由相信,无法定位的清代村落很可能并入他村,只是地名资料是以回溯的形式记载,已经消失了的村庄消失的原因则不易发现。聚合发展虽然导致村落总数减少,但村落实际上并没消失,只是由于彼此非常接近的单个村落生长在一起所致。这种聚合意味着原来村落周围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

如果将沉积平原的清河县与南段山前平原的肥乡县对照不难看出,同样是在有自然条件较稳定、灾害较少的地区,清河县村落扩展方式却与肥乡县正好呈相反的趋势。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可能与该县村落的分布密集有很大关系。

1753年该县单位面积自然村数量大致为0·73个/平方公里（35）,远高于肥乡县0·42个/平方公里,更高于上述的正定、宁晋等县。清河县当时地区村落分布的密度比肥乡县大得多,而在Mapinfo系统中丈量村落间的间距则不难发现,清河县村落之间的间距比肥乡县要小得多,笔者认为,由于原有村落密度已经非常大,使得村落不会因规模增大而导致分化,反而是由于规模扩大使得村落生长结合成为一体,产生了村落的聚合现象。至于清代为什么两县分布密度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应该与更早的村落形成和发展有关,本文目前不能给出较充分的理由。

与清河县相邻的南宫县从地名资料看,个体村落的演变整体趋势与清河县一致,只是更为复杂,有些村落先经历过规模新生又与其他村落发生了聚合。而冀中沉积平原如深县等村落都呈现出较相似的复杂变化,以致在清代村落定位过程中发现大量清代村落已经无法定位了。由此可见,沉积平原村落个体发展变化应该比上述其他地区更为频繁。值得一提的是,沉积平原村落普遍密度相对山前平原较大,沉积平原村落发展呈现的较为一致的发展趋势的原因可能与密度决定的村落生长空间有关。

结论与讨论

大率说来,河北南部村落以增长为主,村落增长率呈现中低山———丘陵———平原降低的趋势,平原内部村落增长率总体也呈西高东低的趋势。从村落空间扩展特征与扩展方式来看,中低山区村落空间扩展呈沿河谷的线型密化扩展,丘陵区呈线型密化与侧向扩展并存,山地丘陵个体村落基本上都是以迁建新生的方式扩展。平原内部各区域村落空间扩展特征与扩展方式也各有不同:太行山北段山前平原,村落分布呈现向原已分布较为密集的新老河道两侧集聚的扩展特征,个体村落以灾害性新生的扩展方式为主;南段山前平原村落呈现均匀的密化,以规模增生为主要扩展方式。中段山前平原至冀南洼地的过渡地带,村落分布呈现新生村落在原宁晋泊地区集聚的扩展特征,以迁建新生的扩展方式为主;而在沉积平原,以在某些区域村落在空间上消亡为主要扩展特征,个体村落扩展方式以聚合为主,也有先规模新生后聚合的变化过程复杂的扩展方式。

区域差异虽然在山区与平原间最为显著,但在平原内部各分区差异也非常明显。而这种差异,与华北地区不同的地貌形态密切相关。因此地貌条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地貌通过限制和控制村落的水文环境影响村落发展。一方面,在某些特定地貌区内,水文条件会成为村落发展的限制性因子,决定着村落是否能够形成和发展,如山地丘陵区,其村落主要分布在河谷。另一方面,在某些地貌区内,水文条件成为村落发展的动力,如山前冲积平原。

其次,地貌通过控制村落生长空间控制村落发展。在某些地貌区内,地貌条件的改变导致产生了新的村落生长空间,因而决定了村落是否能够新生,如在宁晋泊地区。而地貌条件比较稳定的地区,也因不同的村落生长空间的限制而产生不同的发展趋势,如南段山前冲积平原与冀南沉积平原。

再次,地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人文因素在村落发展中的作用。以往研究中,个体村落发展的原因常常强调人文因素,如移民、结构、行政等的作用。但本文研究发现,这些人文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起作用不同,如在山地丘陵,村落发展以移民造成的迁建新生为主,而在南段山前平原与沉积平原,村落发展则是以结构、行政等因素造成的规模增生或聚合为主。

从河北南部乾隆以来200余年村落扩展中地貌条件所起的作用来看,即使是被视为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内部,地貌的差距实际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村落的分布、扩张方式与扩张特征,这种制约作用常常通过制约人的生活方式实现,在较小时空尺度的研究中不易发现,而长时间大尺度研究中则较为明显。自然环境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应在不同尺度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本研究是用GIS方法进行区域历史村落研究的一个尝试,方法与结论尚待补充完善,敬请方家指正。

注释：

①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该论著研究了北京郊区自先秦以来村落发展的状况,尤其重视人的社会活动对村落发展的作用。

