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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始 于 勤 奋（三）
———我的学术自述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3)
作者简介：李治亭 ( 1942 - )，男，山东莒南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传记组副组长，长期致力于清史 、明史与东北地方史研究。
三 、勇于创新，敢于挑战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开拓新领域，提出新命题，论证新理念；同时，敢于向传统成说 、陈规旧念发出挑战 。
回顾我的清史研究，我的原则是：不跟风，不追逐所谓“热点”，更不追逐“时尚”，而是从自己的研究实践出发，从个人读书与研究中来，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说起我的学术起步，我总说：““我是写故事出身的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刚从省委组织部返回研究所不久，为配合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我参加编写 《东北人民抗俄斗争故事 》我既是主笔人之一，又是书稿的定稿人。此书很快就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评儒注法”是头等政治任务，我又“转战”，与研究室同志很快编写出 《西汉儒法斗争故事 》，如时出版。虽说通俗读物，对个人却有好处，比如，涉猎面颇广，使我多读了一些书，尤其是写这类题材，其体例不同，语言也特别，我从中受到训练。197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邀我写一部 《清代历史故事 》。因为有写 “故事 ”的经验，这个清史故事不出 10 个月，就完成了1513万字的书稿。当完成这部小书，我写故事的能力也大有升华，不夸张地说，已是熟能生巧了！
继此书之后，我马上筹划写一部人物传记。在写清史故事过程中，我发现清太宗皇太极这个人物值得一写，而国内外学术界尚无人研究，如能写成传记，也算填补空白。我征求文良老师的意见，他很赞成。我们一拍即合，很快拟定编写大纲，分工执笔。这时，他满有信心地说过一句话，至今我仍清楚记得：“我们成功于斯，失败于斯，但我想我们会成功的！“实在说，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参写大型人物传记，内心并不踏实 。看到老师那么有信心，我不再有所顾虑。果如老师所料，我们只用了10个月就写出了 33 万余字的书稿，定名 《清太宗全传 》，于1983年6月正式出版。《全传 》是改革开放伊始国内发表的第一部清史人物传记，第一版发行79 950 册，接着，又第二次印刷16 000 册，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日本著名学者细谷良夫以《关于清太宗全传 》为题，率先在《东方 》杂志发表长篇评论。他认为，此书之出版，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新动向“，指出：是”萧一山的 《清代通史 》以来最值得重视的一部书”，《光明日报 》、《新闻出版报 》等报刊，相继发表了署名的评价文章 。
《全传 》与国内已出的一些历史人物传有所区别的是，我们摒弃历史人物“脸谱化”、“政治化”的倾向，也不搞历史“比附”，而是严格按照太宗的本来面貌去描述，力戒“千人一面”，通过故事性的情节、特定的时代及其生活环境，以人物的实践活动和语言，再现其个性，进而揭示其性格与内心世界。我们改变以往论文式或证明式的撰写方法，寓评论或褒贬于叙述之中。改革以往的那种专业性的语言与行文方式，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运用近似文学的词汇来表述人物的活动。其风格为文白相间，即用浅近文言与典雅的书面语相结合，让妇孺也能看得懂，增强可读性 。
《全传 》的成功，对我俩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 。我们并没有停歇下来。文良老师提议：在 《全传 》的基础上，应该写一部明清战争史。我们又是一拍即合。学术界仅有少量的有关明清战争个别战役的研究成果，还没有一部明清战争史的著作问世。不言而喻，我们又“抢先”一步，展开明清战争史的研究。我们把后金天命三年 ( 1618 )后金向明宣战，于抚顺、清河首次交锋，作为明清战争史的开端，至顺治十八年 (1661)消灭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为标志，明清战争史至此结束 。
我们对这场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史全程进行了考察，提出并明确阐述了与以往传统不同的学术观点。这部新著以 《明清战争史略 》为名，共 4316万字，于 1986年出版。迄今，这部书仍然是国内唯一的一部明清战争史 。
接着，以文良老师为主编，我为副主编，组织清史与满学专家20余人，共同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满族的百科全书 ———《满族大辞典 》，历时2年，于1988年出版。为一个少数民族编辞典，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
这时，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写一部吴三桂传记 。早在初中历史课本中已知其人，直到编写 《清代历史故事 》，特别是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已更多而具体地涉及他的历史活动 。我发现吴三桂其人非同凡响：他是明清兴亡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之一 ，在清统一全国过程中发挥过重大的甚至是关键作用 。至康熙初年，他带头倡乱，一乱就是8年，几陷清朝于绝境。吴三桂所处地位重要，影响深远。自他降清，近 300年间，从民间到学术界都否定他 、骂他，却没有一部传记写他，揭示他的人生真相 。当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文良老师并不赞成，让我与他合写乾隆传或《1644年社会大动荡 》。他告诫我：吴这个人很复杂，不易写，尤其是他一直被骂为“汉奸”、“叛徒”，很敏感，又不易把握分寸 。可是，我的思绪已进入跃跃欲试、欲罢不能的状态，无法放弃，最后，我只好独自“闯关”了 。
