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十六卷目录

王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

目录

导言：微观历史与中国研究 王笛

历史尘埃下的个人

崔巨伦其人 罗新

汪氏之生——嘉庆年间浙西南山区汪吴氏的捐田 杨斌

边疆即中心——一个小人物的辛亥政治变局 孙江

王先生的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 王笛

小人物的生存之道

聂氏兄弟“打天下”——近代北京小家庭纺织业者的生存故事 安劭凡

烟农王文全打错了算盘——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一桩烟叶买卖纠纷 姜云珂

父辈闯关东——一个家庭的口述史 李磊

信仰的力量

高神父的手稿——在传教档案中发现封存的故事 李纪

意外的旅程——美国医生恂嘉理与近代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的诞生（1897~1915） 刘书慧

消失的信仰——以定县五道神信仰为例 焦洋

争夺城市空间的搏斗

扩路、铺底权、西关火拼——1920年代的广州民生 李麒鸣

导言：微观历史与中国研究

王笛

大约在十几二十年以前，孙江、杨念群等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创办了同仁丛书《新社会史》，在出了我主编的第三辑《时间、空间、书写》以后， 便一度停顿。后来同一班人马，又吸收不少同仁，改版为《新史学》。但是，由于自己忙于既定的研究计划，对《新史学》的工作参与甚少。时间一晃，现在在已经出到第15卷，在学界口碑甚好。念群兄邀我主编第16卷，我觉得是义不容辞。我们决定这一卷以微观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为主题。

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第一部微观中国历史的专辑（如果不是，那么恕我孤陋寡闻）。不像其他《新史学》前面的各卷那样都有一个精彩的导论评述有关专题的学术史，但是本辑的前言中，我就不打算写一篇关于微观史学术史回顾和理论方法的导言了。为什么呢？我认为在现今这个阶段，不必要对微观史的理论方法、对象等等进行限定，而最好是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关于什么是微观历史，可能有各种说法。微观历史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学者们都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因此，不必先加以限定之后，才来做文章。

这个专辑，试图去回答微观史的研究是否在中国存在着可能。虽然在半个世纪微观史的发展过程中，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问题模式、理论方法、及其写作特点，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仍然是开放性的，不应该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或者格式，来影响每位作者的发挥。本集的这些文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到微观历史的观察，例如要写人（特别是普通人），要有故事，要有细节，要有正史之外史料的挖掘，等等。本辑所收的论文主题、资料、写作方法，也是不拘一格。各位作者对微观史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他们在选择课题以及理论方法上有他们的考虑。也可能我们对微观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位作者都为微观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因此，这个导言的重点，放在对这些研究的介绍上。

我把本辑取名为《历史的尘埃》，主要是想表达两方面的意思：一、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渺小得就像一粒尘埃，如果一个普通人为了帝王和英雄的基业丧失生命，就像一粒尘埃落入泥土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是研究一粒尘埃的意义，实际上揭示了千千万万有相同和相似的命运的人的生活、生命和经历。二、历史经常被我们所称的“历史的尘埃”所掩盖，如果我们要看到历史的真相，看到历史的内部，发现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我们就必须要抚开“历史的尘埃”。那么我们寻找资料，解读和分析这些资料，讲述这些资料所呈现的故事，重新建构历史，就是抚开“历史尘埃”的过程。

本辑收入11篇论文，我分为四编。第一编“历史尘埃下的个人”包括四篇文章：罗新的《崔巨伦其人》，杨斌的《汪氏之生——嘉庆年间浙西南山区汪吴氏的捐田》，孙江的《边疆即中心——一个小人物的辛亥政治变局》，王笛的《王先生的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第二编“小人物的生存之道”，包括三篇文章：安劭凡的《聂氏兄弟“打天下”——近代北京小家庭纺织业者的生存故事》，姜云珂的《烟农王文全打错了算盘——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一桩烟叶买卖纠纷》，李磊的《父辈闯关东——一个家庭口述史》。第三编 “信仰的力量”，包括三篇文章：李纪的《高神父的手稿——在传教档案中发现封存的故事》，刘书慧的《意外的旅程——美国医生恂嘉理与近代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的诞生（1897~1915）》，焦洋的《消失的信仰——以定县五道神信仰为例》。第四 “城市空间的搏斗”，包括李麒鸣的《扩路、铺底权、西关火拼——1920年代的广州民生》。下面对这些论文做简单的概括和介绍。

