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

《新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着眼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史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本书是第13卷，主题围绕近代民族、东亚认同观念问题展开，内容涉及清代湘西地区的历史书写、水西君长国的嫡长子观念承袭制度、元明清三代“华夏”“中国”观念的扩大、文治化的日本江户时代与明清东亚的世界体系、对明治维新的重新评价、奥斯曼帝国“因俗而治”的文化政策、少数民族语言神话史诗中所见的清代各民族对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认同，等等。

目录：

导语：13世纪以降的中华世界及其周边  钟焓

族群政治形态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吴启讷

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基于湘西地区的一点反思  谢晓辉

再论水西君长国的承袭制度——兼论彝族的嫡长子观念  温春来 岳宗霞

叠加的东亚边疆精神史：“间岛”争端中的宋教仁、内藤湖南和申采浩  宋念申

文治化的日本江户时代与明清东亚的世界体系——兼质疑明治维新中心史观及国族历史叙述框架  林少阳

“新清史”的源与流  孙江

“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  昝涛

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  钟焓

导语：13世纪以降的中华世界及其周边

钟焓

本卷所收的各篇涉及中国民族多元性的论文，既有借助纵向的时间纬度切入历史断面并详加解剖的力作，又不乏从横向的空间布局着眼聚焦相应历史现象的精心之作。可以说，长时段与空间区域结合，问题意识鲜明与实证色彩浓厚，共同构成了本卷主题的内容特征。作为本卷主编的笔者在学习通读了各篇大作之后，在深受启发之余，也产生了一些粗浅的感想，聊记于此，也许可以作为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的参考。

一

来自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吴启讷研究员的论文无疑是一篇打通断代，从长时段的时间纬度纵向梳理中国古代史后期发展脉络的提纲挈领之作。其将元明清三朝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浓缩在约五万字的篇幅内，展现了作者不落窠臼的深邃眼光与驾驭庞大题目及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功力。作者将自己对这三朝的历史定位精准地勾勒描绘出来，将中国后期历史的起点置于元朝的建立与统一上，并强调由此开启了中国由多元多体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从而深刻影响了继起的明清两朝。这在笔者看来诚属精辟深刻的卓见。这种对元朝划时代性的观察无疑契合13世纪蒙元兴起后改变中国基本历史格局的客观事实，我们不妨将蒙古汗国的建立乃至之后在忽必烈时代转型为元朝对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归结为杜绝了中国各地实现分头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后续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为在蒙古统治之前的12世纪的宋金时代，今天中国版图的范围内并存着多个政权，最重要的自然是统治华北—东北地区的金朝和立国于淮河以南的南宋，此外还有远在西北和西域的西夏及西辽（含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火州畏吾儿亦都护政权），以及处于西部藏区的吐蕃诸部和云南一隅的大理王国。这些政权当中没有一个具备完成统一全国所需的政治、军事实力及相应的经济基础，即使其中被公认为实力最雄厚的金朝也是如此。当然它们中的多数都具有鲜明的中国认同，因此也就形成了复数化的多元中国（赵永春先生语）彼此并立的竞争性格局，可以说在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种多元中国互不统属、分流并进的局面已经构成了当时东亚大陆历史发展的最显著特征，而仅靠其内部积蓄的力量根本无法打破这种格局。此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势必会催生多元化的东亚大陆史取代一元化的中国史的全新历史路径。从这一意义上回溯，将适值蒙古兴起前夜的12世纪的东亚大陆定性为“多元多体”实为符合基本事实的论断。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随后从草原上大举南进的蒙古人只用了70多年的时间（1206～1279）就彻底改变了原先历史棋盘上那种看似无解的死局，先后将西辽、西夏、金、吐蕃与大理、南宋这些各自发展的政治体一一囊括于蒙古帝国中，随着元朝接续中国帝制正统，原先呈现复线化的历史演进道路至此终结，重新返归一元性的中华世界。此外，由于蒙元时代存在的多族裔文化与认同现象，将这种变迁用现代学术语言概括为“多元一体”亦属至当。同时，蒙古的兴起也是对汉晋体制崩溃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由各个“主权国家”行为体联结成的超越中华地域的“东亚世界”的空前严峻挑战。这是由于蒙古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先是在很大程度上将此前呈现出独立发展态势的高丽王朝纳入其统治体制内，甚至还将其降格为征东行省，并且终结了中南半岛的缅甸蒲甘王朝的独立，严重威胁安南交趾王国的安全与自主。在这股看似莫之能御的历史浪潮的推动之下，如果忽必烈乘势发动的东征日本之役能够再获得成功的话，那么不啻宣告了原先已经存在了近千年之久的“东亚世界”一举坍塌瓦解并被因蒙古的入主得以重新整合的“中华世界”完全覆盖的事实。然而，东征事业的重大挫折使“东亚世界”虽然因为蒙古的飞速崛起而显得岌岌可危，但终究能继续维系，结果为东亚地区未来的历史演进预留出了足够丰富的变数和契机，甚至为晚近时期各国相继发育出类似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继而需要强调的是，吴启讷的观点还极大地改变了学界曾经流行的两分法视角，即将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明朝和宋朝看作一类，而将北方民族统治者建立的辽、金、元、清四朝当作与之对立的另一类，由此衍生出将接续元朝的明朝定义为一个完全与汉人、汉制和汉文化对应的政权，与元清二朝治理边疆的业绩完全无法并论的观点。对于这类流行已久的成见，吴启讷郑重提醒人们，元朝在全国大部分疆域内（藏区和西域除外）实现了统一化的行省制度。稍可补充的是，这一进程完成于元成宗时期，而行省所统辖的区域还包括了向来被视为典型的内陆亚洲之地的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对应岭北行省）、远在关外的东北女真旧地直至鄂霍次克海沿岸（对应辽阳行省）。蒙元统治者对行省制度的推行甚至还可前推到大蒙古国时代分别在中亚河中地区和西域别失八里以及内地燕京设置的行尚书省的管理雏形上，尽管这种管理地方的新体制萌芽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但从制度属性和运行模式上考察，却不折不扣地属于官僚制国家发展与调试过程下的相应历史产物，反映了朝廷与地方就统治权力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格局关系，只不过大蒙古国统治者最初在尝试实行这套制度时将其与自己熟悉的以断事官（札鲁忽赤）理政的传统相结合。因此元朝实际上已将相关的汉制相当纯熟地运用推广至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两大北方民族的龙兴之地，这样，采取官僚化管理体制所涵盖的地域在国土面积比例上甚至显著超过了之后的清朝。

