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国

三、注重“生成”、致力“转型”:用心于“晚周”、“晚清”

    吴成国:以我粗浅的了解和把握，您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注重“文化生成”和“文化转型”两个环节，所以您特别用心于“晚周”、“晚清”这两个关键时段。“晚周”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您首创“元典”一词，把此间形成并深刻影响我们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称为元典，试图探索中华元典精神的形成过程与内在结构。这些考析主要集结于您的《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而“元典”、“元典精神”新词也已为学界普遍接受。15 年后的今天，温故而知新，您说的“元典”是包括哪些内容?

    冯天瑜:“元典”作为一个词，是我首创。元典是指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如果把一个民族跨入文明门槛( 以金属工具和文字发明与使用为标志) 之前，称作该民族的“儿童时代”，把跨入文明门槛的初期称作“少年时代”，那么，随着金属工具的普及，国家和城市的发展，较复杂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该民族进入创造力空前旺盛的“青年时代”。而元典正是各文明民族“青年时代”的创作物。

就人的个体生命发展史而言，青年期意谓“生长”或“达到成熟”的时期。这不仅是躯体生理成熟之时，而且是智慧发展的重要阶段和性格塑造的关键段落，对于人的一生，从世界观、性格到智力，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说，人们在儿童—少年期，感性认识占据优势，即或有体系性思考，也是“无意识”或“前意识”的，而青年期已首次具有较自觉的理论思考，开始注目于深刻而永久的主题，并洋溢着追求真理的蓬勃英气。儿童怀着好奇、惊讶的心态认识世界，少年带着激情、怀疑的心态认识世界，而青年则深受崇高理想鼓舞，义无反顾地去探索万物的奥秘。他们既保有异常的敏感，又具备思考和反省的能力，并且长于以“气吞全牛”的魄力去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宏大课题，进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人的个体生命发展史的青年期颇类似，各文明民族在其文化发展的“青年期”有区别于此前、此后的独特性格和异乎寻常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人们思考的深度已从第一序列进入第二序列，即以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开始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作深层次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和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进而反思自处之道，首次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辨证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用典籍形式将民族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加以定型。这种典籍便可称之为“文化元典”。

    吴成国:您特别用心的另一历史时段是“晚清”，相对于“晚周”，“晚清”是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时期。“晚清”成为您始终不渝的关注重点及学术研究的展开部，这方面的诸多思考，除体现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还体现在与人合著的《晚清经世实学》、《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等著作中。研究文化转型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学者不可推卸的天职，在《人文论衡》一书中，您专门设置了“转型篇”，您所主撰的《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也特别标明是“文明转型书系之一”。那么，就您看来，中国文化转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冯天瑜: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般以19 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为端绪。但是如果从内外因相统合的高度加以观照，从中国历史的纵深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自明代中叶开始，中国社会及文化已隐然呈现走出中世纪的某些征兆，如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渐成规模，出现某种从“农本”向“重商”转化的苗头。与之相伴生，在观念领域，初露“破块启蒙”的动向，诸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君王的抨击，对君臣之间从主奴依附向平等同事关系转化的期望，对学校议政、“工商皆本”的热烈倡导，都昭示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迫近。此外，方鹏、归有光、毛奇龄、俞正燮等人对戕害女性的“节烈观”的批判，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深沉谴责，也有类似意味。即使是清学的主潮———乾嘉考据学，虽然弥漫着古典气息，但其间洋溢着的理想———实证精神，将“神圣”的经书还原为历史典籍的努力，其对经学传统的解构作用，也为观念文化的转换准备着条件。

中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固然出现了某些时隐时显的新文化因子，但由于整个社会尚未达到转型阶段，缺乏强劲的经济———政治助力，少数先觉者的呐喊，其规模和力度都远不足以掀起大波;社会上出现的某些“走出中世纪”的动向，也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在状态。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社会及文化仍然徘徊在中古故道。这种情形迁延至19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以炮舰、鸦片和商品打破清王朝封闭的国门，以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为基石的中国社会逐步被纳入世界统一市场，源远流长、自成体系是中华文化在尚未达到自我扬弃以实现时代转换的时刻，便因遭遇到外来的近代文化的撞击而进入剧烈的转型期，中华文化转型呈现空前的激变性和复杂性。

    吴成国:在研析元典和元典精神时，“文化重演律”是您提出的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规律，是不是就是一种文化的重现?