②王庆成:《晚清的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该研究依据方志和西方学者的游记,探讨了晚清华北村落的外部形态,证明了华北平原明清时期超过100户的巨型村落并不多,纠正了传统的错误观念。

③王建革:《华北平原内聚性村落形成中的地理和社会影响因素》,《历史地理》第16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该研究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华北平原村落的内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

④孙冬虎:《明清白洋淀的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河北大学学报》, 1989年第3期;《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和村落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通过地名学等方法的使用讨论了白洋淀、文安洼村落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

⑤黄忠怀:《整合与分化———明永乐以后河北平原的村落形态及其演变》,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清]方观承:《畿辅义仓图》,乾隆十八年官刻本。

⑥黄忠怀:《整合与分化———明永乐以后河北平原的村落形态及其演变》,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第16页。

⑦《畿辅义仓图·义仓图凡例》。

⑧《畿辅义仓图·元城县》。

⑨《畿辅义仓图·义仓图凡例》:“山乡如涿州三坡,二十三村居民樵炭为业……无庸建仓。”

⑩河北省行唐县地名办公室编:《行唐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3年。

⑾记载的村落来历仅有6村与《畿辅义仓图》有冲突,而且未记载来历的自然村总数并不多,并且也有义仓图记载有的自然村而今天并没载明是清前期以前已经存在的,甚至有今天不设行政村因而不记载来历的自然村。

⑿由于采用的参考资料都是与《畿辅义仓图》同期或者与之相近时期的县志,境域变化不大,其中有变的相应调整到与《畿辅义仓图》一致的境域。

⒀一般来讲,清代早期县志多只记载官村,自然村多不提及。乾隆以后多数县志同时记载官村与其附村(自然村),有个别县志仍只记官村。

⒁1753年清直隶南部正定府、定州直隶州、赵州直隶州、深州直隶州、冀州直隶州、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八府共60县,为保持资料一致性,除掉飞地情况过于复杂和现代不属于河北的16县。

⒂对于邯郸、磁县、唐山等县界变化比较复杂且因为矿区等的建设使村落因城镇化而难以界定的县则放弃,威县、曲周这种清代时飞地较多的县情况过于复杂,笔者也只能舍弃。另外,为计算方便,将互有飞地的深县和衡水县合并计算,将今天并为大名县的清代大名县和元城县合并计算。

⒃黄忠怀:《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裂变分化与密集化过程》,《清史研究》, 2005年第2期。

⒄行唐县地名办公室编:《行唐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3年,第208页。

⒅行唐县地名办公室编:《行唐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3年,第232页。

⒆其中虽然正定县有10村左右无法定位,但其中8村是因为石家庄市的规划而消失,不属于传统农业条件下的自然发展情况。

⒇陡坎南岸由正定县南村、兆通经郊区北高营、杜北、至获鹿县落凌、秦庄、东毗一线,北岸由正定蟠桃、上泽经正定火车站附近到西伯堂、白店一线。参见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石家庄市志·自然环境》,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5年,第76页。

（21）河北省正定县地名办公室编:《正定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83年。

（22）河北省正定县地名办公室编:《正定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83年;河北省新乐县地名办公室编:《新乐县地名资料汇编》, 1983年。

（23）河北省藁城县地名办公室编:《藁城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83年。

（24）河北省正定县地名办公室编:《正定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83年。

（25）刘村,乾隆五十六年大水,冲为东西两片,后逐渐发展为东、西刘村两个村落;堤里, 1938年滹沱河泛,分为前、后堤里两村。参见藁城县地名办公室:《藁城县地名资料汇编》, 1983年。

（26）河北省正定县地名办公室编:《正定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83年。

（27）黄忠怀:《整合与分化———明永乐以后河北平原的村落形态及其演变》,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第49页。

（28）石超艺:《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5年。

（29）河北省正定县地名办公室编:《正定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83年。

（30）根据石超艺的《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研究》,明代以来,滹沱河变迁频繁,以南、北、中三路为主。在清代顺治二年至同治七年以其南路为常(藁城—晋州西南宁晋泊或者藁城—晋州—辛集南),而同治以后至今,滹沱河行北路(藁城—晋州北—辛集北—深州北—饶阳南—安平南;或者晋州北—无极—深泽南—安平———饶阳南)。

（31）河北省肥乡县地名办公室编:《肥乡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1982年。

（32）黄忠怀:《整合与分化———明永乐以后河北平原的村落形态及其演变》,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第64-68页。

（33）河北省宁晋县地名办公室编:《宁晋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3年。

（34）光绪《清河县志》卷1《疆域志·城池》。

（35）根据前面已经得到的县界,在MapInfo中很容易得到该县面积。

（转引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7月，第25卷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