 至于在选官司政的地域性上，蒙元统治者一般来说同样少存畛域之见，所以像牙老瓦赤这样具有西域背景的行政专家会被委以重任管理华北汉地，而如刘好礼这样广义上的汉人官员又被选调到远在叶尼塞河上游的益兰州担任吉利吉思等五部断事官；后者甚至还于任职期间，沿叶尼塞河顺流而下，直至目击了“盎吉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气遮日”的北极圈地带的夏季独有景色。当然像蒙元统治者选拔官吏不论地域出身的做法带来的并非都是其期望的理想结果，譬如自窝阔台以来，朝廷一直对任用西域回回出身的大臣管理包括广大内地在内的全国财政抱有长久不衰的兴趣，但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和社会反响似乎总不令人满意。这反映出回回理财专家们所熟悉的经济对策在施用于内地时确实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适应性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蒙元统治者在选官委任方面，较之后来的清朝，有时还要开明豁达一些，因为在19世纪以前，对于非旗人出身的外任汉人官员群体而言，能够真正参与西北边疆治理的机会尚属有限。从上述两方面来衡量，显然不宜认为在元朝的统治下，汉制和汉官的施政舞台仅仅局限于汉族居住的内地，而幅员广袤的内陆亚洲地区则一概是由非汉族官员按照所谓的内陆亚洲制度和传统习俗来颇有区别地加以统治。

 吴启讷在随后论述明朝的部分时，对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作用的梳理同样为我们认识元明清历史的承继性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该制度的倡导起源于熟悉本朝政事的前元朝官员，并被朱元璋在明朝正式建立之前加以采纳。其基本借鉴了元代万户、卫常驻于一地的军人“住地化”制度以及相应的军户世袭模式，同时又引入了更为复古的兵农合一理念。而与元代军制的区别则在于，遍布于内地与边疆的都司管控下的大小卫所实际上还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行政职能，即每个卫所都管理统治一块面积大小不等的区域。分布在该区域内的人口也不限于军人及其家属，还可能包含一定数量的民户甚至其他的非汉族人群。卫所的这种深度参与地方管理的行政职能自从已故明史专家顾诚首次系统地论证指出以后，经过后继学者的不断修正增补与充实完善，大体在明史学界已经成为常识。所以明朝的版图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由南北直隶加十三布政司、掌控各地卫所的都司及行都司的对应辖区拼接而成。尤其那些分布在边疆地区并负责行政管辖之职的卫所的重要性更是不容轻视，在这方面除了人所熟知的经略东北地区的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以外，位于吴启讷论文中所提示的观察明朝版图的“东北—西南”方向另一端的广袤西部同样也是如此。即以西南地区的贵州都司和陕西行都司而言，其统辖下的实际地理面积分别要大于作为行政省份的贵州和陕西两布政司。故对于治理边疆而言，兼具军政合一和兵农合一因素的都司卫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实际上，明朝的政治地理构造已经完全脱离了那种由官僚化治理的内地到实行“自治”的土司土官区域，再到羁縻地区的同心圆模式。因为不少边地土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入朝廷体制中，而在这方面都司体制对地方土司群体的吸纳作用尤其明显。即以管控西北边地的陕西行都司而论，著名的蒙古贵族后裔鲁氏家族和吐蕃人后氏家族分别进入它属下的庄浪卫和岷州卫武职系统内任官，基本上与明朝的兴衰相始终。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逝世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曾在实地考察现存于甘肃省永登县连城乡的原庄浪卫鲁氏土司办公府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它与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四川渡口（攀枝花）米易县西北普威街的原明普济州彝族土司的官衙格局规制基本相同。他由此得出结论，明朝对于边地土司衙署的兴工督造，应当是存在统一而严密的制度的，否则不易解释为何两者在山川隔绝甚远，彼此之间又素无往来的情况下竟然还在衙署建筑的基本布局上如出一辙。

或可补充的是，当时普济州所在的今凉山地区，正处于治所设在建昌卫（西昌）的四川行都司的辖境内，而这位普济州的彝族土司实际上又是源自贵州都司下的普定卫，因明初参与镇压川滇一带的元朝余部而迁徙定居于此，并仰赖军功获得了相应的世袭土司地位。正是基于都司卫所体制对于西南边地行政事务的广泛介入，我们才容易理解早在明代今贵州的部分区域就已启动了“改土归流”进程的历史背景。

 至于与贵州都司和四川行都司相仿的云南都司的作用，在此也需一提。众所周知，今云南地区是因蒙古攻灭大理国而回归中华世界的。而在随后的明代，云南在全国地位凸显，一方面源于其成为生铜、白银和木材等重要国计民生物资的主要供给地，另一方面也与云南卫所军事人才的源源不断外流输出有关。即以较早发生在明初建文帝统治时期的“靖难之役”为例，有学者通过对保存下来的明代卫所军官选簿档案资料的解读与分析，证实了这次历时四年之久的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牵涉各地的全国性战事，尽管从表面上看，双方对决的主战场始终局限于连接南北两京的运河沿线附近。即以建文帝一方的南军而论，就有大批来自云贵都司的军人加入。不妨说虽然南军最后因为战略方面的屡屡失策而未能获胜，但都司卫所体制在战时复杂形势下的动员能力和运作效率却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与彰显。当然，作为内战胜利方的朱棣夺取政权后也逐步将自己信任的“旧官”充实到西南边地的都司卫所中，并且这种人员改组一直延续到其孙统治的宣德年间。

 降至明朝中后期，尽管卫所体制在内地的正常维持已经普遍出现了极大困难，军人脱籍逃亡或不能服役出征的现象日益增多，但西南一带的相关卫所仍然能够有条不紊地保持运转。所以后来在明末防御后金入侵的军事部署中，云南各卫又开始承担起向辽东前线提供输送军事人才的职能。只是随着“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破产，这些来自云南卫所的将士最终多作为广义上的“辽人”群体集体投诚，流入后金清朝的军队中，并且陆续开始了旗人化的进程。清朝入关之后，他们的不少后裔尽管其家族早已入旗，却还牢固地保持着以云南作为其原籍地的历史记忆。过去曾有学者怀疑这些旗人的祖上可能与三藩之乱中被迫归降的吴三桂部众有关，然而后者入旗后却大多沦为待遇身份最低的驿卒或看守站台的台丁群体，与上述作为正身旗人代表的云南卫所军人的后代有着本质上的地位差距。可以说，除了像刘这样引人注目的名将以外，更多的云南卫所的普通军人群体从西南被调往东北的迁移征战历程，为吴启讷论文内就明朝国土轮廓中最为关键的“东北—西南”方向所做的解析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诠释例证。

