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秋农

己丑榴月，我在京城拜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席间谈及戴逸的处女作、问世于1951 年3 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他十分高兴地将该书见示，但言明在先，这是硕果仅存，难以赠送。我接捧过来，细细浏览，只见此书由上海火星出版社印行，32 开大小，原本白色的封面早已被岁月的风霜浸染成土黄色彩，封面左侧是用蘸水钢笔竖写的书名，具有行书的味道，笔力遒劲而流畅。书名右面是“王金穆著”四个仿宋体铅字。封面右半部以浅绿色印着一位右手握枪，左手挥臂作冲锋状的抗日战士形象。封面距底边1.5 公分处，居中印着“上海火星出版社印行”，其中“火星出版社”为手写体，余为仿宋体铅字。上述文字均印成红色。我轻轻翻到版权页上，只有上半页印明“1952 年10 月上海新一版，1953 年5 月重排版”，并未标出印刷数。

戴逸在扉页上分九行竖式记录了撰写与出版经过：“这本书是我在解放初期所写。当时看到东北某地出版的一本用章回体写成的解放战争史，启发我写这本书。四九年冬写了前八回，后来陆续写作，至五一年全书草草写完，用‘王金穆’的笔名发表，初为新潮书店印行。新潮倒闭时，竟将纸型私自售与上海火星贸利，此为火星本。后数次交涉，停止出版。此书已无底稿，此为硕果仅存之一本。戴逸自识，1960 年6 月”。由于此书为戴逸自留纪念，故在封面书名下方钤盖“戴逸”篆字私印。

戴逸珍爱地摩挲着书的封面，有所遗憾地告诉我，其实这本书是本盗版书，可惜正宗的版本已经找不到了。我感受到，尽管将近一个甲子过去了，但他仍在思念着那本“嫡亲”的“新潮”版，有着永世难忘的感觉。深知他难以割舍，我便请同去的惠峰君将书的封面、扉页、目录等有关部分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来，以便带回研究。

戴逸告诉我，这本书还是在2005 年翻检旧书时从尘封已久的书堆里找到的，虽说盗版，但也令人高兴，毕竟是自己的“处女作”。他见我对这本书饶有兴趣，就喜不自禁地向我介绍了这本完成于24 岁时的大作。随着他娓娓道来，那段已经远去且少为人知的历史开始在我眼前回放。

戴逸，原名戴秉衡，出生于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常熟，自幼酷爱读书，10 岁前就已读过《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西游记》，直至《民国演义》等众多历史小说。兴之所至，废寝忘食，凡感趣味无穷者，他还会读两遍、三遍。提及孩提时代的读书，他感到得意的是，一个髫龄稚童不但能记住《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且对书里一百零八将的姓名、诨号都能熟记于心，背诵无遗。在他小学毕业那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从此还是翩翩少年郎的他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对此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忆述，抗战爆发那年他11 岁，到抗战胜利他19 岁，“因此可以说我青少年的‘花季岁月’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下度过的，饱受难以笔述的欺凌和苦难。”戴逸在上海读完中学后，虽然酷爱文史，但大学读的却是交通大学铁路运输系。因为他深感在日伪统治下，像样的文科大学凤毛麟角，且攻读文史者很难找到如意职业。直到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复校返京，受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巨大诱惑，戴逸毅然放弃已经读了两年的交大学历，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这里，他如愿以偿，如鱼得水，孜孜不倦地问业求知，与许多知名的教授、学者过从甚密，每学期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名列榜首。风华正茂的戴逸不但学业优秀，令人称羡，且崇尚正义，追求真理，他因带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遭反动政权通缉。嗣后，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进入解放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避免家人遭到反动派的迫害，他将大名“秉衡”改为“逸”，意为逃离国统区，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以后，戴逸在中共创办的华北大学学习，并成为研究生，这就使他有机会对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作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的助理。

1949 年5 月，戴逸随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城。同年岁末，经政务院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建立。几乎在同时，他读到了一本刚出版的介绍解放战争的通俗读物，篇幅短小，文笔清新，记叙生动，也就萌发了写作的冲动。戴逸告诉我，写作的动因是他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的风风雨雨，同时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的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有其“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狼子野心。侵华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害百姓，疯狂掠夺，无恶不作，犯下不可饶恕的种种暴行。多行不义必自毙，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获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获得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报仇雪恨，湔耻洗辱，申张正义，扬眉吐气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由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又是解放战争，所以还没有一本全面真实地宣传中国抗战史的专门著作。当时戴逸和中共党史专家彭明教授同住一个宿舍，交谊笃厚，就与彭切磋交谈，倾听彭对写作《中国抗战史演义》的意见，得到彭的支持。为什么要用章回体小说写作，这同他自幼熟读各种历史演义，谙通其写作诀窍有关。

