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明

   中国边疆民族史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深教授马汝珩①先生2013年11月7日中午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在上世纪80年代清史研究所是当时全国比较少有的大型研究所，就有30多人，甚至超过了一个普通的系。更何况当时的清史研究所堪称走的是精英路线，留强淘弱，人员的学术水平颇高。我当时由于年龄小，不想参加工作，决计读研究生。当年马汝珩教授招收中国边疆经济开发方向的研究生，遂通过李秉芬老师介绍，去拜访马汝珩老师，表达自己的求学愿望。是时，报考清史研究所的人很多，17人，过线的仅有2人，我的总分第一。对于马汝珩老师最终收留了我，我终身感激。韩愈曾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书荒的痕迹依旧隐然可见。马老师在“文革”期间就未间断学术研究，所以老马识途，当马大正、蔡家艺等年高德劭的前辈学者初涉卫拉特蒙古史领域之初，均集体拿着笔记本毕恭毕敬登门求教，被这些前辈坦承为研究入门的引路人。对于找这个稚气未脱的学生，马老师更是耐心指点迷津，把自己收集的诸如图齐《西藏中世纪史》②、柳陛祺《西藏喇嘛教寺庙与僧侣组织》等铅印内部资料提供给我。

   当时写作论文检索资料不易，没有电脑，写论文用稿纸。我基本上酝酿好之后，一气呵成，但中间会有个别点窜修改之处。写完后誊抄必须工工整整，一天，仅能誊抄500字的大稿纸五六页，一篇二三万字的稿子需要一周左右时间从早到晚誊抄方能够完成。马老师做学问非常严谨，所写的稿子用非常漂亮的钢笔字，规规矩矩，给人一种享受。马老师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未出版之前，我有幸看到其手稿，用十六开的稿纸誊写，线装，封皮为牛皮纸，二册。那种俊秀、规整，让人叹为观止。我一直都在想，这部手稿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如果目前能够保留下来的话，绝对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我平常跟马老师接触不多。他家住在铁一号，人民大学被他们这些老人称为西郊。当时电话也不普及，我一般开学去一次他家，学期结束去一次，平常就是把论文写出来后送到他家，他在看完后，会找我过去谈一次话。我根据马老师的意见修改后，基本上就可以发表了。有一次，我把论文写完，稿子没有进行第三遍修改誊清，把第二稿交给他审阅，结果遭到马老师严厉批评，把我叫到铁一号，狠狠赳了一个下午。我出来时，正好碰见吴孝英老师，她早知道此事，是通过她传话诖我过去的。我低着头走，吴老师笑着对我说：“挨批评了吧？”我不置可否，但这次教训刻骨铭心，此后再也不敢重蹈覆辙。而如今，学生提交的论文，标点符号乱用，让人不堪卒读，却视为理所当然，根本不考虑对学问的敬畏、对他人的尊重。正是这样，我这些年一直强调，学术水准的高低会影响学风的雅俗，学术争鸣蜂起，各腾异议，可以随便批驳他人，肆无忌惮，这样的争论双方往往都流于村妇骂街，不可能休休有容，不可能具有积极的建设力，仅仅释放出恶的破坏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学风的高下也决定学术水准的高下，有什么样的学风，就有什么样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像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应该到了求学问道的断奶期，并不一定非要从老师那里学习多少具体知识，关键在于前辈学术大师言谈举止所散发出的魅力对于后辈治学方式的熏陶涵化。在马老师的四位正式研究生中，除刘建新出国以外，大师兄赵云田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三师兄潘向明的《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和拙著《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五卷本）均受到马老师严谨治学风格的影响。

   马老师说，当年他们读大学时，由于人数非常少，在东北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对于这些知识青年精英非常重视，撤退时不是说抢运物资，而是抢运人才，用飞机把他们运到北京，他们穿的是美国大兵的靴子，准备继续南撤到台湾，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不愿往前走，自己又回到了东北。这段经历不曾见诸其个人履历介绍，但听马老师讲起这段人生轨迹，宛在眼前。马老师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一斑。③

   马老师在退休前，从铁一号来学校开会或者上课，经常骑28型号的自行车，很粗笨。马老师在年青时，筋力超劲，曾经是东北地区的武术比赛大刀第一名。这让人想起大刀王五的行侠仗义风貌。1988年，在北京大学开会时，马老师开玩笑说：“在我年青时，你们五六个年青人同时围上来，也不是我的对手。”④我当时因为年龄相差太大，对马老师很怵怕，心里总是嘀咕：如果我不听话，老师急了，打我一下，我肯定受不了。不过，马老师平时一直对我都很慈祥。