 清朝入关以后，其采取的旗人驻防制度同样带有典型的军队“在地化”特征，只不过其间经历了一个从起初的暂时性到后来的永久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本卷所收的笔者论文中介绍的北山康夫的研究已经有所涉及。相对这种同样是与地方密切结合的驻防制度来说，原来的明代卫所的重要性显然已经大大降低，所以清朝随之开始了撤裁卫所并将之归并入州县的行政改革，这一点对于清史学者也属于人所共知的常识，而且近年来学界已经新刊了几部相关专著，故无须在此多做介绍。此处仅附带指出一点，个别位于西北边地的卫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导致其被裁撤的时间相对较晚，例如管控今青海一带作用十分突出的西宁卫就一直保存到雍正初年的和硕特蒙古起事之时，待到该事件完全平息以后朝廷才依照年羹尧提出的善后措施将之撤并改置为甘肃西宁府。而在西南贵州的安顺一带，虽然卫所本身在清朝已经逐渐消失，但昔日卫所管辖地界上的军人家属、汉人民户和本地民众却在经历了长期的共同生活与彼此通婚之后，渐渐形成一个坚持其自身认同、具有清晰标识边界的汉族内部亚族群——屯堡人。该地至今仍有约30万人维系着这种作为卫所军民后裔的身份认同。

二

吴启讷论文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学术意义十分重大的命题，那就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形态较之以往朝代的变化，应定性为逐步由文明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最终则在清代毕竟其功。可以认为，相比以往的文明型国家来说，领土型国家必然更加重视对所谓“缝隙过渡地区”的管理与统治，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允许这种地区的存在。这种地带有些是处于远离真正国界的“内部边疆”地区，例如湖南湘西和前述贵州的部分地区。本卷在组稿过程中，有幸分别邀请到了研究这两地的专家谢晓辉、温春来和岳宗霞，他们就各自专攻的领域贡献了大作。三位学者的共性是擅长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互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路数，带有明显的“华南学派”学风特征。其中专门研究明清至近代以来湘西地区的谢晓辉不仅具有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而且对以往国内外研究南方民族地区的各种常见模式路径有全面而透彻的体悟。因此她为本卷撰写的文章虽然在很多具体的地方多以自己获得的湘西地区的经验为出发点，但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周详深入地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检讨了学界以往流行的种种理论模式的利弊得失。她提醒我们，在考察像湘西这样的多民族混合居住的“夹缝地带”时，对近年来因译著的刊行而在国内知识界迅速走红的斯科特等人主创的分析模式，似乎还不宜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

 以研究宋代以降贵州社会变迁而著称的温春来，此次和岳宗霞处理的政治实体指向贵州西北部乌江上游鸭池河流域的水西君长国。统治那里的彝族首领安氏家族在明代担任世袭宣慰司的职务。温春来和岳宗霞的论文经过缜密的分析考辨，澄清了该家族内部真正确立起嫡长子继承制承袭任宣慰司官职的时间已经到了明代中叶。此前有关该继承制早就存在的观点其实并不符合事实，属于对彝族家谱史料的错误引用。作者同样对国外学者近年来推出的有关这一地区历史的著作从学术实证的角度提出批评，认为外国学者在基本材料的掌握上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憾和不足。最后温春来和岳宗霞还就彝文史料的价值和重要性做了全面认真的回顾和展望，正如两位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极为丰富的彝文史料还必须与具有批判性的精准学术眼光及开阔的研究视野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读了他的论文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作者今后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现在让我们把关注点移到“夹缝地带”，那就是真正位于国境线附近的地方。尽管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制被完整地引入东亚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但这并不足以认定此前的东亚各国之间并无明确的陆地边界意识。而本卷收录的现执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历史系的宋念申的大作则生动详尽地处理了20世纪初东亚各国的知识分子围绕中国东北边境线的“间岛”（延边）归属权问题而展开的不同诉求问题。作为“夹缝地带”的“间岛”属于清朝领土本无疑问，但随着19世纪下半期大批朝鲜移民渡江迁徙至此并以开垦租种土地的方式取得了事实上的定居权，此地的归属纷争在20世纪初期逐渐浮现。宋念申的论文明确告诉读者，在当时韩国以申采浩为代表的新兴民族主义思想家那里，“间岛”问题显然已经发生了地理空间的进一步外溢效应。因为在申采浩的论说中，他所关心的已不再只是面积有限的图们江对岸区域的归属权争议，而是试图从学理的层面将相当于整个中国东北的“满洲”与朝韩民族在地理空间和民族心态上嫁接起来。正如宋念申论文中所清楚揭示的，他对这一问题结合历史所做的不断思考最终导致了其将“满洲”想象设定为一个对于朝韩民族而言，犹如摇篮地一般的精神家园和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精神复兴基地。

 或可作为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朝鲜境内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再加上该国北部地少人多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由此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朝鲜移民向北越过国境线，前往俄国不久之前才从中国获取并新建立的阿穆尔边疆区谋生。他们在俄国境内的处境其实与“间岛”的朝鲜移民群体颇可类比，而且到1910年前后也已形成了近4万人的较为可观的数量规模。不过显然是由于俄国作为世界列强的地位无以撼动，所以此时开始活跃起来的朝鲜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尚不曾设想以此为契机，将俄属远东的大片领土也从学理上诠释为像中国的“间岛”那样的又一想象中的“家园”。将上述两种情况加以对照，不难体察出民族主义思想家在设定“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边界时，除了受到本民族历史传统的深层影响以外，事实上还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现实因素。

 如果要进一步深入反思“间岛”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就不得不拷问此时已经发展成为“领土型国家”的清朝在处理位于国境线附近的“夹缝地带”时所存在的观念缺陷。除了当时的延边一带因缺乏中国居民聚落的经济支撑而导致官方行政机关进驻该地严重滞后的历史欠账以外，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像清朝这类“领土型国家”在处理边界与民众的问题时，通常实行的仍是容易在强权政治中授人以柄的“属地主义”与“属民主义”相分离的传统原则。具体来说，国家最看重的是疆界以内的领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自己的法定领土上定居生活的民众都是自己的国民。事实上18～19世纪的清朝无论是处理海疆问题还是陆疆事务都在很大程度上奉行了该原则。试以发生的海疆纠纷而论，当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以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害而向清廷提出赔偿交涉时，后者对此加以回绝驳斥，理由是虽然台湾全岛属清朝领土，但这并不等同于那些攻击外国渔民的该地原居民就是清朝国民，因此作为主权政治体的中国无须为化外之民的不法行径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这种做法正是将“属地主义”与“属民主义”分离原则具体运用于现实外交中的典型例证。然而此时对于军国主义野心迅速膨胀的明治政府而言，清朝方面做出的这一符合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答复反而给其提供了绝好的入侵台湾的借口，因为彼时已经消化了“万国公法”的日本可以貌似在理地将实质上的侵略行为粉饰为惩戒教训那些不属于清朝国民的“化外生番”，从而最终让抱着旧时规则不放的清朝以赔款偿付军费的妥协方式做出自尝苦果的让步。

