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学科藩篱治史 “浪子”学者持续致力于“四不像”研究方式

　　◇杨念群语录

　　杨念群，杨度曾孙。1964年生于北京。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再造病人》等。

　　◇人物名片  读史既可使人明智也可使人弱智，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由于到处弥漫着对“规律”的过度崇拜，而看不到人的活动踪迹，那很容易把人变成傻瓜。

　　在我看来，司马迁把“人”的活动放在了中心位置，这使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令我心驰神往，尽管自己受条件所限，只能做个不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研究历史，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仪器、药品摆在面前，经你的手发生绚丽的化学反应，研究者的气质、修养、性情同时融入其中。对我个人而言，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安全平和的港湾，而是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香山会议’的杂烩式的喧嚣设计，其实投射出的是我青少年时代的狂躁和不安。”

　　◇记者手记

　　无论从气度还是言谈上看，杨念群都是一个谦逊的学者。在他身上，没有一丝名门之后的傲气。在采访的当天，我把他整整“折磨”了四五个小时，才结束了采访。此时的他一脸倦意，但依然客气地送我到了门外。

　　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从他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开始，他就力图打破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藩篱，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这种做法在史学界引起过争论，事实上，一些学人对杨念群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并提出过尖锐批评。从他新近出版的《再造病人》来看，他并没有“浪子回头”，而是继续致力于一种“四不像”的研究和写作方式。但是，该书很强的可读性和作者利用的大量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又可以显示出杨念群治史态度的严肃和认真。在一本难以分类的著作中，更蕴藏着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注———相对而言，这种情怀更为可贵。

　　发现《杨度日记》

　　大约是在十五年前，一个周末，记得从我住的中关村到三里屯还需坐332路后倒四趟车才到我姑姑家。这次姑姑招呼我进门后马上说你来得正好，祖父留下一些遗物需要清理，看看还能挑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打开书柜后，祖父的书房中立刻飘散出一种淡淡的书香，像特有的檀香木的味道，弥漫向四周。我随手翻阅着一些线装书和古籍，偶然发现书柜最底层的一扇门仍没有打开，旧式书柜与现在的书柜设计有所不同，除上层分格储书外，下层往往设置一种横向大开门的柜门，可以向上打开。

　　我突然发现在底层不显眼的角落里，有一个旧布包裹着的东西，打开猛一看，很像厚薄不一的账本，可就在账本的头页赫然写着“丙申日记”四个大字。

　　这《日记》被发现的意义在于，别看只有四年的内容，但正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段时期，里面记载的故事很有趣，比如杨度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吵架，在于对儒学经典的理解不同，于是杨度觉得梁氏“年少才美”，却跑到湖南来教书骗钱，太不应该，两人都有个性，闹得不欢而散。读这些逸事觉得那时候的人确有些真性情。

曾祖后来入了党，才被像对待考古文物般地挖了出来，突然被打扮得很光鲜，把他包装成了颇识大体的政治明星，但我总不喜欢。唐浩明很聪明，写《旷代逸才》只写到袁世凯垮台。不过，这账本里发现的另一份为撰写《中国通史》准备的《杨氏史例》提纲倒是很珍贵，里面隐约透露出他思想转变的一些蛛丝马迹。

　　巧遇汉人喇嘛

　　1998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访学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我整天泡在基督教的英文文献和档案里看得头晕脑涨，心里正想着美国之行就这样快地结束了，好像还有些不满足，这念头在脑子里还没呆上多久，一个让我感到充实的偶然机会却不期而至了，这机会也使我的兴趣一夜之间从基督转向了佛陀。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在一个周末去表兄家度假，他是一名佛教徒，偶尔提到说有一位奇人在洛杉矶隐居，是一位高僧大德。表兄说给我看一样东西并顺手打开了电脑，我一下子就惊呆了！

　　随着鼠标的转动，一幅幅发黄的老照片从电脑中徐徐展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仿佛扑面而来。其中一张照片里有一位年轻的僧人和一位似乎面熟的人前后错落站立。

　　更令我感到吃惊的是，表兄说这老活佛的手里有上千张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老照片。我说事不宜迟，一定要见这位世外高人一面。一见邢肃芝老人后，只交谈数句，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感到一个难得的口述历史的对象就在面前。老人的记忆力十分惊人，甚至儿时邻居的名字都能清晰地记得。和老人虽是初次见面但谈兴甚浓。

