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国

五、“贯穿古今”、“打通中外”:为往圣继绝学

    吴成国:冯先生，您曾说过，“一个史学工作者要在专攻方向上有所突破，除兢兢业业于本专门之外，还应当‘左顾右盼’，使所研究的专门获得比较参数和开阔的背景，这样，许多问题方能通解。近10 余年来，我于清代学术及张之洞用力较多，深感若要厘清张氏思想，探究清学源流，非贯穿古今，打通中西不可。”就您个人来说，早在进行“文化元典”研究时即已有“打通中外”、“贯穿古今”的追求吧?

冯天瑜:是的。与中国先秦涌现《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荀子》等“文化元典”同先后，印度人撰述《吠陀》、《佛典》，希伯莱人撰述《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希腊诸先哲撰述《理想国》、《形而上学》等一系列论著。如果打通中外，全面观照各文明民族的元典创制史，系统比较东亚、南亚、西亚、南欧“轴心时代”社会环境的异同，考察诸民族元典的学术脉络，于比较中窥探奥妙，有助于我们对先秦典籍获得新的认识。至于研究元典在后世的诠释史，则要求我们条贯古今，准确把握元典提供的文化基因在各种时间向度的演化。

    吴成国:您近年在对“几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学”、“文化”、“封建”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时，也力图“贯穿古今”、“打通中外”，从而使“历史文化语义学”__________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内涵。请您先以“革命”、“共和”两概念为例试加论析。

冯天瑜: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指改朝换代;“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19、20 世纪之交，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承袭“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实施，又经历着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此中坎坷，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表征。

    吴成国:2006 年您出版40 万字的《“封建”考论》，2007 年又扩充到52 万字再版。考证“封建”概念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典籍中的本义，是《考论》全书立论的前提，探求泛化封建观在中国生成的来龙去脉，则是这本书的主旨所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绪山教授评论您“以‘封建’概念为枢纽，目通于古今时代而上下勾连，思接于东西世界而纵横论析，眼界堪称高远、宏阔”，又说“此著是我国学术界‘封建’概念研究的界碑，它的出版将翻开‘封建’概念学术史研究的新页。”(《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湖北社会科学》2007 年第1 期) 您的这一著作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2006 年10 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的讨论会;2007 年10 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论坛;2008 年12 月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显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兴趣，正如刘志琴先生在其评论文章中所言:“一本著作连续三年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引起连锁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学术批评网2009 年7 月5 日网文) 中国传统语境中，“封建”的涵义应如何理解? 中西封建制是否一样?

    冯天瑜:封建制创于殷周，周秦之际渐为郡县制取代，然而，秦汉以降列朝各种类型的“封爵建藩”举措并未止歇，一直延至清末。故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封建”是一个含义驳杂的名目，不可笼统视之。

    西周实施封邦建国之前，自晚周以降，“封建”与“郡县”两制并行，不过秦以后郡县制占主导，封建仍在继续，然其内容与形态已不复旧观，所以“封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封建”特指殷周政制，尤其是指西周盛行的“封国土，建诸侯”之制，其时尚无郡县制与之参照。西周封建，除“天子建国”外，还有“诸侯立家”，后者在秦汉以下“封建”中已被取消。

    广义“封建”是狭义封建的延伸，指殷周以至明清列朝列代的种种分封形态，包括秦汉以降在郡县制主导下推行的封爵制，内有实封与虚封之别，“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的实封诸王;“虚封”指各种“封而不建”的情形，如秦的封爵而不授土，或明永乐以后的封爵、授土而不临民。《文献通考》还把唐末藩镇纳入“封建”，称肃宗、代宗以下，“强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遂将唐天宝以后藩镇列入“封建”。另外，汉、唐以下诸朝还把颁赐周边属国纳入“封建”，此亦为广义封建的一项内容。

    “封建”的狭义、广义两种用法，行之于古来多位论者和多种典籍，而《通考》的《封建考》，对狭义的及广义的“封建”各有陈列，我们可以从中完整地认识中国封建制度起伏跌宕、繁复多致的状貌。