 至于处理陆疆事务上的“属地主义”与“属民主义”分离原则，清晰地体现在清朝统一新疆后对于游牧的哈萨克人采取的处置方案上。诚如前引吴启讷论文中所指出的，清廷回绝了哈萨克方面提出的内附请求。这一点也让人联系起谢晓辉文章中提及的清代湖南湘西的官员往往对当地原居民首领表达的类似诉求报以近乎同样的拒辞立场。不过正像清廷从来都不会否认整个湘西均在清朝疆域以内那样，其对哈萨克牧民所游牧的份地其实也持有相同的领土观。确切地说，在19世纪中后期沙俄入侵我国西北并强占割走大片领土之前，清朝坚持的西北边界线业已前推到巴尔喀什湖北岸，明确将整个伊犁河流域都划入中国领土，并设置卡伦加以守卫。然而从塔尔巴哈台以西直到巴尔喀什湖的大片区域却是几个世纪以来哈萨克大帐部落牧民的固有游牧地带，这一状况显然不宜因准噶尔汗国的覆灭和清朝国界线的西移而遽加改变。因此，清朝事实上以默许的态度承认了哈萨克牧民继续享有在这一地区游牧的合理权利，尽管后者并未被清朝完全视作己方国民。甚至后来当部分哈萨克牧民进一步向东迁移到塔尔巴哈台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原准噶尔人的牧场时，清朝在尝试驱逐无效以后只得采取灵活的容许政策，条件是迁徙越冬而来的哈萨克牧民必须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牲畜产品作为贡物。所以18世纪中期以降清朝西北的边界线内实际上生活着相当数量的非本国居民。这与前述东北地方当局允许朝鲜难民越过图们江传统国界，在中国领土上租种开垦土地的现象十分相似，均系“属地主义”与“属民主义”原则彼此分离的具体表现。事实上，有关这种情况的更早实例可以上溯到明朝嘉靖年间的澳门开埠。

 耐人寻味的是，在现实中奉行这种原则的还有中国的最大邻国沙皇俄国。即以黑龙江右岸而言，我们通常认为，在19世纪中期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相继签订以后，清朝官方就因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领土主权而自动让出对当地土民的政治统辖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圣彼得堡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满文文献却透露出，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二十年，早已日落西山的清朝居然还在向原三姓部落的头人颁发用满文写就的乡长（噶珊达）委任状。至于清朝一方保存的三姓档案则记录了晚至同治十二年（1873），负责管辖黑龙江右岸的三姓副都统为贡貂事务而向朝廷报告的其下属各氏族的准确户数。根据日本学者的查证，其记录的三姓氏族名称往往可以和同一时期俄国人实地调查中获取的那乃人（相当于我国境内的赫哲族）的氏族相勘合。

 之所以出现上述这种在今人看来很难理解的现象，绝不仅仅是由于上述不平等条约将相关区域划为两国“共管”之地，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彼时的沙俄同样实行的是“属地主义”与“属民主义”相分离的治理原则。其实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官方才正式宣布从西伯利亚直到远东的大量土著民族和部族均像俄罗斯人那样享有平等的国家公民权。而在这一设法使土著民获得公民权的过程中，往往还伴随着我们都很熟悉的民族识别工作。同样的情况还有，当日本松前藩在幕府晚期通过“北方开拓”吞并整个北海道时，那些沦为被统治者的原住民虾夷（阿依努）人同样没有获得日本国民的正常待遇。因此，上述领土与居民相分离的原则是除了因完成了对咸镜道女真各部的同化而彻底转型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朝鲜以外的东北亚各国在19世纪的共同情况。可以认为，国家主动放弃对新开拓领土上的原住人群和晚近时期涌入本国的外来移民的国籍认同上的登记归化工作，恰恰是传统的“领土型国家”与真正步入现代社会的民族国家的一大本质性区别。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二战结束以后，相继摆脱了殖民统治而获得新生独立的东南亚各国均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生活在那里的华侨华裔和印度裔侨民的国籍归化活动，诱导他们将效忠对象由原来的母国改为如今新独立的本国。由此看来仅仅是到了比“领土型国家”更晚生的“民族国家”阶段，国民的概念才涵盖除持外籍护照者以外的几乎全部本国常住人口，所以直到新中国建立后颁布新宪法和开展民族识别，分别定居在延边和新疆的朝鲜族和哈萨克族才最终依法真正享有了平等的国家公民权。

三

本卷中重点关注东亚世界历史发展的论文还有现今执教于香港的林少阳的剖析江户时代日本以和平手段参与东亚世界体系建设的精心之作。林少阳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日本学界对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统治评价不高的旧说成见。其通过对比丰臣秀吉以武力手段挑战东亚世界秩序的失败和德川幕府时期以怀柔和平方式重新加入这一秩序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促使读者思考，东亚世界的历史演进路径，其实大大有别于同一时期的欧洲通过列国战争演化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所以我们对源自西方世界的“欧洲历史经验”应该保持清醒的认知，当然其中的前提是对超过国别史畛域的“东亚世界”史应有更为深入的洞察。而林少阳的论文恰恰就是我们期望阅读到的这类研究。可以说，将彼时的日本史还归到整个“东亚世界”之中正是全文在研究视角上的最大亮点。试以其中对16世纪末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的讨论而言，林少阳精准地将其评价为一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熟悉的中朝关系史与中日关系史的狭窄范畴。他的这一定位也与新近出版的宋念申的力作《发现东亚》中对此事件的“开启东亚的世界大战”的评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这里不妨将丰臣秀吉征讨东亚大陆的计划与当初忽必烈攻取日本的宏图做一比较。两者最大的共同点是试图通过战争兼并的手段，将原来存在已久的“东亚世界”彻底清零，代之以自己所主导的新的一元化体系；并且两度参战的朝鲜都是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对抗日本，尽管其均属被动卷入。当然对丰臣氏而言，新的体系应该是以日本为核心，而就忽必烈来说，则相当于是不自觉地通过此次征服活动回归汉晋时代的一元化中华世界，尽管那时坐在中华皇帝宝座上的已经是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黄金家族的嫡系子孙。以军事政治实力、经济总量及人口资源综合而论，刚刚完成了统一中华大业的忽必烈支配下的元朝无疑要远远强于丰臣氏所统一的日本，所以单纯就国力的对比上衡量，由以忽必烈主导的元朝去完成一场借征服日本而结束旧有“东亚世界”秩序的宏业是有可能成功的。然而既然掌控如此巨大战争资源的忽必烈最终都只能接受失败结局的话，那么几个世纪以后的丰臣秀吉仅凭区区日本之力，就更无可能将这张宏伟至极的扩张蓝图转化为现实。所以这场被日本方面称为文禄、庆长之役的三国大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发起者无法实现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属于典型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场战争会让深陷其中的朝鲜和明朝付出多大的军事和经济上的代价。