   马老师有一股东北人的豪爽劲，喜欢交朋友，经常请学友等来家吃饭并亲自掌勺，好朋友中不仅有王尧、王辅仁、贾敬颜等硕学巨擘，而且他有时去东四路口饭馆吃饭，甚至与普通工人都可以抵掌而谈，大家谈天说地，尽兴放松。不过，没过几年，马老师就脑梗塞，腿脚不灵便了。我有一次去看他，马老师当时已经不能下楼活动多年了，他拿出一本外文书，是有关回族史的著作，兴致勃勃给我讲这本书的价值，倍加称重，表示自己希望能够将此书翻译出来，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除了能文能武之外，马老师的另一传奇色彩表现为其语言天才。他说，在读中学时，东北处于日本人统治之下，实行皇化教育，强迫学日语，所以学会了日语。日本投降后，他到北京读书，美国人来了，开始学习英语。建国后，苏联人来了，读研究生时又开始学习俄语。马老师的俄语相当不错，我有几次参加新年联欢会，轮到马老师表演节目，他就会唱一段俄文歌曲，韵味十足，有几次还用俄文大段背诵高尔基的《海燕》，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大师兄赵云田前些日子还回忆：许淑明老师翻译了一本日文书，马老师进行校对，写序言，当时没有空调，大夏天酷暑难耐，伏案工作，仅仅穿着背心，挥汗如雨。马老师被学界同行私下每每称为外语天才，他的这种学术风格对我此后的学术发展影响深巨。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英语、德语、日语和法语的译著，学术渊源就可以追溯至马老师的言传身教。人所共知，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尤为不易，存在学术竞争的市场进入壁垒，不仅需要懂少数民族语言，而且对研究者外文条件的要求相当苛刻，一般人的语言条件难以胜任。正是这样，我经常把许多有志于边疆民族的青年学生的人行念想及早予以掐断，以免贻误。也正是由于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专业比较边缘化，所以一段时间在历史学界思想史、社会史等时髦的潮流下，这个行当似乎见轻于人。如今，随着学术界日趋成熟，昔日的偏见大多黯然收敛，学术领域之间法性平等的理念得以回归。从学术研究的难度系数角度而言，马老师的代表作《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在今后的历史戥盘中还会显示出更加沉甸甸的分量。

   苏东坡诗云：“世间何物最相似？一似飞鸿宿岸泥。泥上偶然留爪迹，雁飞曾不记东西。”

   马老师的著作简而文，温而理。马老师是戴逸教授所依寄的两大笔杆子之一，另一位是王思治，有能写大文章之誉。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将清代边疆民族史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汝珩教授在该书中所执笔撰写部分把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马汝珩教授通晓英、日、俄多种丈字，在研究中始终把史料的广泛与多样性放在研究的一个重要地位并贯彻于研究的全过程。其所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广泛利用英文、日文、俄文、德文和蒙文等资料，考订严整，发前人所未发之议，已经成为卫拉特蒙古史领域不可绕过的学术丰碑，曾获得第二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该书对于相关问题纵然不能说论无余蕴，但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目前要想后出超胜，势必难乎其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写作是经历了长期积累的。在此之前马汝珩老师和马大正老师合著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极其精审的力作，二人通过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学会研讨会等方式反复锤炼自己的学术思想，程功数载，有恒无间，采取工兵爆破式艰苦掘进，步步为营，基础的奠定坚如磐石。所以，这本书的成功可谓其来有自，说明厚积而薄发是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事实证明，目前国际上关于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仍未超越当初的水准。虽然一个人的著作多寡各异，但关键有一本力作足以传世，掷地有金石声，便可以较之他人而未见逊色，清衷自宽，无愧其学术人生。

