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十四卷，魏斌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

目录

知识的分类与利用

目录所见中古类书的发展 付晨晨

叛乱的“知识仓库”———再谈隋唐之际的谣谶与政治 仇鹿鸣

信仰与生命史

傅大士弥勒分身形象的思想渊源 陈志远

武后不死———升仙太子碑成立前后以及武周末年的宗教、政治转向 吕博

山林世界

山中的教团：中古道教“寺院主义”的起源 孙齐

山居的昭玄大统———历史图景与考证逻辑 魏斌

认知南方

族群分类的史相与史实———以《宋书》对“蛮”的分类为中心 胡鸿

“濑”“滩”之争：汉魏六朝“滩濑”景观地名的演变史 林昌丈

今世岭南古何州———唐宋岭南认识的一个侧面 孙正军

北境族群与政治关系

唐前期的府州体制与北方游牧部落 李丹婕

庆历增币与宋夏和议 林鹄

前 言

魏斌

从东汉王朝衰亡到唐王朝衰亡的七个世纪，在历史研究中经常被作为一个时间段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古时代”。不过从学理上来说，“中古时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其实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这个长达七百年的时间段落中，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性因素。最为人熟知的是胡族和佛教，即雷海宗概括的“胡华对立，梵汉合流”。北境胡族的大规模内徙及政权的相继建立，使得内亚的语言和文化习惯逐渐与北方社会混融；佛教的传入及其知识、信仰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者说扩展了秦汉时期的信仰和知识世界。前者主要发生在北方，但受此影响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带来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变动，南方逐渐兴起，中国历史的重心地域由东西轴心转向南北轴心。因此，从民族、文化（宗教）、地域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宇都宫清吉语）来看，“中古”中国确实呈现出与此前显著不同的特征。

在这七百年间生存生活过的人们，究竟如何经历和感受这些宏大历史过程中的延续与变化？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能够真正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大致来说，土地、儒学、官位，仍然像汉代一样是最重要的资本，造就和延续着社会上的精英阶层。胡族统治在某些方面带来了内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并没有改变汉晋帝国的社会遗产。与此同时，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和权力意义的知识技能，重要性显然在逐渐提升。围绕着文学写作的知识获取、生产、炫耀和社交互动，造就了文化精英阶层新的行为模式和上升路径。佛教及其复杂精致的知识、信仰体系，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精英阶层的观念、知识和信仰世界。从儒生到文士，中古时代的文化精英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群体肖像。

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大部分是日复一日在土地上劳作的农人，贫困而单调的生活，仍然是历史的底色。物资的专业生产和交换，一般被认为有过一段时间的萎缩，但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地域差异性，很多地区可能变化并不显著，只是在短暂的波动之后延续着原来的经济轨辙。最具显著变化的是信仰世界。汉代的村社、神祇祭祀和神仙信仰虽然一直延续，但从4、5世纪开始，寺院在民众信仰生活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北方地区现存的大量村邑佛教造像，就记录了他们祈求“佛陀相佑”的信仰行为。也正是由于这种机缘，这些原本“没有历史的人”，将他们某一时刻的生命印迹留存至今。

胡夷与华夏，侨民与旧民，经学与文学，佛教、道教与新的信仰，这些中古时代人们经历过的“结构”，自20世纪初期以来成为现代历史学研究的重点。而在学科经历了近百年的积累之后，新一代的中古史研究者又在关注些什么呢？

这也正是本卷《新史学》的编辑缘起。感谢本刊编辑部和杨念群先生的好意，他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古史年轻学者的活跃，希望《新史学》能够出版一卷专号，展示年轻学者新近的学术关心。最终的结果，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卷“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与地域”。

本卷专号一共收入十一篇论文，分为“知识的分类与利用”、“信仰与生命史”、“山林世界”、“认知南方”以及“北境族群与政治关系”五组。

人的观念和行为由习得的知识所塑造，知识则分为口传性和文本性两种。由于中古时代文学的社会和权力意义日渐凸显，为了更便捷地掌握和利用以往积累的知识，类书作为一种知识分类和汇编文本开始出现。付晨晨近年一直专注于南北朝隋唐类书与知识世界研究，本卷收入的论文《目录所见中古类书的发展》，从目录入手讨论了唐宋间类书的知识发展过程。类书编纂和秩序化的，是以往积累下来的凝固化的知识，而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则一直经历着实践性的改造和重构，呈现出因时因事不断更新的流动性面貌。仇鹿鸣不断反思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收入本卷的论文《叛乱的“知识仓库”———再谈隋唐之际的谣谶与政治》，尝试引入“知识仓库”这一概念，从知识实践和流动性的角度，讨论了隋唐之际政治谣谶的形成及其知识改造过程。

