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功 始 于 勤 奋（一）

———我的学术自述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作者简介：李治亭 ( 1942 - )，男，山东莒南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传记组副组长，长期致力于清史 、明史与东北地方史研究。

1965年盛夏，我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被选入原东北文史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清史研究的漫长历程，迄于今，已走过了40余个春秋。如果能用最简单的话总结以往人生与事业的感悟，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说：成功始于勤奋。

一 、人生的三次选择

　选择专业，确定未来从事的事业，对于每个人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关键性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实则就是对命运的选择。我选择了历史———清史，也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注定要与辛苦、寂寞、冷清为伴，在无止境的治学路上，默默地耕耘。选中清史作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我个人的自愿选择，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真诚的愿望！

我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父亲没念过书，但他善 “讲古”，讲得就像他亲身经历的真事一般。每到周末，特别是逢年过节，他就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给我 “讲古”的，并非父亲一人，还有从山东老家来的本家人及老乡等。就是这一串串的历史故事，让我不知不觉地进到一个亦梦亦幻的“历史世界”。

我渐渐长大，父亲照旧“讲古”，他的故事太多了，总也讲不完！这时，他又从工厂车间借来一些小人书给我看。从古代到现代，内容丰富多彩！看完，再换回一批小人书。小人书也成了我的历史启蒙老师。

我上四年级时，学校开了历史课，我学得津津有味，开始自己找书读。到了书摊，用买笔记本的钱租了一本 《西游记 》。这是我第一次读章回体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

    初中阶段，我的学习兴趣已经明显地向历史倾斜，对数理化已失学习的热情。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读了 《沫若文集 》13册。他的传奇般经历他的史学 、文学 、戏剧 、诗歌，都在文集中闪现出耀眼的光华 。让我激动、兴奋，更让我向往！在这时，我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将来要当一个历史学家！我独自订阅了一份 《考古 》杂志，这在全校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份。当时，心向往的是“考古”，每次细阅 《考古 》，都增加一份渴望！

读完二年高中，即将毕业，报考什么专业呢？ 我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就填报了考古专业，其次才是历史专业。这是我的第一次人生选择。尽管考古专业未予录取，历史专业却是录取了，虽然学校不是名牌，总算是历史专业，夙愿得偿 。

第二次选择，就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选取哪一段或哪一个门类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刚上大学时，还不懂专业的选项。已学了两年半，还没有找到“喜欢”的感觉。关键是分授各段王朝史的老师所讲，并未引起我的兴趣，对我尚未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到三年级时，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孙文良先生，他给我们班讲授明清史。那时，他才31岁，后来才知道，他是毕业于北师大的研究生，为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师白寿彝教授的高足。他上的第一节课，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几节课之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讲授中。他的口才无人可比；他讲述时史论结合，可以背诵马克思的名言名句，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古文史料，不断地引用古诗，以诗证史，形象、生动，有故事情节，让人爱听。孙先生的板书与众不同，如同他写钢笔字，喜欢竖写，行草书间有，字写得圆润、洒脱 、浪漫 。他完全吸引了我，我情不自禁地在笔记本上模仿他的笔体。我完全被“征服”了！羡慕、崇拜 、向往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我决心找上门去。在一个周六的傍晚，吃过晚饭，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找到他的家 。他那么热情，真诚，很喜欢我来求学。孙老师的态度，让我把原来的顾虑和担心都丢得一干二净了！当晚谈到快10点了，我才告辞，临走，他借我读几本书，当然，都是明清史专业的。其中，就有一本 《资本主义萌芽论文集 》。

长话短说 。在大学毕业前的两年多，我跟踪孙老师的学术，亦步亦趋。他是我的授业之师，是我学术的引路人，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常说：生我者父母，育我学术者，文良也！直到他不幸去世，我与他已保持了30多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

文良老师帮助我实现了第二次人生选择，这就是清史专业。1965年，我毕业即被选入原东北文史研究所工作 ，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清史专业。所领导尊重个人的选择，我又如愿以偿，以此为开端，踏上了清史研究之路 。

刚从事清史研究还不到一年，即 1966年6月，全国“文革 ”爆发东北局及各大区的局统统撤销了。东北文史所也失去了依存条件，遂于1968年撤销了。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大学的学子们也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除了小部分留在长春市搞运动，我与大部分同志都上了“五七干校”。到干校个多月，幸运又一次降临：我作为首批“毕业”的10 人之一，被分配到“吉林省革委会”组织组 (部 )工作。这既非凭关系，也非靠侥幸，还是凭个人的条件：我是一个连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又是校革委会委员。挑选我出校工作，也算是顺理成章吧 。

1969年9月18日，我与其他9位同志披戴红花，被送出了干校，独自进了省委组织部大门。我身在组织部，心系清史。我看到部里人调出调进，这正应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句话，感到在这里工作并不安定，充满了变数。工作也单调，无非是“跑腿学舌，勒表划格”。组织纪律约束，不能随意表达意见，也让人窒息。我深知自己不属于“政治”，应回归到已选定的事业中去。遂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必须离开！

机会终于来了， 1972年6月，省委决定创办“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由原东北文史所所长佟冬同志主持工作。我真是兴高采烈，迅即去看望他，借此探询他可否容纳我。正如我期望的，他极力鼓励我回所工作，他表示，马上给组织部写信，点名要我 。可是，谈何容易！组 (部 )长谢家佑亲自找我谈话，要我留下来。还有我的爱人也不同意我重返这个“小庙”。阻力之大，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必须在学术与仕途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

不知谈过多少次，佟所长电话、信一催再催。谢组长见我去意已决，无可挽留，遂于1973年4月3日批准我调离组织部 。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