历史尘埃下的个人

这一组文章主要讲述个人的故事，从他们个体的命运来看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对古代人的经历，我们很少知道他们的生活。那么怎样去建构古代人们的生活、家庭关系呢？罗新的《崔巨伦其人》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启发，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告诉我们，怎样从十分有限的历史资料中，找到线索，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崔巨伦是北魏后期的一个中级官员，罗新整理了与崔巨伦身世生平有关的史料，为他写了一篇生动、而且有故事的传记，同时考察他的家庭、亲人及相关的故事。崔巨伦出自名族，过去限于史料，较少揭示高门大族内部状况。本文依据崔巨伦为他的姑母和姐姐所撰写的两篇墓志，以及《魏书》《北史》等，给我们展示了中古河北大族女性成员及其人生故事。也就是说，墓志等非传统史料可以补充文献之不足，还促使今天的研究者采取一种新视角和新立场，来思考和叙述遥远的中古时代。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在出版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被学界所称道，是因为他把清初山东郯城的一个边远乡村的妇女的悲惨故事讲述了给我们。而杨斌的《汪氏之生——嘉庆年间浙西南山区汪吴氏的捐田》，描述了嘉庆时期钱塘江上游建德县一位寡妇艰难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史景迁笔下的王氏，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强的乡村妇女。这个寡妇汪吴氏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孙、丧媳，晚年毅然决然捐田四十亩给县学，并被严州府立碑表彰。其实这个捐田的后面，是父权和族权之下的立嗣之争，在立嗣的背后又是家产之争。汪吴氏捐田之后，她的大伯汪峰山也向建德县学捐田。作者分析了捐田的动机，认为这个行为是其儿媳也就是汪家的另一位寡妇汪胡氏受汪吴氏的启发。这个研究将这个山村寡妇置于清代乡村守节的女性群体当中，从而探索当时乡村这一批弱势群体的人生艰辛、情感寄托、内心世界以及女性对父权制度的抗争与智慧。

过去的辛亥在革命研究中，我们几乎都焦距在那些清廷、改良和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但是孙江的《边疆即中心——一个小人物的辛亥政治变局》，勾勒了一幅“小人物”经历的“大历史”。盛先觉1903年从湖南时务学堂毕业，随着晚清士子的东渡大潮到了日本。与众多的留学生或游学生不同，盛先觉目睹了日本由“前现代国家”成长为“现代国家”、进而演变为“现代帝国”的历程。作为康梁的学生，盛先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预感到边疆问题的重要性。武昌起义爆发后，康梁担心政权的更迭会导致边疆危机，试图以“虚君共和主义”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联手，派盛先觉为信使去上海活动。作为附着在“大人物”下的“小人物”，盛先觉并非没有独立思想，他对边疆的思考跨越了帝制和共和畛域，认为只要能维护领土完整，可以不考虑政体问题，因此与康有为发生了意见冲突。盛先觉认为有必要利用日本来牵制沙俄和英国，并为此拜访了内藤湖南，其看法受到令内藤湖南的重视。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事件，我们只看到英雄人物、政治领袖在那里纵横驰骋，他们的事迹和言论记录在报刊上、档案里、图书馆中，人们毫不怀疑他们对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以后也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所研究，被一代一代的作家所描写，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铭记。但是在历史上的许多所谓的“小人物”，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则被淹没不见。王笛的《王先生的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是根据作者偶然发现一个姓王的先生给《纽约时报》写的读者来信，并对此进行追踪。那是1919年5月，即在巴黎和会各国博弈争锋正激烈的阶段，王先生的信在《纽约时报》引起了一个小小的笔战。作者的追踪牵扯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在这个世界上，哪怕研究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学者，也没有、可能以后也不会关注到一个给《纽约时报》写读者来信的这个王先生，历史过去了就过去了，在很大的概率上，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被提起。