   马汝珩教授心境坦荡，豪爽耿直，阳刚不阿，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不争名，不争利，敬业乐群．提携后学，关心后辈，堪称学术道德的典范，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马汝珩教授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形成了一批致力于边疆民族史的学术团队，对清史研究所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特色凝练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进入研究生课程学习后，当时的清史研究所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边疆开发研究”，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都很少有人知道国家社科基金，能够有一两万元的课题经费在学界都堪称异数，而该项目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为六万元，在全国都属罕见。在当时，参加此项目的人员有许淑明、华立、成崇德、张晓虎、潘向明、何瑜等，几乎占据清史研究所的三分之一强，群英荟萃，豪俊景从，极一时之盛。马汝珩老师当时希望我研究蒙藏关系之类问题，但这是王辅仁先生的势力范围，进入门槛太高。我当时自己积极在藏学方面开始下功夫，所以后来课题的西藏部分就由我承担。在研究生期间，我发了六篇论文，完成了《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初稿，这在研究生中间尚比较稀见。马老师很早就对于嘉道咸时期的边疆史地学感兴趣，在我读硕士期间每每谈及这一问题，但一直无暇拨冗进行研究。我本来对这一问题也比较关注，而马老师对此问题的热情洋溢更加感染了我。在硕士论文答辩之前，我因为已经决定留所工作，就把收集到的这一问题资料利用三个月时间加以归纳梳理，写成《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大概在马老师指导下读硕士研究生三年，从发表处女作以后经过不断历练，研究水准有了较大提升，所以这成为我三年期间最为马老师欣赏的论文。马老师看到文章后极为高兴，然后亲自逐字逐句修改打磨，最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正式创刊后的第二期头版，而第一期的头版就是谭其骧先生著名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创刊之初，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目录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刊登了数月，被我本科论文指导老师陈金陵教授看到，对于这篇文章啧啧称赞。

   后来，我协助戴逸教授主持《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由于清史研究所在马老师作为学术带头人时期的许多过去的边疆民族史研究人员转向其他研究方向，加之纂修大清史，边疆民族史研究力量大大削弱，参加《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项目的大多是一批博士生，但《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最终仍然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成为全国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的标志性成果。恰如戴逸教授在该书后记所言，“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先后出版了《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珩、马大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一批学术著作，培养和专造了一批学有专攻的研究人才。”①虽然《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主要是由学生所完成，但实际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播种下的种子经过后人赓续相继的耢耘，最终结出了果实。马大正在评论马汝珩教授的学术研究得失时指出：“在清代边疆政策与边疆开发研究中，汝珩教授下力最勤是梳理其内容、总结其经验、阐发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是80年代以来研究大环境所使然，尽管也指出实施过程中的弊病与失误，以及其阶级实质与保守性，但毕竟后者未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因此，当人们站在新世纪门槛上审视时，不禁得出其研究整体倾向是对清代边疆政策誉之过甚的印象。这大概可称之为是研究进程中的历史局限吧。所幸汝珩教授的助手和学生，现已成为清史研究中坚，正循先生研究轨迹深入研究，又有所创新。”②马大正先生的评论非常客观，但是，作为我们后辈学人而言，如果没有前辈甘为人梯的奠基，绝对不可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斯人长逝，薪尽火传；饮水思源，吾人今日做事的始点，即是前人昨夜息肩之地！

①马汝珩教授1927年11月20日生，辽宁省沈阳市人，回族。1947年入国立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至1952年，先后在东北行政学院行政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2至1953年，在沈阳市立二中任历史教师。1953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从事研究生学习。1956至197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任助教、讲师。1972至197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组任讲师。1978年调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1979年以来，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前期历史研究室主任、校学位评委会历史分会委员，历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中国中亚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理事等职务。马老师曾用笔名史泽、武英平、庆思、求是、施迭青等，自1957年发表《试论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及其反动本质》首篇学术论文后，长期在边疆民族史领域勤奋耕耘，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对清代厄鲁特蒙古史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史、清代回民起义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主要论著有：《厄鲁特蒙古史论集》（1981年，与马大正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1991年，与马大正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清代边疆历史论衡》（200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清代的边疆政策》（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②  《西藏中世纪史》，李有义，邓锐龄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1980年铅印本。该内部资料译自：Giaseppe Tucci，Tibetan Painted Scrolls，vol.1，Roma，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1949。

③赵云田回忆说：在他1978年入学时，马老师就已经51岁。家中客厅北墙上有一大幅照片，是马老师作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参加大会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合影。马老师经常教导学生：“我们研究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维护民族团结。”

④据马老师昀同窗好友王汝丰教授回忆：“1953年，我们上研究生班，至今已经有一个甲子。他们工作过的就带薪进修，尤其东北工资比较高，他有七八十元，比较富有，我们应届毕业生一个月二十四元，所以他作为老大哥经常照顾我们。此外，他爱唱京剧，唱的是言派，很有味道。当时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学校买了一把胡琴，我操琴，他唱，经常引来同学围观。他有一个绝活，会武术，当时叫做‘国术’，长拳打得好，时不时露一手，震惊四座。他毛笔字写得好，一手行草，飘洒清逸。他开始主攻回民起义，后来在边疆少数民族研究领域如鱼得水。”

⑤戴逸、张世明主编：《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30页。⑥马大正：《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卓绝拓荒：马汝珩教授学术成就述评》，《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世明(1966-)，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2；zshimingruc@ 163.com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