    冯天瑜:“文化重演律”不是一种简单的重现。它是指诞生于公元前6 世纪前后的文化元典精神在两千余年后，当历史处于由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发挥着某种精神变换剂的作用，这在世界文化史中并非个别特例，我把这一饶有兴味的现象称作“文化重演律”的显现。

    “文化重演律”是“否定之否定律”的一种表现形态，指文化的演进不是直线式的，而呈现螺旋状的“回复”与“重演”。“文化重演律”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机体之外作体外演化。从人的主观方面而言，文化重演是智能层面对古人某些思想的“重演”;从人的客观环境而言，文化重演是社会结构层面对古代社会某些性状的“重演”。不过，文化重演律虽然自有特色，却同样会发生某种“返祖现象”。中国哲人常以“反本”、“复性”、“复其初”、“复如归”一类文句概括这种现象。

中外文化史告诉我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性，人类文化的发展既有直线式的前行运动，又有曲线式的回环运动，各民族某些时段的文化进展有时是伴随着“文化回复”得以实现的。向元典精神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处方，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其功过得失姑且不论，但是说中国人早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文化重演律”，则是并不勉强的。

    吴成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如何取舍，特别是对于元典精神的选择与承袭?

    冯天瑜:近代化是一个传统的转轨过程，充满着变异与新生，近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的过滤器，对往昔的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舍之间行扬抑之道。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是有所抉择的，而抉择的标准，是能否满足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出了一个现代文明对传统的选择问题。文化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的选择过程，任何一种健康的近代化运动，都要在近代生活实践中检验传统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对元典精神的固有形态，包括其题旨、风格、手段、方法加以重铸与再造，从而开创文化发展的新生面。在中国近代，人们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出发，立足于文明转型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了中华文化传统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经世取向、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的西学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革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同时也使中华文化传统发生一次“凤凰涅槃”式的飞跃。

    近代化是传统的转轨过程，元典精神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扬弃、有所变异;同时，近代化又与元典精神保持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近代文明伟岸的大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古代———中世纪文明奠基的广阔而深厚的地基上建筑起来的，近代文明除了必须借助昔日的物质条件外，还包括对元典精神在内的传统意识的仰赖与承袭。《诗》云“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我们的先民已经意识到，许多今日情状，古代便有陈列，今与古是不能一刀两断的。

四、探究“整体”、彰显“地域”:把握文化的“一”与“多”

    吴成国:冯先生，您曾说:“任何一种文化均受惠并受制于特定空间提供的生态环境，文化研究理当用心于彰显地域特征，这是把握文化‘一’与‘多’、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必要劳作。”您的这一看法极具启示意义:文化通史研究在以通观全局的宏观眼光与文化整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中国文化运行演变的轨迹和内在规律的同时，应当重视对文化地区差异的研究。在把握文化“一”的方面，您们所著的《中华文化史》在体系的完整性和文化史整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已为学界熟悉和肯定。这里，主要请您谈谈什么是地域研究? 如何把握文化的“多”?

    冯天瑜:地域研究涉及到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文化区”。作为文化的空间分类，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所决定，三者在历史进程中综合成某种地域性文化特色，如北方的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方的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有人曾这样概括南北文化的卓异处:“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这种关于区域文化特征的把握，既着眼于自然环境之分，更观照了社会生话、人文传统之别。当然，文化区并非静态、凝固的空间存在，而是因时演变的。一般而言，构成文化区的自然因素变化较慢，社会、人文因素迁衍较快。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论及文化中心转移的态势时说:“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夫之常用“天气移于南”、“地气南徙”诸说法，而他所谓的“天气”、“地气”，显然并非专指自然之气，而是自然、社会、人文的综合，更多地包蕴社会、人文因素。事实上，自从具有理性的人类介入，造成文化世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变化往往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运动，即以各地土壤肥瘠的变迁而论，便深深打上人类话动印记。曾被《禹贡》列为下中、下下的长江流域，至近古已成上上之地，如宋人王应麟说:“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至于各地风俗、学术的异动，更是古今起伏，时有更迭。这是在作区域研究时应予注意的。

中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笼统地界定中国文化，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作法，此类作法有碍于人们从共相与殊相辩证统一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化，不利于开掘中国文化无比丰厚的内蕴。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必须纠正空泛、粗疏的学风，多做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方能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础。而此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国文化加以分区考析。

    吴成国:当下我们进行地域研究应当注意什么?

