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研究领域 推动事业发展

——戴逸教授与清史研究

王俊义

戴逸教授是我国当代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尤其是对于有清一代的历史，无论是在以其个人的研究成果开拓研究领域方面；或者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研究事业的发展而论，都建树丰硕，贡献卓著，实处于执牛耳的翘楚地位。

笔者从50年代中期起即为戴师之弟子，以后又承蒙其提携与厚爱，曾长期作为他的同事和助手，因不揣浅陋，草成此学术传略。

从江南少年俊彦到著名历史学教授

戴逸，原名戴秉衡，江苏省常熟市人，1926年9月10日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一个人从幼年起生活于什么样的环境，其在少年、青年时代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学习和生活道路，乃至于逐渐形成了什么性格、志趣、理想、爱好，对其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戴先生的故乡常熟，既是扛南景色秀丽、物产丰腴的鱼米之乡，又是文化积累丰厚、人文荟萃之区。这里自古以来，便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和藏书家。如明清之际在桂林坚持抗清而壮烈殉国的名士瞿式耜、光绪皇帝之师翁同龢、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等等，都是常熟人。清代江南有名的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瞿氏就是戴家的近邻。而且，在他的老师和亲友中，既有清朝的举人、秀才，也有南社诗人。戴逸先生在如此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自幼就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刚迈入小学门槛，就迷恋于阅读以历史故事为内容的连环图画，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等等，都使他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这些历史连环图画，描绘的历史知识虽不见得准确，却唤起了其对历史的特殊兴趣和爱好。

随着年龄增长，戴逸进人中学后，对历史的爱好与日俱增，语文和历史是他最爱好的课程，除学校教读的课本外，还大量阅读课外文史读物。常熟市内的几家古籍书店，摆着各种线装书，也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旧书店中没有座位，他就捧着书，站着阅读。什么“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他都贪婪地翻读。有时，他还把家中给的零用钱积攒起来，买些自己珍爱的廉价书。有次，买了部残缺的《昭明文选》，他如获至宝，便又设法借得完整的本子，于课余时间一字一句地抄写补齐。他一边抄写，一边装订，直至完整无缺。就这样，日积月累，到读高中时，自己竟拥有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有了自己的书，他在阅读时，就用红蓝色笔，浓圈密点，甚至练习标点断句。如同他在一篇自述中所说：“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①]正由于他在十几岁时，就对历代文史名著，下了如此刻苦攻读的功夫，所以，几十年后，仍能对许多文史名篇佳作，抑扬顿挫地背诵如流。

中学时代的戴逸，在贪婪地阅读各种史籍诗文名篇的同时，也不断练笔习作，他15岁起，便开始在当地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散文——《春》。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在常熟、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表了散文、小说和短论，如《谈扇》、《爱山篇》、《送毕业同学序》、《巫师娘》、《高中国文课应该改革》等。他当时显露的才华，即为师友称道为“少年才子”。今天看来，确不愧是江南少年俊彦。

自幼酷爱文史的戴逸，于1944年高中毕业后，理应到名牌文科大学深造。但在旧中国重理轻文，学文史没有出路。受社会和家庭影响，他迫于舆论压力，在同年违心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但“交大”的课程设置，与其一向的志趣格格不入，他一心想念的仍是历史和文学，致使他深感彷徨与困惑。最终竟不顾家庭和亲友的劝阻，放弃了在“交大”已有两年的学历，于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戴逸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洋溢着民主、自由的学术殿堂后，真是夙愿以偿，如鱼得水。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胡适、贺麟、郑天挺、邓广铭、杨人缏、沈从文等文史哲大师，都曾为他授课。图书馆中那浩瀚丰富的藏书，更令他如进宝山，目不暇接。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废寝忘食地学习，恨不得一口吞下全部知识，并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然而，事与愿违，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富有正义感的戴逸，对之深恶痛绝。此时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更把他从一心钻研学术的幻梦中惊醒。他虽然爱读书，但更爱祖国，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奋身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并成为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白色恐怖中，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英勇斗争。他的革命行动，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即将其列入黑名单，发出通缉令。因此，他不得不割弃心爱的学业，离开北大，通过封锁线，毅然奔向解放区，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后留校在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

1949年他又随华北大学进入解放后的北京，满怀喜悦之情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至今，他一直在该校从事教学与研究。曾先后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党史系、历史系、清史研究所工作。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辛勤耕耘，勤奋治学，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淡薄名利，不求闻达，以献身学术的执着追求，将全部心思精力倾注于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由于其教学和科研成绩突出，1955年尚未进入而立之年，即被评为副教授；1959年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61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同时，从1961年起，便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批判。1978年，在“文革”中被解散的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校，并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他迅即担任副所长、所长。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人民教师”光荣称号，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9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

由于戴先生在历史学学科领域，成就昭著，贡献卓越，且道德风范也为人钦敬，故在史学界深孚众望。因曾历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届、第五届会长。自1988年起，又任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他还曾先后到越南、日本、美国、德国、前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1995年、2000年又两次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中国历史学界进一步走向世界。

戴逸走上治史道路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尽甘苦，终于成为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享有国际声望的历史学大家。从一个江南少年俊彦，到北大的进步学生，直至为著名历史学教授，就是他所经历的人生道路的轨迹。