 诚如林少阳文中所指出的，就此后发生的情况来评估，明朝实际上也成为失败的一方，可以说参战的三方没有一个是绝对的胜利者。这又和当年日本是粉碎元军入侵计划的胜利者存在极大的不同。当然两者的共同失败均在客观上确保了“东亚世界”体系的继续维持运转。某种程度上说，这第二次战役的结束也确实为处于和平均势状态下的“东亚世界”延寿三个世纪，这种状态直到1894年因甲午战争的爆发才在实质上宣告终结。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第二次“三国大战”中，日本首次在位于朝明边界图们江流域的“夹缝地带”与被称为“老土”的野人女真部落发生遭遇战（1592），并蒙受了一定损失。后者实际上属于瓦尔喀部，之后被努尔哈赤编入相应的旗分，成为旗人。这也难怪后来康熙会洋洋自得地自夸当初因满洲大破倭寇而解救了中华，只不过他把此事发生的时间张冠李戴为时间更早的嘉靖年间。

 此役除了从军事史的视野上看，标志着参战三方进入火器时代以外，从“拟科学”（李约瑟语）的角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中国的术士群体凭借着对所谓方术知识的垄断性掌握，在三国军队中都颇受青睐，以至于日方主将加藤清正在岛山之役中决定是否应该冒险突围时，还参考了一名叫孙顺喜的华人提供的占验结果。至于像叶靖国这样名声更大的术士，甚至在东征结束明军撤回之后，仍然滞留在朝鲜宫廷中，并扮演起首席风水专家的角色，一时极出风头。上述现象无形之中凸显出尽管当时各国都已进入高度重视近代军事科技知识的“火器时代”，但是来自中华的传统知识并不显得陈腐落伍，而是依旧在“东亚世界”中占据着显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东亚大战结束之后的江户时代，表面上的“文治政治”之下依然涌动着日本扩张的暗流。只不过日本此时觊觎的对象不再是像此前丰臣秀吉时代那样，聚焦于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大陆，而是采取一南一北的“岛链式扩张”，即在南方由萨摩藩主持侵略琉球，但同时又以琉球为渠道谋求实现与大陆的中介贸易。林少阳文中对之论述甚详，便于读者明了此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而在控制琉球以后，日本自然还会谋求进一步将台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江户时期由于条件的不具备尚无法付诸实践。此外，日本还依托北海道南部的松前藩蚕食从北海道北部一直延伸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虾夷地”，即所谓的“北征”行动。降至19世纪初期，日本已经完全独占了北海道，随即尝试向库页岛（日本命名为桦太）南部进行渗透，初步建立起白主等殖民据点，并在1801年派出了中村小市郎向北执行情报刺探任务。随后的间宫林藏更是对库页岛多地进行了勘探，甚至越过鞑靼海峡最终抵达大陆。他的相关调查也证实了尽管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清朝派往其地的官员主要负责采办毛皮及加封赏赐原居人群并与之贸易等事务，缺乏能够有效推行日常政令的常设性官署机构，更不见设置相关驻防性军事据点以行使武装守卫领土的军事职能。所以日本全然不必因为顾忌中国对该地拥有主权而放弃对这一富饶宝岛的殖民入侵。

 这样晚至中俄《北京条约》签署时，日俄两国已经在实质上分占库页岛的南部和北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双方签订的和约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日本对北纬50度以南的该岛南部的吞并。同一时期，日本在千岛群岛方向的渗透再度与从堪察加半岛南下的俄国不期而遇，以至于后来双方都声称是自己国家的探险家首先发现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降至二战结束前夕，苏联对日宣战并正式出兵将日本的势力从库页岛南部和南千岛群岛清除殆尽，使得江户幕府晚期以来日本“北方开拓”的成果最后只余下了北海道。

 因此，从江户时期日本扩张的路径上看，通过实施这种“岛链扩张”所取得的投入产出比显然要比当初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力而试图实现的“大陆扩张”的效果要好得多。具体来说，就是前者的这种扩张更多的是采取相对隐蔽的半武力渗透方式，不至于像“大陆扩张”那样会直接触发与中国这种超大政治体的正面冲突。后者对于尚处于前工业化时代、仍以农业立国的体量甚小的日本来说，是有绝对优势的。同时日本选择扩张的对象又是其主岛南北两侧的毗邻岛屿，它们就地缘角度而论，诚属日本便于得手却又不易引发中国直接关注的“夹缝地带”，日本最终得以坐收避实就虚之利。所以19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对日本逐步吞并琉球，还是对其频频染指库页岛，都迟钝到未做任何有效的抵制。这折射出前述吴启讷指出的清朝虽然已经发展至“领土型国家”的层次，但往往对于“缝隙过渡地带”又倾向于息事宁人地使之保持原状的态度。所以作为“领土型国家”的清朝表面上固然看重领土甚于居民，不惜耗费极大的人力与物力，还延聘相关人士作为技术专家，指导绘制包括广袤北方边疆（含库页岛和图瓦）在内的详尽舆图，但在现实中对有些本已纳入国土的“夹缝地带”的后续管辖却极不到位，更不用说像琉球这类朝贡藩属了。再加上19世纪以来清朝综合国力的持续下滑，其在面临日、俄、英列强对“夹缝地带”的主权蚕食时一再龟缩，最终除了“间岛”（延边）以外，几乎没有能给当代中国留下多少这类地理遗产。