小人物的生存之道

过去，对具体的手工业家庭和个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化教育背景的非精英群体，如何适应近代化进程缺乏研究，而安劭凡根据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对平郊村一户聂氏兄弟的织布工厂兴衰史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从微观史和个人生命史角度考察近代中国手工业家庭发展中的个体因素的可能性。《聂氏兄弟“打天下”——近代北京小家庭纺织业者的生存故事》，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城郊的聂祝三、聂子贞兄弟二人从事家庭织布业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进行了微观史视角的再呈现。聂氏兄弟将自己从进织布工厂学徒，到成为管理工人和学徒的工师，再到合伙经营织布工厂的奋斗过程比作“打天下”。作为小人物，他们信奉凭手艺吃饭的传统手工业者信条，也为生意扩展而积极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织布与织造社会网络，聂氏兄弟与其身处的时代环境持续性地互动，构建了宏大历史叙述遮盖下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纺织“天下”。

黄宗智在研究民国民事法律的实践中如何处理成文法和习俗的差别问题时，发现法官在“判案时不会依照习俗，他们通常小心翼翼地引用成文法”。但是，姜云珂对什邡县司法处在叶烟纠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上的研究，却发现与黄宗智的案例截然相反，这说明了各地在民事诉讼的处理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烟农王文全打错了算盘——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一桩烟叶买卖纠纷》，讲述了在四川叶烟产区什邡县当违约发生，商业信用出现危机时，是怎样解决纠纷的。这篇论文告诉我们，烟商们首先求助的还是经纪、同业公会、保甲、乡邻等民间调解办法，而非打官司。但是民间调解结果因为不具备强制性，并不总是能成功解决由违约和失信造成的纠纷。正式的司法制度才是烟叶纠纷当事人选择的最终救济途径。和民间调解办法相比，司法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强制执行力。抗战时期的什邡通过不完善的司法制度，强制烟叶买卖合同的履行，追究违约者责任，来维系商业信用，还依靠商业习惯和民间调解力量的补充。

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乡村历史，历史的研究主要还是在经济和社会变迁等等，对于农民乡村生活的细节，我们主要的概念还是来自那些像莫言、路遥、余华、杨本芬等的小说。而李磊的《父辈闯关东——一个家庭的口述史》，通过采访和口述资料，了解到她的父辈和家庭到东北谋生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实际上他们的经历，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对普通人作用的结果。用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山东农民的生存状态，观察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怎样克服各种困难，不向命运屈服，通过艰苦奋斗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特别是这个家庭为了生一个儿子，满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所付出的代价。最后这个家庭生了三个女儿，而三个女儿其实最后都是很有成就。这是本辑中唯一的一篇非历史学者的作品。作者用口述资料，文学的描写，给这一辑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信仰的力量

我们对世界、对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理解，经常是被正统的历史叙事所左右。而我们看不到个人化的写作所构建的世界，因为它们在历史叙述中是缺失的。那么，去寻找那些缺失的历史，便是李纪在自己的研究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她的《高神父的手稿——在传教档案中发现封存的故事》一文，关注草根叙事与宏大结构的问题。作者认为，研究帝国主义扩张和中外互动，不能只依靠外交部档案、政府档案，或是其他官方档案，还应该重视“其实站在帝国扩张最前沿的传教士，以及这些传教士作为草根书写者留下的记录”。作者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中发现的高德神父家书，通过解读这些书信，研究这些淹没于历史的普通传教士。作者发现，在整体的历史叙述里，这些传教士都是被忽略的。关注和发掘这类档案，让这些被淹没的记录历史的普通人浮现出来。所以历史学家要把这些边缘人和边缘写作拉回历史叙述里面，要关注个人、关注情感、关注到人作为人本身，和身边的世界以及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关系，要书写作为人本身的历史，要反思这些草根书写，会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现在、甚至未来。

