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国

一、“蓄之久远”、“发于天然”:走上文化史研究的道路

    吴成国:冯先生，您好! 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我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沉寂多年的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您是这场文化研究热潮的参与者、见证人，并从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像《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人文论衡》、《“封建”考论》等学术专著，这些著述正如张岱年先生在为您的《人文论衡》作序时所说:“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学术界的赞誉”。您走上文化史研究的道路，用您自己的话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这“蓄”与“发”似乎首先应归功于您8 至18 岁在湖北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您对这段博览群书的经历总是难以忘怀吧?

    冯天瑜:确实如此，在我的脑海里，当年湖北省图书馆泛舟书海的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湖北图书馆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图书馆之一，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南北书库为其源头。2004 年湖北图书馆百年馆庆时，我曾撰写《精神的家园:献给湖北图书馆》一文，我把它看作是哺育我们的精神家园。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到高中毕业，一直跟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 年) ，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 年退休。我每天放学回来，就到母亲主管的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除了熟悉各类精彩的故事之外，还逐渐迷上人物画。上初中以后，图书馆浩博的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改弦易辙，变为成人阅览室常客。这得感谢50 年代学校教育没有沉重的学习负担，家庭作业在学校上自习时便可以做完，我又不太注意考分，课余便能够自由畅游于书籍的海洋。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考没有关系，没有被功利心所驱使，唯一的动力是好奇心，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

    图书馆的书籍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是令人摇情动魄、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中外文学名著。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说唐》等中国古典名著小说自然烂熟于心。梁山好汉的绰号和武功特长讲来毫不费力;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我最初的“历史观念”大概由此获得。初中二年级，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展现的是一个又一个广阔、深邃而又新奇的世界，带来无限遐想。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但是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颇有益于后来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西比较的展开。

少年时我还喜欢读各类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遨游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入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说来也有趣，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常一连看几个小时，以至可以随手绘出各洲各国轮廓，并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简史、面积、人口、山川、物产、趣闻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约数等，并养成继续关注的习惯。地理常识当然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使人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其作用绝不限于增添谈助。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因此，我经常建议学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游记、笔记小说，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之说，使所研究的国度、地区、断代的历史不再是纸面上的教条，而是立体状的生命机体，这样才有可能“知人论世”，如亲临其境体察古事古人。

    吴成国:中国有句话叫“子承父业”，您父亲是史学家，曾师从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一定对您有很大的影响。

    冯天瑜: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小时候我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正所谓“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真正青灯黄卷，研读经典，默识深思，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这得感谢父亲的庭训。

    先父冯永轩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早年就学于文字学家黄季刚先生，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以后因时局不稳而转徙各地任教。先父性情刚直，宁折不弯，反右派斗争的时候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当时我正念高中，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学时方获得解脱。1960 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三兄又被冤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父兄的“问题”显然断绝了我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于是我又暗自做起了作家梦。基于以上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对考大学全然失去兴致，同学们备考最紧张的几个月，我仍然在省图津津有味的阅读《复活》与《白痴》之类的书籍，最后出人意料的考入生物系。大学四年，学习较为轻松，使我在学习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有大量时间攻读文史哲类书籍并练习写作。

    父亲发现我热爱文史，正好可以弥补前面四子从事其他专业带来的遗憾。而60 年代初期父亲刚刚被摘掉“帽子”，心情稍稍宽松，有重操学术的打算，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我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父亲手中从来不持片纸，不仅能够逐句吟诵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朱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而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从早到晚，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由泛泛阅览到逐渐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入室，其转折发生在20 世纪60 年代初中期这段庭训之间。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中的意义，直到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才觉得重要。当然，我对中国古典的诵读，毕竟是青年时代才开始，以后又没有持续坚持，所以在对古典的熟悉程度上，远不能和有“童子功”的老辈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可能有某些长处超越老辈，但对本国文化元典的熟悉与体悟方面显然不足，这是难以出现一流大家的原因之一。

    吴成国:台湾东吴大学缪寄虎教授在读完您所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后，曾专门撰文称赞该书“搜材之博、考证之详、文笔之细”，并说“今日台湾普遍漠视历史教育只知道有电脑之际，冯教授的考证文章也许可以刺激一下中国人恢复其大脑的使用功能”。作为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史家，您的“考据之功”也有来自父亲的教诲吧?

    冯天瑜:是的，父亲潜移默化中还教给了我考据功力。记得少时常听父亲议及清人考据繁密，言必求据，如法官审案，孤证不决，务求旁证、反证;母子证( 从同一源头发展来的一连串证据) 不及兄弟证( 来源并列的若干证据) 有价值，等等。成年后，接触过乾嘉学者的论著，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更时常翻检这些书籍。这让我明白，考据精神和考证方法决非考据家的专利，而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既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80 年代初，我写作《辛亥武昌首义史》便着意于考据功夫，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论的微观问题，逐一爬梳、参校材料，重新考证，方提出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包括与合作者贺觉非先生不同的结论: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只是承其绪的组织;《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季刚;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10 月9 日，并非10 月8 日;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并非熊秉坤;等等。寄虎先生的评价当然是过誉了，不过，这“恢复大脑功能”之说，却颇有启示———占有丰富的材料，加以认真辨析，既是“考证”，同时思辨即在其间，而且是扎实、有的放矢的思辨。

    吴成国:您大学就读的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生物系，大学毕业后少年时的作家梦也并未重新拾起，却跨入了史学研究之门。这样的抉择出于怎样的考量?