 然而对于19世纪前中期的日本来说，江户时代发起的“北方开拓”和通过控制琉球开展大陆贸易所带来的可观收益，促使该国知识界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再加上鸦片战争和黑船事件接连造成的强烈刺激，活跃于幕府晚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在其著述中，已经不再满足于让本国画地自守，抵御西方入侵，而是逐渐重拾“大陆扩张”的野心，并将其与“岛链扩张”合二为一，正所谓既要“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又要坚持“收琉球”“取台湾”的南向战略。这无异是在重温当年丰臣秀吉的霸权迷梦。吉田氏的上述学说堪称明治维新以来愈发猖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来源，由此也成为激励日本对外扩张的指导性理论。后来在二战中，日本先是发动卢沟桥事变，不遗余力地进行“大陆扩张”，以图全面侵略中国；继而又袭击珍珠港，并将侵略矛头指向台湾以南的南洋群岛。只是随着最终战败，日本的版图大体上又缩回到原先江户幕府晚期的大小，再加上琉球群岛长期处于被美军实际控制的状态，故基本与岛国的自然边界相重叠。这等于在地缘形态上复归过去“东亚世界”中那种长期持续的“大陆中国vs岛国日本”的二元对峙模式，就仿佛历史在向外旋绕了一大圈之后又转回到最初的起点。

四

 本卷还有几篇论文讨论了“新清史”的“内陆亚洲因素”话题。南京大学的孙江是本书作者中年龄仅次于吴启讷的又一位资深学者。他基于对日本东洋史学界的深度观察，将以往学界对“新清史”的评论进一步外延到日本，并指出了该国史学动向中若干可以和美国“新清史”做平行观察的地方。该文的内容正好弥补了笔者对这方面了解的不足，因此在阅读之后受教颇多。而作者对日本学界历史研究与政治纠葛难以分离现象的郑重指出也让人颇有同感。不妨说，笔者完全认同该文所揭示的内容，即尽管冈田英弘与杉山正明因为学术背景与个人方面的因素经常是互不认同的，但他们所倡导史观的背后都带有鲜明的目的论色彩，即通过对“清朝史”和“大元史”的褒扬，最终实现“历史观的反转”，以一石双鸟的方式同时狙击“中华文明史观”和“欧美中心史观”。笔者在最近刊发的一篇论文中，将上述二人定义成承载日本现在流行的“中央欧亚史观”的学者代表。然而冈田氏的右翼政治色彩极浓，终其一生始终没有像战后的多数日本国民那样，承认“大陆中国vs岛国日本”这种双方各安其位，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客观现实，而是极力鼓吹将中国的边疆地区陆续分离出去，其中的东北与内蒙古最好能够像二战结束前那样和日本再度“联合”。他的学生暨妻子宫胁淳子出身伪满日籍官员家庭，更是不惜在她所著书的正文和后记里，极力为二战结束之前日本长期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开脱。

 说到冈田英弘，在其去世后，中国媒体曾以“洞见与争议并存”这样的标题对之盖棺定论。确实在日本史学界，恐怕很难找到一位像他那样，容易让学术界对其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人物。称赞冈田氏的人常常将其捧为不世出的史学天才，而排斥其作品的人又会责之为哗众取宠及欺世盗名之辈。可以说，关于此人的唯一共识就是持不同立场观点的评论者之间全无共识。多年之前笔者尚读硕士研究生时，曾向本校一位讲授元史研究生课程的专业学者请教业内对冈田氏研究成果的看法。这位老师坦率地指出，冈田关于元史有不少奇奇怪怪的观点，大概算是日本元史学界的非主流学者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指冈田英弘将《蒙古秘史》的产生年代推断为元朝中叶泰定帝统治时期，以及将该书定性为一部“伪历史”的小说作品等。此类观点显然与日本元史学界的主流见解相去甚远。同样冈田氏关于清史本身的研究则更是让人不敢恭维，因为他曾在其著述中反复强调清朝颁布的《大清律》只适用于汉人，而旗人适用的是《八旗则例》，蒙古人适用的是《理藩院则例》，新疆穆斯林适用的则是《回疆则例》，因此清朝不是一个中华帝国，中国只是满洲统治者统治下的一块殖民地而已。这真是信口开河的十足外行言论，暴露出他居然连则例就其性质而言实属官僚行政法系统，故其内容涉及的多为行政管理条例以及对渎职类公罪施加的处分这一最基本的清史常识都未掌握，结果不仅大错特错地以为《大清律》不适用于旗人群体，而且不知晓降至清代中后期，蒙古回部等藩部地区在审理重刑罪时也已越来越多地援引《大清律》中的条文，恰如萩原守和佐口透以及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

 相比之下，我国清史学家王锺翰在27岁时完成的燕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即已全面周详地廓清了则例的颁行实施在有清一代政治运作中所处的枢要地位。这一承继发扬其导师邓之诚清史观点的大作不啻从实质上揭示出传统中国由早期律令制国家（以律令治天下）转型为晚期则例制国家（以则例驭天下）的变迁过程，其学术意义可谓深远。不妨说，正是各类则例的制定与颁布，确保了以六部为代表的中央汉制型国家机关深度参与对八旗和外藩事务的行政处理。这绝不是像有些域外学者空想的那样，八旗和外藩的事务仅仅依靠旗务官署机构和理藩院便能处置妥当。事实上后两类机关在日常运行中与六部之间存在着极其繁复而又重要的工作对接，其具体情况多赖相关则例加以规范调节。王锺翰此文的贡献即在于首次以过硬的材料揭示了该历史现象的冰山一角，结果直接证明了其师的想法。由此可见，仅就清史研究而论，冈田氏与这一行当的真正大家之间，在学术眼光上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而在笔者看来，目前由藤原书店推出的十卷本冈田氏文集中，值得专业人士重视的还是稍早出版的《从蒙古到大清》和《康熙帝的书信》中收录的那些满蒙史论文。另外冈田氏早期在他所供职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刊物《亚非语言研究》以及后来在中国台湾举办的多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成果也应被纳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因为此类在具体问题上尚不无一得之见的论文往往并未收入后续性的八卷本文集中。至于这八卷本文集内，值得推荐的则数2016年出版的《世界的欧亚研究六十年》。该书因收录冈田氏出席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的详细参会纪要，所以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足以让专业读者获益。可惜其他七卷诚如网上的一则匿名评价所点出的，充斥着“放飞自我”式的政治化言论，故一般来说不必将之视为严谨的学术作品。总之，笔者认为，冈田的强项并不在于元史和清史等传统断代史范围，而是限于族别史的某些具体问题。

