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李文海先生2007年11月14日在广东中山“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成文。]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史学会，对“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诞生了世纪伟人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市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一直是孙中山研究的学术重镇和科研基地。多年来，广东的孙中山研究者，孜孜不倦，辛勤耕耘，推出了一批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学术精品，对全国的孙中山研究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由孙中山研究会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130周年、140周年的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都是在中山市这里举行的。这三次会吸引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极大地推动了孙中山思想和生平学术研究的深入，在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自己应有的地位。我们衷心希望，广东的朋友们在这个领域，继续努力，继续奋斗，不断开拓孙中山研究的新境界和新局面，不断推动和促进孙中山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落实17大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应有贡献。

    我想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同大家一起来研究、讨论。

    第一，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伟大实践，是一个研究很久、为大家广泛关注、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老课题。很多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很多问题也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学术起点已经很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研究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同时看到两个方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一方面，要看到由于学术起点很高，要取得新的学术进展，有着极大的难度。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说一些人家早已说过的话，谈一些人家早已谈清楚了的问题，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所以，在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要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真能够说一点“新话”，是很不容易的。这就特别需要提倡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现在是个很时尚的名词，大家都讲，但大家的认识却未必见得一致。我感到有些人把创新看得很简单、很轻易，不能充分认识创新的艰辛。什么是创新？按我的理解，创新就是对传统的超越。你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你就超越了传统，就做到了学术的创新。有的人把对传统的超越，理解为对传统的简单否定，简单抛弃，对传统的东西一概盲目地、粗暴地、无根据地加以颠倒或者翻案，以为这样就是在学术上出了新。其实，这是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做法，并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梁启超早就说过，学术上的是非，是不能简单地拿新旧作标准来判断的：“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旧的完全是坏的；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古今新旧，不足以定善恶是非的标准。”（《儒家哲学》，《饮冰室全集》第24册，《专集》之103页）毛泽东在解释戏剧的“推陈出新”方针时说得更加清楚：“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对于旧的传统剧目要具体分析，其中民主性的精华要推崇、推动、推进；封建性的糟粕要推开、推掉、推翻，这就对了。”（《新华文摘》，2002年第1期，第116页）现在有的文章，只要是推翻旧说的便一概称之为“创新”，既不对旧说的“善恶是非”进行必要的分析，也不用客观实际来进行认真的检验，这种学风，实在是不可取的，至少，是对学术创新的一种误解。我们一定要如毛泽东所说的，对传统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就发扬；错的或者坏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和前进。

    上面我们强调了在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要取得新的进展，要实现学术创新，是很不容易的，是有很大难度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要看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孙中山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是一个永远不会穷尽、永远不会枯竭的长青的课题。一般来说，人们对于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只能逐步趋于完善，而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终极的最后真理。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则尤其如此。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首先，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在他那个时代，在改变中国、影响世界方面，曾经起过极其重要、无可比拟的作用；研究孙中山，不仅仅是研究某个个人，而是研究一个时代。其次，孙中山思想和实践的丰富性，几乎包含和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从内容说，不仅有政治，还有经济、文化、社会等；从时段说，不仅有解决当前社会急迫问题的谋略和方案，还有对于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长远思考，其中有许多内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再次，社会历史现象是有明显的连贯性和承续性的，从孙中山的时代到今天，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历史环境和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影子。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以往，甚至人们的某些生活习俗和社会心理，也很难轻易摆脱历史因袭的重担。所以，孙中山先生当年所思考、所追求、所设计的一些东西，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最后，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同时代的人们，总会站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上，从不同的时代高度，选取不同的历史视域，对之进行新的解读，作出新的历史认识、判断和概括，以便从中吸取新的历史营养，得到新的历史借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永远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宝贵的历史遗产。

    第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前面说了，“孙中山思想”是个老课题，而“和谐社会”则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概念，是党的16大以后，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而提出来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会议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把老课题和新概念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想把历史和现实更好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史学工作者浓厚的关注现实的人文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但要做好这个题目，要把二者结合得好，却并不很容易。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坚持，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去关注现实，为现实生活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切不可以简单地用历史为现实生活作注脚，把历史同现实作机械地类比，不顾历史条件而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或者把今天达到的认识和观念说成一切都“古已有之”，当然更不容许为了配合现实政治而曲解历史。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努力摒弃这类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不良学风。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时常碰到。其实，这样做，既歪曲了历史，也损害了现实政治，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所决不应该做的。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是个老问题。学术与政治既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物，又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把二者完全地等同起来或者绝对地割裂开来，都是错误的。把学术从属于政治，或者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去对待和处理，都会伤害学术，影响学术的发展。对学术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达到认识的深化。但学术的发展确实有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任何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都应该坚持正确导向，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

    2007年6月，俄罗斯召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专门研讨教科书及学校历史教育等问题。普京参加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普京严肃地批评“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社会思想像‘一锅粥’，教师头脑也是‘一锅粥’”“为扭转历史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俄罗斯将从改革历史教学和重编历史教科书入手，从青少年抓起，带动全社会，珍惜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形成‘俄罗斯民族思想’”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普京说：“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会议强调，“过去的历史教科书充满对苏联历史的否定”，“虽然苏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曾有辉煌显著的成就，苏联历史绝不单单是肃反和劳改营。”关于媚外思想，普京指出：“俄罗斯必须抵制国外教师爷的干涉”,“不容许他人以教师爷的身份指挥我们。俄罗斯应加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有的与会者说：“俄罗斯引进了一些抽象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全人类价值”，“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人家递给的一些带字母的积木。”“不加思索地照搬这些西方外来词语，使自己落入圈套。”俄罗斯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是不是对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要做好这个题目，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坚决反对对历史现象、对历史认识的简单化、绝对化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譬如，一讲到“和谐社会”，似乎就不能讲或不应该讲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有的把封建时代的农村描写得像桃花源似的，农民们过着牧歌式的生活，自由而宁静，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温馨、融洽，地主甚至“想成为自耕农而不得”。总之，好像不论什么历史环境、历史条件，都是“和谐社会”。其实，这既不符合客观现实，也不符合提出“和谐社会”的原义。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尚且如此，前社会主义的阶级对抗社会就可想而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和谐正是通过对各种矛盾正确的、有效的、恰当的处理和化解，才得以逐步得到实现。如果忽视矛盾、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矛盾就会激化，引起社会动荡，破坏社会安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这也正是党的17大特别强调要关注民生、重视社会公平、着力解决过大的贫富差距、更加关心弱势群体等的思想根基。有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核心，就是一个字：“和”，并且把“和”同矛盾、斗争绝对地对立起来。这种概括，我以为大可商讨。这不仅过于简单，对传统文化中许多丰富的、深刻的内容被忽略或被否定了，而且对传统文化中的“和”的命题也缺少具体的、客观的分析。其实，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复杂的、多样的、多面的，决不是只有一面。比如孙中山，既有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要求实现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显然包含着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而且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理想，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现实的方法和途径。同时，孙中山所处的时代，社会的客观现实是政治腐败、社会残破、民生凋敝、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中外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厄杀了中华民族的生机，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孙中山不得不用全付精力，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同各种各样的旧势力作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就像鲁迅所说的：“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拾遗》）这是客观环境使然，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并不是孙中山好斗成性，一味“狂热”，有什么“革命崇拜症”。恰恰相反，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实现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希望能够通过斗争，创造出一个人人幸福的、充满和谐的美好社会来。一直到孙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说的一句话，还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其中既包括着“和”，又包括着“斗”。总之，在孙中山身上，“和”同“斗”是辩证地统一起来的。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相互矛盾，到反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