    冯天瑜:那是因为在70 年代后期，作家的梦想早已经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并非我的专长;哲学虽然具有诱惑力，但是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定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步龙门扶风后尘，跨入史学之门。由于目睹近30 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己对文、__________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四、五年。

二、“即器求道”、“观象索义”:建立中国文化史架构

    吴成国:冯先生，您和周积明、何晓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问世的第一部中型文化通史。评论者多认为，《中华文化史》在文化史理论建构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文化生态”学说，许多论述和观点多为前人所未发而又颇能启发来者。作为“文化生态”学说的首倡者，您是否尝试以“文化生态学”为基旨建立中国文化史架构呢?

    冯天瑜:是这样。我遵循“即器求道”、“观象索义”的学术理路，致力于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相济，探究文化史学的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发展脉络、中国文化特质等，尝试以“文化生态学”为基旨建立中国文化史架构。反映在《中华文化史》全书总体结构上，便是用上编30 万字的篇幅来论述“中华文化生态”，并以之作为下编“中华文化历程”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文化是人类理性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密切相关，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文化史研究必须从剖析孕育、滋养文化的自然—社会条件入手，探明作为文化产生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赖以发生发展的自然前提，以及在这种社会形态地基上建造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些便是文化生态考察的内容。

文化生态由自然场与社会场交织而成。“自然场”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附丽的自然环境，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生成机制当然离不开自然环境，或曰地理环境。“社会场”指人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文化又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其生成机制植根于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土壤和社会结构两层面。同时，具有民族性、国度性的文化还要受到外域因素的影响。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须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诸方面展开，注意于四者整合而成的“文化生态”作出概述与辨析。为此，我概括出中华文化生态在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三个层次上的个性特点是: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区别于工商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区别于古代希腊、罗马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中世纪欧洲和日本领主封建制以及印度种姓制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作为该书作者之一，凡此种种，或许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发前人所未发而又颇能启发来者”则不敢当。

    吴成国:为了论证中国文化生态的这些特征，您批评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失误，分析了中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补融汇关系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主要形态，指出中华农业文明的若干特点，归纳出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失误之处有哪些?

    冯天瑜:“地理唯物论”强调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影响，包含着若干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成份。然而，当“地理唯物论”被推向极端，扩张成“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则有若干重大失误。第一，把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特定的时间范畴抽象出来，加以无限制发挥，因而难免偏颇。其实，地理环境究竟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影响文化创造，取决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性，尤其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产生大相差异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决定论”忽略若干中介，把自然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作用加以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的描述，以至得出气候单独决定民族性、地势直接左右社会制度这样一些有明显片面性的结论。事实上，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文化，不是地理环境单独创造的，而是环境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只是形成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直接起作用，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的。第三，“地理环境决定论”把地理环境全然看作人类社会的外力，认为是自然环境这种外力决定着社会进程、左右着人性和文化的特征。事实上，地理环境并不简单作为一种外力影响人类生活的。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日益把地理环境转化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地理环境称作“人化了的自然界”，或者称作“社会—地理环境”。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作为社会的人依托于物质存在创造出来的，并非由地理环境外在赋予。

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自然环境本身并不是文化却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石。文化创造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及其他社会实践与环境交相作用的过程，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环境的辩证统一体。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忽视这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尤其是忽视了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在创造文化中的巨大能动作用，从而陷入了宿命论的偏颇之中。

    吴成国:中国是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文化有何特质?

冯天瑜: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我把它概括为五大方面:第一是人文传统;第二是伦理中心;第三是尊君重民;第四是中庸协和;第五是延绵坚韧。

    吴成国:文化的生成、发展都具有阶段性，文化史研究必须揭示这种阶段性并循此展开叙述。在《中华文化史》之后的诸种著述中，您主张中国文化史的段落划分不应该也不可能拘泥于朝代框架之内，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冲决王朝的樊篱，并按文化自身演变的阶段性作出分期。请您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思考。

    冯天瑜:梁启超先生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递进的大段落，是颇有概括力的。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我认为应该按照文化自身演变的阶段性作出分期。据此，我把中国文化史作如下分期。第一，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包括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第二，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或称“元典时代”。像世界其他地区独自生成的文化系统一样，此一阶段已经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构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达2000 多年的许多特征，在此一阶段初步显现。尽管这一时期华夏族的活动空间主要在黄河、长江流域，但中国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深巨。

    第三，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__________秦汉两朝的四个多世纪，是帝国文化形成的连续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推源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已经蕴含着政治一统的走势。而秦汉帝国的建立，正式标志着“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 翦伯赞语) ，实现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关键阶段，这400 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

    第四，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这一时期，与庄园经济和门阀贵族政治相表里，精神领域里玄风弥漫，儒、道、佛各擅胜场，影响着思想意识和各文化门类。

    第五，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明中叶。公元9 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魏晋南北朝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它同时还引起东亚文化圈内朝鲜、越南、日本的文化也相发生变革。某些日本汉学家和欧美汉学家，将此次转折看作是中世纪向“近世”的转型。唐代前后期的转折，规范了中国文化史后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1000 年间，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种种动向，可以称之近古文化期。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折，决定了近1000 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这一阶段构筑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六，东西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明末迄今。明清之际，早期殖民主义的南欧国家东来，其宗教及科技学术进入中国，然影响力有限;清中叶以降，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等西方列强用炮舰加商品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统一市场和全球化国际关系。中国第一次遭遇到“高势位”文化的入侵，中西文化既相冲又相融会，这一过程造成中国文化的空前危机，也赋予中国文化新的发展机遇，其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诸层面渐次发生近代转型，迈入“世界之中国”。

（转引自《中国文化研究》 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