写作方案确定后，戴逸就每日迷醉于写作之中，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仅花一个月时间，就写出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这六年局部抗战史，分列八回，约4 万字。写作并不一帆风顺，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因有其他重要工作穿插进来而不得已延缓写作。即使在此繁忙紧张的情况下，作者还是忙里偷闲，坚持研究和写作，书稿随着思路的延伸而在笔下盈积。戴逸的写作得到胡华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他也将自己的未成稿向胡华求教。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原先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和工作的百姓对中共历史和现行的方针、政策知之不多，故急需这方面的宣传读物。北京新潮书店为此向胡华求助，希望他能介绍些老师为之撰写专门著作。在此情况下，已经读过戴逸部分书稿的胡华就要求作者抓紧撰写。受命之下，戴逸废寝忘食地伏案疾书，终于在1951 年初春匆匆交稿。很快，这个凝聚了作者许多心血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于同年3 月面世。

趁戴逸阅读工作人员送来的材料，我将目光停留在该书的目录上。全书共30 回，使我眼前一亮的是：《中国抗战史演义》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强占东北起笔，至1945 年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收尾。笔者才识浅薄，仅知数十年来，史学界就抗战的起点和时限一直存在着“八年”和“14 年”两种观点。关于抗战的研究与著作浩如烟海，其中大多以八年抗战为主，直至1995 年才有中央权威机构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全面记载中国的14 年抗战史。对此，有专家认为“九一八”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而“七七”事变是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两者应是有机整体，只提八年抗战既不客观也不科学。2005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1931 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的科学论断，于此史学界形成共识。而令人惊喜的是戴逸早在上世纪50 年代初就已经用“14 年”抗战史的观点撰写专著，一位当代史学家的独特视角和智慧由此可见一斑。由于这是一本历史演义，戴逸并不刻意追求章回篇目在文字上的工整对仗，而求标题上的醒目提神，因此，许多重大事件都能在标题上得到体现。对重要历史事件的介绍均能以权威的历史资料为参考，做到事出有据，史料详实，观点鲜明，文风活泼，全书15万字，读来似行云流水，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可看到作者文字功底的笃厚和史学知识的广博。

戴逸阅毕材料，余兴未尽，又与我谈了该书出版后的一些事情。他说这部新著出版后，购书者络绎不绝。自1951 年3 月初版，至7 月已第三次印刷，累计印数达两万册之多。由于仿照章回小说写作，可读可讲，引人入胜，全国好几个省级广播电台作了连续播讲，广受听众好评，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为此专门约请作者面谈，倍加嘉勉。

我有个习惯，要想办成的事总要想方设法，倾尽全力，如果不成，也就可以用“虽有遗憾，我已尽力”来安慰自己。自拜谒戴逸后，《中国抗战史演义》就一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总想着能将其求觅到手。

自京城返里，我即在旧书网淘宝，果然心想事成，先是淘到上海“火星”版2 种，继又淘到北京“新潮”版2 种，并有意将两地版本略作比较。发现虽说同是32 开本，新潮版为17.5×12.4 （公分），“火星”版为16.7×12（公分），因此“新潮”版稍大于“火星”版，视觉上“新潮”版更舒服一些。两者书价也有不同，前者为9700 元，后者为8500 元，同为人民币旧币。“新潮”版的封面文字为自右至左横排，均为红色，其中书名字体选用繁体老宋，“王金穆著”为黑体，距底边2.5 公分处排印“新潮书店印行”6 字，其中“新潮书店”为手写体。“新潮”版面衬图为读者所熟悉之“卢沟晓月”碑亭，显得沉稳庄重，同时这里又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寓意深刻，但未刊封面设计者姓名。“火星”版封面设计前文已述，不再赘言，在封底右上角注明“封面设计：谢敏”。再看版权页，“新潮”版刊明“1951 年3 月初版，初版0001- 5000 册”，“1951 年7 月3 版，15001- 20000册”，由此推定第2 版为1 万册。“火星”版则刊明“1952 年10 月新1 版，1953 年4 月6 版（18000- 28000）”，达一月一版，印数直线上升。据笔者揣测，两书所指版数实指印刷次数。想来印刷数量过多，纸型受损，故上海火星出版社又出了“1953 年5 月重排版”，且不再标明印刷数字，大约顾忌已属盗版，存在侵权之错，如标明印刷量不断增加，难脱牟取暴利之嫌，加之当时作者已向出版方交涉，怕因此再生矛盾而作模糊处理。戴逸所珍藏的就是这个重排版。

临了，我向戴逸请教：既然该书是他的处女作，为何不具戴秉衡或戴逸之名，而署名王金穆？戴逸告诉我，“金穆”是他在学生时代投稿所用笔名，而“王”为作者母亲之姓。想来，将处女作以王金穆署名，也珍藏着作者感恩母爱的深情吧。

多年来，我常收到戴逸惠赠的大著，自己因没有回赠而羞愧，现在我终于觅得“新潮”版《中国抗战史演义》并寄奉于他，以解他数十年思“亲”之苦，笔者羞愧之情也因此减免一二，自觉快乐。再想着能与他分享久别重逢之愉悦，欣喜也就不用掖在怀里了。

（转自《档案与建设》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