对个体生命本身的关注，使得研究者能够从更为具体的场景和情感意义上理解历史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体的经历和选择。“微观”之中见真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中古史研究者的重视。陈志远近年对南朝地方佛教“异人”傅大士进行了深入的系列研究，收入本卷的《傅大士弥勒分身形象的思想渊源》，具体讨论了傅大士弥勒分身观念的形成，特别是与南朝时代流行的观音信仰的关系。对生命史和微观史富有兴趣的吕博，则在《武后不死———升仙太子碑成立前后以及武周末年的宗教、政治转向》一文中，对升仙太子碑成立的背景做了更具武后个体性视角的考察，提醒我们应当在何种尺度上把握和诠释事件的“意义”。

中古信仰世界的变化，催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地理空间———山林。入山避难、隐居和修仙，汉代已经存在，但“寺院主义”集体生活的山中教团，是4、5世纪开始兴起的文化现象。以这些山中团体的活动为契机，山林作为一种象征，逐渐渗透到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影响一直及于今日。追溯其始，山寺出现脉络比较清楚，道馆（观）形成原因却一直不太明晰。孙齐的论文《山中的教团：中古道教“寺院主义”的起源》，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问题最为深入的探讨，文中还对比了同一时期西方世界的隐修现象，提出了一些饶有兴味的话题。我自己的小文《山居的昭玄大统———历史图景与考证逻辑》，则着眼于北齐昭玄大统与山居的关系，尝试以此为线索探讨魏齐时代山居修行的意义。

中古时代南方的兴起，虽然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现象，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关注的主要是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等问题，较少涉及文化史层面。如果从“地窖”登上“阁楼”，会发现更加有趣的是南方地区陌生—想象—熟悉的文化认知过程。有关南方的书写和记述，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中古以降的文化认知和知识世界。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近年来在中古民族史领域成绩突出的胡鸿，在论文《族群分类的史相与史实———以〈宋书〉对“蛮”的分类为中心》中，以《宋书·夷蛮传》为线索，对汉代以来南方对蛮族的认知和书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廓清了以往的诸多误解。林昌丈的论文《“濑”“滩”之争：汉魏六朝“滩濑”景观地名的演变史》，则从对“濑”“滩”两个地名指称的分析入手，探讨了北人南迁与南方地理风土的认知变化过程，是一个陈寅恪所说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突出案例。孙正军近年一直在引介、呼吁“史料批判”研究，此次提交的论文《今世岭南古何州———唐宋岭南认识的一个侧面》，以五万余字的篇幅，对唐宋时期岭南九州分野的分歧及理据，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

由于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特征，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贯穿中国历史，也一直是中古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李丹婕的论文《唐前期的府州体制与北方游牧部落》，着眼于唐王朝的统治策略，对唐代前期的涉及北方游牧部落的府州体制进行了重新探讨。唐代后期开始，北境族群政权的统治形态、文化意识以及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长期关注契丹和辽代政治史的林鹄，此次着眼于宋、辽、西夏关系中的岁币这一关键问题，在论文《庆历增币与宋夏和议》中探讨了庆历增币对于北宋政治史的重要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十一篇论文虽然出于编辑上的便利而分为五组，并各自命名了一个主题，但读者稍加翻阅就会发现，论文涉及的内容大多颇为多元，并不限于各自所属的主题。像仇鹿鸣的论文就是一次政治史与知识史的融合尝试，林昌丈的论文同时涉及历史地理、文学、语言学和历史书写，陈志远论文讨论的佛教思想渊源其实也涉及仇鹿鸣引入的“知识仓库”概念。而总体观之，知识、信仰、地域是十一篇论文最为集中的一些话题，故最终选取这三个关键词，作为本卷专号的名称。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古史研究，新视角、新成果可谓层出不穷。政治史和制度史一直受到重视，并不断焕发新意。历史书写和“史料批判”研究，经过多年引介和呼吁，也已经深入人心，实践者众。宗教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时间秩序、物质文化、视觉与艺术、博物学、新士族史……也都方兴未艾，异彩纷呈。收入本卷的十一篇论文，自然远远不足以涵盖全部的新进展。实际上，组织这卷专号的稿件，确有乱花迷人眼之感。本卷最初策划约稿时，确定的作者范围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研究者，并适当考虑了性别因素，时段则限定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后来意外得到林鹄兄的赐稿，使得时段下延至北宋。遗憾的是由于林鹄兄赐稿时间稍晚，来不及继续邀约增加宋辽夏金时代的稿件。林鹄兄和我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此最终也决定利用主编之权，交稿附于骥尾。

最后，想对《新史学》编辑部和本卷诸位作者表示由衷的谢意。在当前的学术考评机制下，集刊论文在很多高校并不被认真看待。最初决定接受《新史学》邀请之时，一方面感觉到组织这样一卷专号自有其积极的学术意义，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次约稿有可能会给诸位作者带来“负担”而感到有些无奈。在此特别感谢诸位作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此外，《新史学》以往出版的专号主要集中于近代史和明清史领域，编辑中古史专号是一次新的尝试。“不古不今”的中古史学，在史料处理和研究方法上，与明清、近代史学有着不小的差异。中古史学界近年来的学术取向和话题关心，特别是本卷专号收录的内容，是否体现了“新史学”的编辑宗旨，编者并不是很有把握，期待着读者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