老人的经历就像是一座难以开掘殆尽的宝库，才见了一次面，当场决定做老人的口述史之后，我觉得时间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于是干脆搬出了加州洛杉矶分校的校园，每隔一天就开车去老人家听其口述，每次的时间都长达两个小时以上。可老人始终是气定神闲，毫无疲态。我和表兄整整录了四十多盘录音带，一部分留在美国，一部分带回国内整理。

　　香山论剑

　　2002年突发奇想，想在香山组织一个学术界的“武林大会”，并到处和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辈子也就单独组织这么一次会了，希望大家赏脸支持。

　　我当初的想法是借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的时机，把九个学科的一流学者汇聚一堂，探讨史学在各学科夹攻中的未来命运。把这批我戏称为“牛鬼蛇神”的朋友聚在一起着实费心费力，会址选在了香山梁墓附近的卧佛山庄。开幕式无领导讲话，而是松散地环绕梁墓凭吊一番，周围山林拥翠，树影婆娑。

　　进入卧佛山庄的四合院，迎面从屋顶如瀑布奔泻般挂下楷书名家张志和的巨幅书法，上面写的是梁任公《新史学》中的一句名言，“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算是对任公的致敬。由于书法篇幅巨大，遮住了门口，逼使进去的人必须从两旁绕行而过，形成了一种肃穆景仰的纪念碑式的景观。会场的布置也花了番心思，摄影师侯艺兵在田野的摄影作品环绕四周，构成了会场的基调，坐在屋中开会，会隐约感到四处活动着的乡间人群的身影在周围晃动，这空间就似乎隐喻呼应着历史与人类学之间的结盟关系。

　　就在这个有些怪异的氛围里，会开了三天，白天唇枪舌战，晚上在院子里点起蜡烛，摆上好茶，月黑风高地继续激辩。我还“别有用心”地安排了一场已成历史人类学重镇的华南学者与北京人类学家王铭铭的对话，希望形成激烈的“吵架”场面，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双方大打隐语，说得曲折有致，但仔细话外听音，仍能了解到双方的分歧，如刘志伟就说，自己和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一起入村调查，她马上会关注村民的日常生活而后者则要求先看族谱，一重田野一重文献的路子还是判然分明。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节目是每个人用各地的方言说一句对史学的认识，录下音来后播出来给大家听，猜猜是谁的声音和观点，引来笑声一片。

三天下来是既疲惫又愉快。我最后的话是这样说的，本来想着请大家来是给史学这个只剩一把骨头的瘦弱躯体添些血肉，可是发现你们这群狼来了之后，“史学”可能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还是谁也说不清，可我毕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互相厮杀的地盘。会后出了两大本砖头样厚的论文集，起了一个很不谦虚的名字叫《新史学》。书既厚，封面且黑，先被脑瓜灵光的学生们称为“厚黑书”，后来这说法在史学界也流行起来，据说是卖了八千套。

　　不守“家法”

　　我一直以为，“厚黑书”卖得好，是对我不守被庸俗化的史学“家法”的回报。记得本科在历史系按部就班地读书，总觉得郁闷。喜欢猫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瞎看乱读，一天偶尔在《外国文艺》上读到萨特的名篇《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顿时泪流满面。

　　从那以后，我写出的文字性格就有些爱走极端，上世纪80年代末当看到福柯用身体做解剖资本主义的实验刀的那种不要命的激情更强化了这个极端。比如以23岁的毛头小伙的年龄居然不管不顾地跳出来和杜维明吵架，叫嚷着要打破“儒家”的和谐。福柯那挨过警察棒子的秃头在90年代也迅速成了培养我革命意识的象征。中国史学至少应该需要几个不守庸俗“家法”的捣乱分子。“香山会议”的杂烩式的喧嚣设计，其实投射出的是我青少年时代的狂躁和不安。

　　不守史学“家法”的做法也一直让我保持到现在。比如，我今年出版的《再造病人》一书是我从90年代开始“十年磨一剑”的结晶，但是我把它写成了一本“四不像”的著作，你很难把它按照学科分类的方法归入哪一类，但是基本方法还是史学的。

　　                                                                                                                                                          口述：杨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