    中西封建的概念不同。周代封建制是周人征服东方，为管辖广土众民而利用宗法系统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周代的主从关系较具血缘纽带性和伦理色彩。而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 是在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崩解后出现的，其时战乱频仍，匪盗横行，民众需要地方上握有强权的贵族出面保护，强权者则通过提供保护以赢得对民众和土地的控制，于是彼此建立一种互惠性契约关系。西欧feudalism，本为一个契约形态的法律术语，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这两个侧面，所以，西欧的feudalism 可称之为“契约封建制”。与之相比照，中国西周的封建制，是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予子弟及功臣，臣属继续往下作“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由宗法关系相维系，通过血缘纽带与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的控制，故可称之为“宗法封建制”。

如果说，对于西欧中世纪而言，“封建制度”是一种必然实行的制度，那么，对于中国的中古及近古时代而言，非封建的君主集权制也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是此间中国整合社会资源以应对内外挑战的首选制度，这正是中西前近代历史的基本差异。

    吴成国:您对中外古今“封建”概念的由来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汉语的“封土建国”与西方的“封土封臣”虽有通约性，但将秦汉以后的2000 年称之为封建时代，违背了汉词的本义。由于史学研究关键语的失准，使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构制的纽结，有必要正本清源，建立新的范式，主张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说。那么您认为中国历史应该如何分期?

    冯天瑜:我认为考之中国古史实际，经历漫长的“氏族社会”之后，殷商、西周形成“宗法封建社会”，东周进入由“宗法封建”向“专制帝制”的转换期。秦汉以降，中国长期延续的社会主流，不是已居次要的“封建制”，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官僚政治综合而成的“皇权社会”。秦至清长达两千余年，社会诸层面多有起伏跌宕，应作阶段划分，起码以中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姑且命名为“皇权社会”前期、“皇权社会”后期。如果说，中唐以前，还保有较多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遗迹;中唐以后地主—自耕农经济主体地位确立，门阀贵族淡出朝政，官僚政治定型。

中国历史分期是一个复杂而且久议未决的论题，也是在考论“封建”之后，必然引出的论题，这里只能试拟中国历史分期名目:

    原始群时代———

    氏族共同体时代( 夏及夏代)———

    宗法封建时代( 商代及西周)———

    宗法封建解体时代( 春秋、战国)———

    皇权时代前期( 秦至中唐)———

    皇权时代后期( 中唐至清)———

共和时代( 民国、人民共和国)。

    吴成国:文化的研究，通常离不了比较的眼光，研究者能有域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尤为可贵。您不但有访学美、欧、澳、新的经历，而且还有在日本近5 年_______的长期讲学并从事研究的异域生活，这给您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著作便是您东瀛思索的结晶。而在“打通中西”这一方面，近年，您还有如《略论中西人文精神》、《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等重要单篇论文发表。如今，人文精神仍然是经常谈到的话题，您认为中西人文精神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真切可靠的思想资源吗?

冯天瑜:西方以强调个体价值为特征的人文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同时又引发出若干弊端;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却有可能在经过现代诠释以后，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因此，不能简单对西方人文传统或中国人文传统一味褒此贬彼，而只能将它们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具体分析，并试图在现代生活实践中探索二者统合的可能性。至于90 年代文学界所呼唤的“人文精神”，是指西方式的强调个体独立的人文主义，还是中国式的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主义?或者是试图实现二者的统一: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群体的分子? 当下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各方似乎各有主张，但又都没有做出系统深入的阐发。这正表明讨论尚处于初始阶段。我们在90 年代的谠议中通常见到是在“高扬人的价值”、“重视精神文明”、“关注终极追求”、“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诸点上对西方人文主义和中国人文传统的综合借鉴，以与“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化失范”的“时弊”相抗衡。这也许是对当下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的一种积极反应，当然应予肯定，但就严肃的学术讨论而言，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注意论说中的逻辑一致性，清理所探讨论题的学术发展史，然后方有可能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朝前跃动，作出创造性诠释，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真切可靠的思想资源。

    吴成国:时下，学习国学成为时尚。您对研习传统文化的后辈学子有何期望?

    冯天瑜:我想借古人的两段名言送给有志于研习传统文化的学子们。第一段名言是清人姚鼐的，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姚氏所说“义理、考证、文章”，或称“义理、考据、词章”，这是告诉治史者，必先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章，并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于弘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第二段名言是北宋儒家张载的，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愿以这两段名言，与诸位共勉!

    吴成国:谢谢您! 同时，我也代表《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向您接受访谈表示诚挚的谢意，并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带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上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转引自《中国文化研究》 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