冯天瑜:当下我们所作的区域文化研究，在观照历史的前提下，更要着眼当下。今日中国，北起漠河，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东极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鉴于中国领地的辽阔和文化类型的复杂，有必要作多级次的文化域分。

    吴成国:中国文化虽然分为众多区域文化，但是各文化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

冯天瑜:是的。在言及中国文化的地域性时，应当申述的另一要义，是中国文化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磨合而成的，表现为一种兼收井蓄的宏阔气象、对多元文化“有容乃大”的统摄与综汇。诸如晚周南北文化的交合，成就了战国文化的空前辉煌;汉唐中原文化对西域及周边文化的汲纳、魏晋南北朝诸族文化的融会，以及此后多次民族文化及地域文化的沟通，加之对南亚佛教文化的采借与再造，成就了以宋文化为代表的中古文化高峰。元、明、清更将多民族国家的雄伟格局奠定，而多元一体的文化政策的确立，则是其文化保障。今日异彩纷呈、生机盎然的中华文化，是诸地域、诸民族的共同创造，是文化的“多”与“一”互动的结果。这种和而不同、刚健自强的文化机制，是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长久地屹立世界东方的重要原因。

    吴成国:我们也知道，作为湖北人，您20 多年以来一直参与湖北地方志、武汉市地方志的修纂，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并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应该视作您“文化研究理当用心于彰显地域特征”的具体实践，文化史与地方史成为您习史、治史的一体两翼，并有助于您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说起湖北的近代化，不能不提张之洞，张之洞督鄂期间主要有哪些政绩?

    冯天瑜: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光绪十五年(1889 年) 出任湖广总督，此后，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晋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以前，除两次短期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纂学堂章程外，一直督鄂。张之洞督鄂既久，“视鄂为第二故乡，视鄂事如家事”，在湖北确乎做了一番引人注目的事业。张之洞督鄂的“治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奠定近代工商业。同其他洋务派一样，张之洞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枪炮武器，以实现“自强”。后来由于不断碰壁，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于是开始较广泛地致力于以“求富”为目标的“振兴实业”。

    第二，创设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张之洞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往往发出“才难”之叹，他常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所以他把兴学求才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首要任务。这就是所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第三，组训湖北新军。清朝的军制，前期为八旗、绿营，中期为由团练演变成湘军、淮军。这些旧式封建武装到了清末已腐朽不堪用，在中日甲午之役等战争中，一触即溃。“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清廷只好做出“革故鼎新”的姿态，仿照新法添设新军，其中最早出现、实力又较强的，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内编练的“自强军”。

    吴成国:2011 年将是辛亥革命100 周年，届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均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因此，我想特别请您谈谈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

    冯天瑜:公元1911 年10 月10 日( 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 晚，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军起义，武昌起义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当我们考查19 世纪末叶以来湖北出现的新的经济土壤、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湖北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首先与湖北成为后期洋务建设的中心地区相关。从19 世纪60 年代开始，湖北逐渐由深处堂奥、风气古朴的内地省份，演为“商贾辐辏，白皙人种联翩并集”的列强势力圈竞争之中心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湖北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重点，而且也成为清朝洋务建设的一个新中心，这使得湖北跻入“开风气之先”省份的行列。关于这一方面，就不能不提到前面讲到的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

    其次，湖北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还与湖北民族资本的形成有着内在联系。19 世纪末开始形成起来的湖北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的不同，又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这样两个阶层。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与上层相比，人数较多，其社会基础也比较广泛。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政权的联系不太密切，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多方面的阻挠和压制。

    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努力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建立联系，以期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比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来，中下层资产阶级较富于革命性。

    再次，湖北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又与湖北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发动工作有关。19、20 世纪之交，湖北出现了近代大机器工业，形成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军队。这一切，都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种先决条件并不能自发地变成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打击力量。使上述物质基础活跃起来、沸腾起来，并朝着反满革命的方向运行，必须有催化剂起作用。而湖北党人比较自觉地担负了这个“催化剂”的职责。在以后的岁月里，湖北党人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用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为武昌首义铺平了道路，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壮剧。

    辛亥武昌首义的金字，是由湖北党人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革命的爆发地，往往既是革命力量的聚集点，又是旧制度链条的薄弱环节。而辛亥前夕的湖北，不仅是党人惨淡经营的基地，也是清廷统治特别脆弱的一环。张之洞治鄂以来聚积的物质力量———近代工业、新军、新阶级和新知识阶层，在湖北党人辛勤不懈的努力下，一并转变为向清朝的薄弱环节猛然打击的铁锤，清廷整个统治链条随之解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厦终于轰然崩坍。

    以武昌起义为高峰的辛亥革命，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更加复杂错综的一页。无论以后的历史出现怎样的曲折和回流，然而，辛亥志士那种“使我国民主自由独立之国旗，高飏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的宏伟理想，却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奋斗不息。

（转引自《中国文化研究》 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