西方精神病学的学科化规范的开端，现代理性通过知识与权力，对人类进行全新的规训，这便是福柯对精神医学史研究的着眼点，他的“疯癫”与“文明”的概念，受到了包含历史学在内诸多研究取向与观点的挑战。近年来，试图超越以福柯为代表、西方知识中心的研究者，多将焦点落在如何梳理疯癫或精神病在非西方社会的叙事上。刘书慧的《意外的旅程——美国医生恂嘉理与近代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的诞生（1897~1915）》，以广州芳村的“惠爱医院”为研究对象，回答这家医院如何在地方上获得接受、中国的精神病管理机构化，如何有别于西方脉络又与之互动。作者采用微观方法，从创办者恂嘉理的行动和选择出发推动叙事，追踪他如何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产生联系，把医疗实践和自身宗教与科学认知结合起来。作者认为，传教士医生、中国病人及其家属、地方官员和警察、外国与中国慈善人士等个体与群体成员，在全新的疯人收容所/医院这一空间，产生了互动关系和实践，将原本属于中国家庭责任的疯人监禁，部分地转移到公共事务和公共机构中。

在中国近代特别是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许多大众宗教逐渐地消失了，但是有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复苏，但是五道神却始终没有这个历史的机会。焦洋的《消失的信仰——以定县五道神信仰为例》，通过考察五道神信仰的演变以及从晚清到当代中国时期五道神信仰所出现的变化，来看五道神信仰是如何一步步发生变化并走向消亡，以及这背后所反映出的历史变迁。五道神源起于唐朝之前的佛教信仰，到了宋元时期，五道神信仰出现了世俗化的转变，其作为冥间神祇开始走入俗文学等文学作品中。到了明清时期，五道神成为隶属于城隍神管辖的冥界神祇，存在于人们的丧仪与各种俗文学作品中。从晚清时起，伴随着新的道德观念的进入，五道神信仰开始走向衰落。至1930~1940年代，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与国共内战的爆发使得华北乡村社会中原本趋于衰落的民间信仰进一步遭到毁坏。1949年新政权的成立，从此彻底改变了民间信仰的命运，其中也包括了五道神信仰。

争夺城市空间的搏斗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拆”和“建”始终是城市发展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关键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并经常成为市民与国家的冲突的导火索。李麒鸣的《扩路运动、铺底权利、西关火拼——1920年代的广州民生》，讲述了1920年代南方政权下广州城市内所发生的与民生有关的三件大事。1921年，广州市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市级行政单位，是广州步入现代化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标志。首先是拆除旧城墙和拓宽交通要道的“扩路运动”。第二件是发生在1924年4月到8月的“铺底案”。在扩路运动中埋下的潜在矛盾彻底爆发。第三件事，即史称“西关火拼”的事件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最终以政府获胜、“商人政府”退出广州历史舞台为结束。连续三起发生在广州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广州市商业区域的结构和外貌，还改变了广州的政治格局。作者通过微观视角，叙述“扩路运动”和“铺底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这两件事件中普通市民的生活经历。同时综合了现有的关于“西关火拼”的研究，立体地展示民国初期的广州民生史实。

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11篇论文的内容涉及晚期帝国、近代、古代，一直到现代中国，也涉及城市和乡村，涉及中层官僚到普通的手工匠以及农民，出国留学出的知识分子以及西方来的传教士，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法律以及地方实践，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疾病、认知和治疗，移民和生育，诚信与商业实践，家庭和妇女，甚至更大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国内和国际问题，革命与帝国的疆域，争取国权和外交的博弈……虽然研究点是微观的，但是涉及的问题则是宏观的。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诸多的启发，如追踪看起来不重要的资料，发现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个家庭的经历，可以反映背后相当大的群体；普通人的小事件，也能回答社会的大问题；像传教士这样的外国人在华活动和记录，可能是中国微观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资源；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其实也反映了社会与国家的冲突，等等。

首先，追踪看起来不重要的资料，发现不为人知的历史。罗新使用北魏一个小吏崔巨伦所写的两方墓志，以崔巨伦的生平作为线索，揭示北魏的社会、妇女、和生活；杨斌则利用嘉庆八年浙江省严州府知府张丙震写的两篇碑文，讲述了一个寡妇怎样通过捐田的策略，来抵制族人她田产的觊觎；梅尔清使用一位生活在合肥城中的粮食商人周邦福写的《蒙难述钞》，重构了这个省会城市沦陷后在太平天国军队占领下的日常生活； 孙江则通过盛先觉留下的两则史料，分析他接受梁启超的“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的概念，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设；王笛因为《纽约时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然后顺藤摸瓜，寻找这个历史上消失了的人物。这些故事有的错综复杂，有的普普通通，让我们窥见了在一条条的历史记载下面，留给我们历史学家无限的空间去发掘历史的真相，去寻求历史的答案。

