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乍寒，一夜小雪将人大校园装点得银装素裹，怀着钦仰的心情我来到了陈桦教授的办公室。

初见陈教授，感觉他精神矍铄，待人和蔼，高大的身材略有些消瘦。陈教授经历丰富，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早年曾经到农村插队，后回城到工厂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82年，他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师从潘哲教授，主攻清代经济史，1984年获史学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跟随戴逸先生研究清代区域经济，直到获得史学博士学位。

简单问候之后，陈教授就开始接受采访（笔者问，陈教授答）。

　　问：当初考大学时您为什么选择历史，选择当时还比较冷门、难做的经济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答：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工厂，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上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当初我选择历史，选择经济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有一定的规律。如何认识社会，还是马克思说的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睦邻关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重大，选择中日经济史正是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考察近代中日两国特殊的睦邻关系，给现实以借鉴，这就是我选择的初衷。

　　问：在日本访问期间，您对日本各个方面的印象如何？

　　答：由于特殊原因，日本保存了大量的有关近代中日政治和经济史料，这无疑对于研究中日经济关系大有裨益。我到日本去，正是想利用这些难得的史料深入自己的研究。在日本一年多时间，我感触颇多。就学术而言，日本学者治学工夫扎实，他们对于史料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体系，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研究资料；日本汉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学者治学严谨，学术著作规范。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

　　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为国民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这也是日本民族素质逐步提高的重要原因。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是众所周知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强的国民意识，这体现在社会建设的诸多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的环境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环保设施、制度十分完善，绿色环保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当然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

　　问：您是怎样处理学术和行政工作的关系的？这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答：学术和行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作为学者，其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研究学问；行政工作则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尤其身处学校，应该处处以学校利益为先，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受教育的环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两者在许多时候是不可兼得的。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单学术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足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有能力、有精力就应该为教育工作、为学校建设改革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样的人生才丰富，才有价值。

　　我认为处理好这两项工作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处理好个人与学校整体利益的关系，把个人位置摆正，关键时刻一定要以整体利益为主，顾全大局。业务方面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条件来进行，其中教学工作绝对不能受到影响，学生的学业前途至关重要；研究工作必须做到兢兢业业，因为付出比别人更多才能收获更多！

　　当然，其中并非没有诀窍，我的诀窍就是：第一，提高效率。这不仅包括单位时间的利用率，而且还包括合理有效地安排时间，做好这些就像是弹钢琴，将事情在单位时间内合理有效地进行，你就不会手忙脚乱，而是能享受到弹钢琴的从容和愉悦！第二，勤奋刻苦。这是作学者必备的素质，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里。第三，要动脑筋，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抓问题、抓本质、找规律，提纲挈领，这包括任何事情，诸如学术、工作、生活、家庭、为人等等，才能事半功倍。

　　陈教授的一席话，不仅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多年来的奋斗历程，而且展现了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表现了一个学者对于事业和生活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身为学者，陈教授治学严谨，孜孜以求，在区域经济史方面成果累累。陈教授多年来的基于大量扎实史料的研究，不仅仅提出了诸多打破传统束缚的新观点、新见解，而且也探索出了研究经济史的新方法和新视点。中国历史资料丰富，研究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中国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像欧洲那样将18世纪视为一个独特历史时期的传统，陈教授认为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世界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进，与此同时，18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继强汉盛唐后的另一个高峰－－康雍乾盛世。但中国社会此时已经落后于西方，因为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太和蒸蒸的华衣下已显现出捉襟见肘的迹象，盈虚消息，础润基张，18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中西方力量对比位移的质变前夜。故而18世纪确是考察中西方历史嬗变轨迹、解开历史之结的决佳视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独具中国特色的影响中国社会后来发展的特殊国情逐渐形成。但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往往以朝代的更替作为研究的起始，中国自明末以来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困惑着经济史学家们，究竟18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是怎样的情况其实值得重新审视。

　　借助于美国中国学方法论和传统史学的发展，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冲击－－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的出现，从老一辈学者如孟森、谢国桢、郑天挺等偏重于清入关前后、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研究，到学术疏离大众的精英化和学术自身分工的专业化，陈教授认为中国历史应该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和学术规范。将中国放在18世纪这个大的世界坐标系里，从世界背景看中国，来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关系，勾勒出以18世纪为背景的中国历史的真面目。1999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问世了，它引起了史学界的巨大反响，并证明了陈教授多年来的探索得到了众多学者们的认可。由此也可看出，陈教授和清史所的老师们焦矢于这一时段的研究不仅是独具慧眼的抉择，苦心孤诣的努力，而且体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传统，一种鉴古知今的精神和情怀。

　　当我问及陈教授是如何调节紧张繁忙的研究和工作时，他饶有兴趣地向我描述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人的生活应该是多元化的，丰富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人精神世界多姿多彩的体现，也是一个人充实自己的源泉。事业和生活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事业的发展动力来源于生活，个人素质的培养其实就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陈教授微笑着如是说。年轻时是各项体育运动高手的陈教授现在最喜爱的运动是爬山，因为爬山不仅锻炼身体，而且使人远离喧嚣的闹市，心胸开阔，净化心灵，是陶冶启迪人的好途径。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广袤大地，会使人明白作为一个人在自然界应有的位置是多么的微小，世间的名利之扰那时看起来更是微不足道。

不知不觉之中，时间悄悄溜走，谈话意犹未尽。虽已是电话铃声不断，可忙碌的陈教授始终微笑着。此时，窗外阳光灿烂，树枝摇曳，已送来了春的讯息。

陈桦个人档案

　　1956年出生于北京，祖籍上海。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1-198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199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博士学位。于1996-1997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日本同志社大学进行“近代中日经济关系”课题研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会员。目前从事清代及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的主要论著如下：

　论文：

　《关于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考察》，载于《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清代社会经济及其区域特点》（博士论文）1995年。

　《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特点》，载于《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

　《清代户口统计制度的演变》，载于《清史研究辑》第7辑，1991年。

　论著：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6月。

　《清代编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第八卷道光朝，陈桦执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世纪噩梦－－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光绪皇帝猝死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零丁洋上不速客－－穿鼻草约、广州和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转引自：http://past.tianjindaily.com.cn/xwrw/01/00/112121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