 再就杉山氏而论，他提出的以突出元朝承载的“蒙古世界性”以及强调四大汗国联合性的“大元兀鲁思史”代替从前流行的“元朝史”的思路在日本似乎得到了较为正面的回应，如堤一昭、宫纪子以及韩国学者金浩东等都在自己的研究中予以采纳并拓展推动之。基本上在现在日本研究13～14世纪元朝史学者的队伍中，很难看到对元朝“中央欧亚性”进行反思或质疑的思潮。以后指引日本元史学界的主导思想与我国元史学界的分歧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无论其学者是采用汉语还是非汉语的史料作为研究依托。像中国学界素来坚持的视元朝为中国史中的一个带有鲜明特殊性的朝代的观点恐怕不易再在日本元史学界引发共鸣。不过这并不会妨碍两国学者在具体史实的层面进行切磋交流。

清史的研究是否也应被归并到“中央欧亚史”的范畴，这一点在日本已经出现了两种彼此对立、互不调和的意见。首先让我们来看那种持肯定论的立场。孙江的论文已经注意到，该种立场的倡导者冈田英弘曾刻意将自己主张的这种被“中央欧亚史”归并的清史研究路数定性为“清朝史”（即作为“大清帝国”的一朝之史），以与传统的将清代视为中国历史中“一代之史”的“清代史”相区分。这种区分也被岸本美绪在接受中国学者吕文利的学术采访中采用。不过从汉语词汇的语境中着眼，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大众读者，恐怕都很难确切道出“一朝之史”和“一代之史”之间存在何种本质区别。如果真要强调“清朝史”与“中央欧亚史”的内在关联，倒不如像承志著作的书名所揭示的，径直使用“大清固伦”来代替“清朝”或者“清代”。对此承志曾在其著的“序章”中就这一问题做了澄清性质的说明。尽管笔者对于其中的某些具体观点有所保留，但感到他还是比较清晰地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完整流畅地概述出来，这远比使用“清朝史”的表述效果要好得多。这里的固伦（gurun）正是满语“国家、国人”的意思，基本上与蒙古语中的兀鲁思（ulus）匹配。由此“大清固伦史”与“大元兀鲁思史”适成双璧，共同建构起彼国“中央欧亚史”研究的新领域。冈田氏及其追随者通常以“大清固伦”的成立缘于其获得元朝传国玉玺作为切入点，将前者的政治合法性追溯到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其中尤其以杉山清彦为代表，力图尝试从多方面将清朝八旗制度下的种种要素回溯至以大蒙古国为代表的“中央欧亚世界”的政治文化中。这种处理清史问题的分析模式充分反映在其于2015年出版的专著中。最近他又将自己的此类论点加以重申，刻意强调了处在“欧亚世界”中的“大清帝国”与“东亚世界”中的“中国”之间的本质差异，旨在将清朝历史的大部分时段从中国史的发展序列中剥离出去。这种观察视角无疑和美国“新清史”存在着重合相通之处。

然而同样是在2015年，另一位强调以官僚制度史与法制史的立场研究明清史的学者谷井阳子将自己多年来发表的以八旗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系列论文集结成书，代表了与杉山氏的研究迥然不同的另一个学术流派。不仅如此，她又发表书评，对杉山氏以“中央欧亚史”的史观来处理包括八旗制度在内的清史课题提出了方法论和史实上的双重商榷。谷井氏以明清官僚制国家的视角探究八旗制度的思路，直承京都大学前辈学者安部健夫的八旗牛录研究系列，同时又受到了其已故丈夫谷井俊人的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的影响与启发，因此她采取与“中央欧亚史”截然不同的制度史研究理念实不足奇。与之相仿的还有内田直文对清朝奏折政治起源的研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派学者大体坚持了以官僚制度史的架构来探颐清史问题的学术路径，但在具体研究中并不排斥满文材料的运用，所以并不能将其看作完全利用汉文史料处理清史的学人。上述针锋相对的两派在日本各有其支持者，基本上处于旗鼓相当、互不相让的局面。对此笔者倾向于接受并拓展吴启讷文中的观点，即由于从事农耕和受到明朝卫所制度的深重影响，较之元朝，清朝从一开始就更接近中华王朝。以下尝试从元清两朝存在本质差异的三方面来试加说明。

首先，清朝相比元朝而言，其后宫实行的是典型的传统中华帝制中的女官制，绝非辽朝和元朝以及其他典型内陆亚洲政权所流行的斡鲁朵（宫帐）制。而满语中表示后妃的词语也悉数直接来自相应的汉语音译词，可以说像作为可汗之妻的“可敦”这样的典型内陆亚洲式称衔在清朝宫廷生活中从未彰显流行。

其次，清朝入关以后，不仅强调以京师作为旗人的认同根本，还将帝陵的选址确定在京师附近的直隶境内而非迁葬关外盛京，所以清朝皇帝没有像元朝皇帝那样，去世之后必须归葬漠北以与大蒙古国时期的几位大汗埋葬在同一墓区。两者之间的差别说明了关外发祥地作为政治礼仪空间的重要程度已经逐渐让位于京师及其周边地区。故包括京师在内的广大内地绝不像有些国外学者轻言的那样，只是满族统治者的一个殖民地。

最后，清朝完全摈弃了元朝着力施行并加以推广的诸王分封制（包括黄金家族成员以及驸马外戚等成员），规定宗王原则上必须常住北京。即使地位最受尊崇的“铁帽子王”们，也无法享受到就封外地为藩以独立治理其地的政治特权。而以裂土分封制对统治家族的宗室子弟及其姻亲成员进行酬劳正是内陆亚洲政治传统中最具特色、延续时间最悠久的根本要素。元朝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受封宗王名义上与皇帝之间形成“弟弟-哥哥”般的共同坐享天下的亲密关系，皇帝则以“可温”（儿子）作为对宗王的称谓。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清朝对采邑化分封体制的彻底扬弃清楚地彰显了其与内陆亚洲统治传统的脱钩。