第二，一个家庭的经历，可以反映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安劭凡的研究从聂家聂父、聂泰再到聂子贞、聂祝三兄弟，揭示了无数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怎样奋斗，并在城市里扎根的经历。虽然故事是个体的，但是却非常有代表性，他们后面类似经历的人不知有多少。小人物为自己打天下，放在宏大历史下，当面临政权更迭、民族危机、社会变迁等等情况之下，了解他们是怎样生存的，弥补了过去宏大叙事的许多缺失。又如李磊以口述资料所讲的家史，她爷爷和父亲“闯关东”，在1950~1980年的山东，是非常普遍的，给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提供了一个选择。其实，像李磊父辈那样到东北谋生，很少被史家所注意。把这段历史通过口述记录下来，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下的农村以及研究共和国史留下一个重要的资料。这些故事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她家庭所经历的后面，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些在某个时期制定和执行的国家政策，对中国农民、农民家庭和个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三，普通人的普通事件，也能回答一些普遍的大问题。国民党政府在1929~1931年颁布施行了《中华民国民法典》，本应该成为各级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重要指导，但是姜云珂通过烟农王文才的叶烟纠纷案件，发现审判官的判决没有任何法理学依据，仅解释有理或无理，甚至没有一个烟叶纠纷案件的判决书提到过民法典的任何规定，更别说引用民法典中的法律条款。而强制执行程序中，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强制性在起作用，也经常需要依靠民间调解力量尤其是保甲的协助，以保证执行的顺利进行。例如当地的保长和甲长就参与了王文全不动产被拍卖和交接的全过程。这个研究发现，正式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办法之间没有截然分离的鸿沟，而是相互补充的。因此，抗战时期的地方司法的实施，是不完善的，有明显的局限，需要民间调解力量的补充。但是民间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力，又需要司法制度来保证执行。

第四，传教士的活动和记录是微观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资源。过去对于微观历史的研究主要在中世纪的欧洲，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大量的宗教裁判所的资料，那么关于中国的微观历史研究的一种资料可能，就是传教士的文献。李纪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发现的700多封高神父的信件，使她可以用微观历史的分析方法，聚焦在社群、事件和其他对象上，将基督教在华本土化的议题，置于基督教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刘书慧的则发掘了传教士在中国发行的英文刊物，如1890~1937年间的《博医会报》与《教务杂志》，其中恂嘉理等医学传教士发表的有关惠爱医院的文章或评论，提供了医院建院以来尤其在医疗活动方面的丰富细节，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医疗传教士的整体面貌与重要经验的线索。另外，还有惠爱医院独立发布的年度报告。她注重对现有英文材料的细审，以关键人物恂嘉理为深入发掘的线索，对过往研究中鲜少注意或语焉不详的某些问题作出补遗与探究，例如医生个人的宗教信仰与知识体系及其对传教与医疗活动的选择与行动乃至医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其实也反映了社会与国家的冲突。焦洋的研究显示出从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运动，五道神等民间信仰被划归为“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缔，庙宇与神像被损毁。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得到复苏，但五道神信仰并没有重新被挖掘和复兴，而是彻底消失了。五道神的命运不过是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之下许许多多大众信仰、民间文化消失的一个代表而已。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表现在对城市空间的改变及其争夺。从李麒鸣对1920年代广州的研究，我们看到，国民党政府以“现代化”、“进步”和“改良”等名义进行的城市现代化工程，实际上不断地侵害了民众特别是商人的利益，挑战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商业经营模式，从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活动。市民所开展的保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按照詹姆斯·斯格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所谓的极端的现代主义者的城市规划的一种强烈的反弹。

总而言之，这个专辑中的11篇论文，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在微观史方面所做的一个努力。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历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借用微观历史的研究取向或者方法，按照个人的理解，对中国微观历史写作的可能性进行探索。当然这个探索不一定成功，但是无疑在中国微观历史写作和发展过程中，都必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想对于微观历史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这本专辑无非只是一个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