研究吴三桂，实非易事，撰写其传记更难 。一难史料分散而难辑，早期即从其出生到投身行伍这段历史，可资证明的资料，微乎其微；二难史料考辨，以史实漏记 、误记 、错讹互见同，辨伪存真，无处不煞费苦心；三难是非难断，200多年来，对他的评价已“定论”，而今难在判是非，又似是而非，尤难作出准确的结论。“吴三桂”是一枚坚果，能否啃得动，对自己是个巨大的挑战！凭着探索的勇气，并借助已积累的经验，硬是坚持下来。我的原则是，既不按已定见的“汉奸”模式去写他，也不存有为其翻案的设想，我是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实事求是，再现他当年的真实面貌 。在研究与撰写过程中，我充分运用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形象思维，来展现吴三桂多变的个性 。此书是我一人独著，可以更自由地 、最大限度发挥我个人的学术风格，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多层次多角度地透视吴三桂丰富多彩的人生 。尤其是文字与精心设计的文学表现手法的有机结合，都使上述方方面面的设想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
历时一年零八个月，一部以 《吴三桂大传 》为名的 53 万余字的书稿告成 。文良老师欣然为本书作序，清史学界老前辈 、享誉海内外的王锺翰教授为本书题写书名，1990年正式出版。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大传 》以“新颖 、奇特 、宛转起伏 、耐人寻味”，赢得学术界同声称赞 。我的老师文良教授给我的评语是：《大传 》是我以往的学术“传统精神的一次升华”。他说我的“传统精神”，就是 “大无畏的科学精神，敢于触及棘手的问题”，“敢于碰硬，具有独到见解”。 (《大传 》“序言”) 我追随老师 30 余年，知我者莫过于老师，故能说出“知我之言”！《大传 》出版还不到一年，《光明日报 》记者即来长春采访我 ，写成 《历史人物传记的深层次探索 》，于 1991年 10 月 23日刊载于该报，对我的人物研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截止到2005年，《大传 》出版 15年间，大陆已有三家出版社四次印刷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取得海外发行权，于 1994年改成上下两卷出版。《大传 》的确是我学术的一次自我超越，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显著飞跃，标志我的学术“更加成熟” (文良 《序言 》) 。
以此为契机，我更大胆地挑战自己：选取我不曾研究过 、学术界尚未有研究成果的领域，奋力开拓 ，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在改革开放25年间，我总共出版自著 、合著及主编的著作有26 部，其中，我个人自著有7部，共351万余字 。近30年内，发表论文220 余篇，约200 余万字，著作与论文共550余万字 。如将我任主编修改的文字与我执笔写的字数计算在内，就远远超出上述统计数字 。
实在说，在过去近30年内，完成如此之多的论著，对我而言，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我体会，挑战包含两层内涵：
第一，在学术上挑战，就必须是创新，否则，就不成其为挑战 。
我不能说每一论著都是创新，但我坚持学术创新精神，把它贯注到我的研究与著述之中。《清史 》、《清康乾盛世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 》、《吴三桂大传 》、《明清战争史略 》、《清太宗全传 》及《满族大辞典 》等等，在国内学术界都占据“首创”的地位 。先后多次荣获国家的、省级的社科奖项 。
我同样重视每一篇论文的创新 ，从选题到论证，既无前人所论，亦无今人之证，当属首次提出 。《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 》、《论清军五次入关及其战略思想 》、《明清战争与明清历史发展趋势 》、《论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 》、《论清代大一统与西北边疆民族问题 》、《康熙处理三藩问题辨 》等等 ，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观点 、新思维的文章 。我发表的系列“考察记”，也构成我的学术的一个特色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到辽宁新宾县永陵乡努尔哈赤崛起之地 ———赫图阿拉考察 。事毕，写成《努尔哈赤创业考察记 》。到1980年代，赴长白山地区，寻访明清的历史遗迹，遂写出 《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明清长白山地区历史考察 》；二度前往辽宁海城 ,在平南王尚可喜出生与归葬地搞调查，先后写成初访、再访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在海城的历史遗迹；考察黑龙江，作 《北陲探源记 》 (上 、下 )等，这类文章 ，把历史文献与前人在这些地方活动的遗迹相对照，采用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散文体，亦论亦叙亦证，抒发作者对历史的感悟与识见 。此类体裁不乏创新之意 。
第二，挑战也是对个人学术能力、精力与时间“三合一”的大挑战 。
对此，我深有体会。要完成每一项研究，要取得更多更高质量的成果，首先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心无旁骛，以积聚成高效率的研究能量 。一方面，投入研究的时间，要比常人多出许多；一方面，要在“单位时间出高产”，即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出成果 。治学是一个艰苦的智力劳动的过程，非勤奋不足以成事！我40 余年的治学历程，要而言之，不过是对“勤奋”的实践而已 。与那些名师名家相比，我所做的微不足道！
以上所写的文字，实话实说，对个人以往的清史研究做一回顾，也算是一个小结，至微至陋，本不足道 。应《社会科学战线 》之邀，给我一次机会，将自己的治学之路写出来，与同仁诸好共勉 。借此机会 ，向《战线 》致以由衷的感谢 ! 我已于2002年退休，但事业还在继续 。适逢国家组织全国学者重修清史，我入选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并于退休的第二年调来北京，入传记组工作 。我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我的清史研究之路的一个新起点，我将继续为之奋斗，把清史研究提高到新水平！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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