除了上述两大流派之外，还有若干从事族别史和黑龙江流域区域史的学者也会涉足清代民族史议题，尤其是满族史，只是他们并不正面介入以上争论。突出的代表是从发掘新旧文献入手研究满族史及清代东北史的增井宽也和松浦茂。后者关于黑龙江下游族群的论文早已结集成书，在2006年正式出版，该书称得上是相关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一座里程碑。可惜更为重要的，宜被看作体现最近二三十年来日本满族史研究前沿水准的增井宽也的系列论文却因为大多发表在他所供职的立命馆大学的学术期刊上，目前日本以外的学术界对其成果了解掌握得殊为有限。总的来看，增井氏可谓全面系统地承袭了日本昭和时代满族史学者鸳渊一、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阿南惟敬等学风的最典型学者。不过在他和细谷良夫、石桥崇雄以及出版了个人论文集《清代文书资料研究》的满文文献专家加藤直人之后，能够接过以上族别史研究接力棒的年轻一代学者实在是寥寥无几，这反映出相对传统意义上的追求学术的深入化，并不看重学科外延性的族别史课题已经不像以问题意识鲜明著称并深具学科辐射外延性的“中央欧亚研究”那样更能吸引后学追随。另一极富个性的学人是佐佐木史郎，他出版过揭示黑龙江下游世居人群与外界经济联系的“山丹交易”的专著，还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以民族学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研究相关群体的专文，可谓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处理相关课题的佼佼者和先行者。他同时也很重视满文文献的搜集和使用，应该说其著述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色，从中可看出相关领域研究的全新方向。不过近年来此人涉猎的学术领域逐渐转向对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以北西伯利亚土著人群的人类学考察。如果我们想要准确把握日本清史研究领域中的满族史分野的水准，那么上述几人的成果与贡献才是最应当首先予以关注的。

继孙江论文之后，我们介绍的是北京大学昝涛的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行的带有“因俗而治”特点的米勒特制度的大作，它对我们认识历史的共性提供了另一清晰的参照系。总的来说，米勒特制度的很多重要特征确实和同样采取“因俗而治”原理管控边疆地区的清朝颇有相似性，譬如在米勒特体制下，不同宗教共同体中的成员内部的民事司法纠纷往往由各自的教会负责审理，而涉及的刑事案件则由权威程度更高的伊斯兰法庭裁决。这不禁让人联系起清廷随着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18世纪以后对于涉及人命案件的重大刑事诉讼，也渐渐倾向于援引大清律加以审判处置。不过此时已经进化到以“则例治天下”阶段的清朝的整个国家机器的官僚化特征，可能比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印度和萨法维波斯等保留了内陆亚洲政治传统的同时期几大帝国要更加显著，这成为我们分析双方之间存在差异的一大着眼点。此外，奥斯曼帝国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承受西方列强冲击的强度远大于清朝，其内部像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这类周缘性国土丧失的速度也明显快于内陆亚洲边疆从清廷脱离的步伐。而更早接收西方改革思想的土耳其统治者则在19世纪中叶前后即推行了针对原来的米勒特制度的旨在推进国民同质性的重大改革，虽然最终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但其迈出的通向民族国家的步伐还是比同一时期的清朝要及时得多。故昝涛基于全面翔实的分析论述后对此做出了相当正面的客观评价。可惜随后从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直至一战期间帝国境内亚美尼亚群体蒙受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给土耳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蒙上了一层阴影。此一事件催生的不良后果甚至直到今天仍未被完全消除。

最后笔者再对自己所写的讨论非汉文民间文献中所见北京的论文略做提示。此文缘起于个人拜读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编辑出版的《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5卷第2期（2017年10月）上刊发的一组推动“新清史”与“华南研究”对话的大作。其中引起笔者特别关注的是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在讨论中提出的一则建议，即尽管“新清史”采取的内陆亚洲视角和强调使用非汉文文献值得学界高度肯定，但是由于这派学者使用的非汉文文献大多也系官方文献（包括实际具有官方地位的宗教机构文献），因此其研究仍然有局限性。而只有当“新清史”学者对非汉文文献的利用扩充到民间文献的层面，他们与“华南研究”的对话才能真正开始。

对于赵先生的上述点评，学界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保留不同意见。不过他的这番提醒确实让笔者深受启发。个人此前因为种种机缘恰好搜集过一定数量的此类非汉文民间文献，因此尝试着手利用它们来撰写文章，就此类研究的可行性略做验证。考虑到“新清史”学者反复宣称清朝的内陆亚洲首都实际上是在承德而非北京，故拙文有意从解读非汉文民间文献的角度出发，具体检验究竟是北京还是承德在内陆亚洲人群的历史记忆中留有更多的痕迹。因为综合逻辑和情理两方面来考虑，如果一座都市真的在清代具有“内陆亚洲都城”这般显赫地位和宏大影响的话，那么有关它的历史记忆日后必然会保存在内陆亚洲各民族的大量口述叙事中，绝不至于消失淡化得无影无踪，连些许蛛丝马迹都无从寻觅。可是笔者搜集分析资料的结果却殊出意料。东起大兴安岭和黑龙江，西至新疆和田和中亚哈萨克草原，北起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唐努乌梁海），南到四川边陲的康地藏区，均保留着对于清代首都北京的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记忆；与之相反，有关承德的民间口承叙事仅仅是在当地附近流传，似乎并未出现流播到遍及清属内陆亚洲广袤区域的迹象。那么应该怎样疏解这种对“新清史”学者的观点构成反证的现象呢？

于是笔者不得不检视相应材料，结合基本的知识背景寻求答案。其中的若干思考已经呈现于文中的最后一节。当然本人也注意到已有学者触及此类问题。如葛兆光先生在他的新书中特地指出道光年间的《大清一统志》正文之前的“凡例”中出现的“京师”和“盛京”二词均须另行抬头书写，故与其他地名明显不同。笔者未及检看原书，但相信他的这一发现无可怀疑，倘若出现在同书中的承德没有得到抬头书写的待遇的话，那么即从官书的角度透露出北京与承德的各自地位。另外拙文论及北京时，把位于城外的若干行宫如圆明园也置于其中。这可能也会遭到有些读者的质疑，认为此举会导致“北京”的外延过于宽泛，但虑及时下国外主张承德内陆亚洲首都论的学者尚且将承德附近的棒槌山等天然地貌都纳入以该城为中心的景观研究中，那么拙文的上述做法似乎也就无可厚非。当然需要声明的是，拙文对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仅仅是尝试性的，选择这一题目撰文纯属向认可与支持“新清史”观点的学界朋友们讨教请益，至盼他们多多批评指正。一旦确有学者能够找到远比拙文更加丰富的反映承德见于内陆亚洲各族历史记忆的非汉文民间材料的话，笔者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目前的结论。但在此类证据被广泛发现之前，个人还将不避孤陋之嫌地继续坚持上述观点。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本卷在组稿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念群先生付出的辛劳远远多于笔者，这是编者需要郑重道谢的。本来应该将杨先生列为本卷的主编，才符合实际情况，不过他十分谦虚地推辞了。先生这种低调谦逊而又任劳任怨的实干风格让后学从中领会到许多做人和治学的真理。此点正是笔者深深铭记感念的。另外对于平时工作异常繁重的各位供稿学者，他（她）们能够在百忙之中将个人多年积累的研究心得提炼升华，支持本卷《新史学》的出版，作为主编的笔者同样要诚挚地道一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