循着“逆向回溯”的路径研治清史

戴逸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特别是作为清史专家，他的学术生涯并非直接从研究清史开始，而是循着“逆向回溯”的路径步步推进，如同他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所述：“但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②]

一个学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固然出发于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同时，又不得不根据工作的需要而服从组织的安排。戴逸的学术生涯是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的，当时，他割弃心爱的北大历史学专业，跑到解放区——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在“华大”这座革命的熔炉中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在分配工作时，他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而后却被分配到该校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的党史专家胡华教授领导下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同时也协助胡华教授收集资料，进行党史、革命史有关问题的研究。直到1949年回到北京，在华北大学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他依然在胡华领导下，继续从事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国革命史是一门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专业。根据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此间，他系统地、废寝忘食地攻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用的时间几乎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由此奠定了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并养成经常坚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从而树立了唯物史观。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只有用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才能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和研究历史，也是戴逸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突出特色。在认真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戴逸还以旺盛的精力，着重于中国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当时，曾以王金穆的笔名于1951年撰写出版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这是他的处女作，却一版再版，销行甚广。为了配合解放之初全国范围掀起的学党史、革命史的热潮，他还与彦奇一起协助胡华主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此书经胡乔木同志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竟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稿酬极为丰厚。是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他与胡华、彦奇爱国热情高涨，三人联名以所得稿酬，与别人一起购买了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③]①戴逸等人的这一义举，使我想到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站在时代前列，有充沛的爱国主义激情，而戴逸在初人史学战线时，便努力使自己具备这样优秀的情操和品格。

1952年，戴逸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一分为二，原来的历史组单独成了中国历史教研室，因缺少中国近代史的教师，戴逸又被调到该教研室承担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本来，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由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尹达教授承担，但他这时却调离了人民大学，他的此项教学任务不得不落在年轻的戴逸肩上。从此，他先后担任几届研究生班的导师，主讲中国近代史。那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尚未有一本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著作（只有范文澜同志的尚未写完的近代史），更没有一本适用的教材，浩如烟海的资料也还未及整理，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为此，戴逸不得不精心备课，常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努力，戴逸的授课终以精辟的见解，严密的逻辑，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受到所有学生的欢迎。我1956年进人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正好有幸听戴老师讲授中国近代史，他当年讲课时声情并茂的风采仪型，至今仍嵌印在我的脑海深处。戴逸通过几年教学实践，对整个近代史的全过程了然于胸，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巳积累了一些新的观点，深感这一领域的研究亟待开辟，于是决定要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近代史。因此从1956年起，经过两年时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其《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此书以其新颖的论点、严谨的结构、缜密的论证、丰富的史料及其清新的文采等独具的特色，在学术界形成一股狂飚，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史学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作者也由此声誉鹊起，成为国内知名的青年历史学家，并奠定了他在史坛应有的地位。《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完成后，在担负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即又着手第二部的编著。不过，从1957年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同时，他又先后担任大量行政领导工作，个人用于研究写作的时间日益减少，直到1964年才完成第二卷的写作，打出征求意见稿后，尚未及修订出版，便不得不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不久，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祸国殃民的“文革”中，他也因曾撰写过《论清官》及《〈海瑞罢官〉代表了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被诬陷为是吴晗的同调，而遭无情打击。随之，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这近十年的宝贵光阴，正值戴逸40多岁，乃精力充沛、思想成熟的黄金时代，本可更多地从事学术研究，却不得不与书本绝缘，中断了研究工作，实在是时代的厄运、历史的悲剧。戴逸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也一度被迫停办，直到1978年在郭影秋校长等人的努力奔波下，才得以重新复校，并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他本人在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说：“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如前所述，戴逸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前，还曾研究过党史、中国革命史。也正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他是循着“逆向回溯”的路径，即从研治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向，最后落脚于研究清史的。

从表面上看，戴逸以研究清史作为自己毕生的专业研究范围，但是未能一开始就从直接研究清史人手，似乎是走了一大段迂回的路，似有些事倍功半。实则不然，事实上他沿着“逆向回溯”之路，经过对党史、革命史、近代史的研究，对最后转入对整个清史的研究却大有裨益。因为他通过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曾系统而认真的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又大大提高了理论思维能力。同时，对党的历史及其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正如戴逸自己所说：“对现实知道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④]至于他从事过的中国近代史——包括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朝的历史研究，亦即晚清史研究，正是清史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一段时期内，史学界把中国近代史与鸦片战争之前清前期、清中期的历史有所割裂。事实上清代历史进入晚清之后，沦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愈来愈衰败和腐朽，并非偶然，许多问题都可以从清前期、清中期的历史中找到根源。晚清史正是清前期、清中期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戴逸通过对近代史亦即晚清史的教学与研究，恰恰得以更清楚地了解清代历史的来龙和去脉。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清史名家，对清史的研究博大精深，主要就在于能自觉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自如的做到史论结合，他的一系列清史论著常能独辟蹊径，发人之所未发，恩人之所未思，正得力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及其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并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之中，而这些却正和他“逆向回溯”的治史道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