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军

   李文海先生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前后。从1986年起，他先后当选为义和团研究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五届到第七届理事会顾问，发表著述多种，对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和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义和团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卓越见解。他的成果和卓识主要表现在：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方向，对义和团研究中出现的事关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态度鲜明地参与争鸣，表达自己的观点。二、重视史料建设，将其作为义和团研究的立论基础和出发点。三、善于发现相关历史事件研究中的难点和疑点，深入探索，逐一突破。四、另辟蹊径，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辩证思索，勇于创新。这些无疑是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宝贵遗产，对义和团研究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指导意义。

一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下层群众率先发动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其发生之日起，社会各界对其就有褒贬不一的记述、砑究和评价。肯定的人，对其大加溢美，否定的人，则极力贬损。角度、观点各异的记载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这场运动，但各种分歧意见，又使相关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因此，如何研究义和团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是义和团研究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对上述问题，李文海先生提出了很中肯的看法，他认为，对农民武装这种或褒或贬的评价，历史上都曾发生过，但因为义和团所处社会矛盾和斗争形势更为特殊复杂，所以表现得更为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掌握大量经过考证准确的历史资料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才能在各种矛盾混乱中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①在这里，他强调了科学的史观和扎实的史料对义和团研究的重要性。所谓科学史观，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李文海先生认为，义和团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人为拔高义和团，讳言其历史局限；另一种是超越历史环境，苛求责难义和团。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无助于揭示历史真实。②只有把义和团活动实事求是地看作是近代中国救亡方案与实践的一种类型，才能客观分析研究义和团，从而得出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③所谓扎实史料，李文海先生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史料总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对于组织分散和历史环境复杂的义和团运动，必然会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相互矛盾抵牾的各种史料记载。因此，研究历史，不能随意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罗列一般例子，必须不断发掘和掌握新材料，并用科学的历史观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逐步达到对历史真相的更加深刻的认知。④为此，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和友人合作，撰写了《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⑤一书，力求全面并实事求是地给学术界提供一条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史实轨迹。

二

   对于义和团研究，李文海先生主张从对具体问题的辨析考察入手。他认为，只有把一个个具体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才有助于对义和团运动的综合评价。基于这种把宏观的研究建立在微观考察基础上的研究方法，他对义和团展开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

   义和团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这是义和团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历史上、研究中之所以对义和团有各类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认识而产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李文海先生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入手，而是回归到历史本身去考察。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中，他以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普遍关注，但以往研究甚少涉及的“假团”为突破口，对义和团组织进行了剖析。他提出，“假团”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真“假团”，即混入义和团中，专事打家劫合，完全失却反帝精神的不纯分子所把持的组织；所谓假“假团”，是指因坚持反帝斗争，而遭到封建统治者敌视、诬蔑，被扣上“假团”帽子遭到剿杀的真义和团。此外，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义和团，因为自身的狭隘性，也存在互斥对方为“假团”情况。通过对“假团”的细致分析，李文海先生为我们认识义和团组织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作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在近代却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李文海先生在其撰写的《论义和团的纪律》一文中提出，义和团的纪律究竟是好是坏是客观评价义和团时必须要回答的。他认为，如果把问题限制在义和团对待普通群众是否随意烧杀抢掠这个范围内，义和团的纪律主要是好的。但由于农民本身不是先进的阶级，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这种阶级、观念上的局限性，导致义和团在对待教士、教民等和西方有联系的人群、事物时，发生了烧杀抢掠等暴力行为。随着各种不纯分子的混入，义和团已无法做到秋毫无犯，这对义和团的纪律必然带来消极影响。在对该问题的研究中，李文海先生展现了对史料的解读功力，他注意到不同政治立场、不同阶层、不同时段历史记述的特点，充分挖据其所蕴含的信息。通过对史料的甄别利用，对义和团纪律问题作出了富有启迪的考察。

   为了深入考察义和团，李文海先生还从“群体凝聚力”这一历史心理学角度，对义和团的组织特点进行了创新分析。他提出，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最主要的是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但为了吸引最大多数的群众参与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大量迷信内容被作为添加剂，成为义和团群体凝聚力的重要成分。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和刘仰东合作）中，他从4个方面分析了义和团迷信思想的内涵，指出从迷信中寻找依托支持，是农民阶级特性的反映，这种不科学、反科学的思想武器，其凝聚力是十分脆弱的，反而对义和团产生了负面作用。为说明这一点，李文海先生以义和团火烧大栅栏事件展开分析。对于该事件，当代学术界有意无意予以回避，但李文海先生认为这是义和团所犯的重大错误。在《评义和团火烧大栅栏事件》中，他提出，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是其盲目排外的错误政治思想和封建迷信落后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不但未能提高义和团的威望，反而使群众对其认知趋向怀疑甚至敌视，暴露了义和团的迷信与盲动。

   在中国历史上，义和团是头一次也是仅有一次不是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运动，这使得义和团和统治阶级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于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以往学术界大多认为“扶清”即扶植清政府之意。对此，李文海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通过对“扶清”、“保清”、“助清”、“兴清”等概念的分析，认为在一部分义和团的心目中，“扶清”确是扶植朝廷之意，但在相当多场合，至少在运动前期“扶清”更主要指“扶助中国”。忽略这样一层内容去分析“扶清”，无论如何是不完整、不全面的。⑥

     反过来，李文海先生也强调要从统治阶级这一方面来研究义和团。他说，社会历史是各个阶级、各种力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矛盾统一体，不对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貌。在义和团研究中，人们往往注意对正面的分析总结，忽视对反面的了解考察，这是研究的一个不足。在《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与林敦奎合作）中，李文海先生通过分析考察荣禄的奏折、文集、书信及其在围攻使馆、东南互保等活动中的表现，廓清了其心理状态、政治主张、社会关系，刻画了老于世故的荣禄复杂的政治性格，再次展现了他条分缕析、洞察入微的治学功力。

   在研究中，李文海先生批驳了在义和团史研究中流行的一个看法，即认为义和团完全是由载漪、刚毅等人为了实现皇位的废立而一手煽动起来的。他认为．载漪等人确实有支持利用义和团的意图和活动，但夸大这一点并将其作为全部事情的出发点和关键，则是颠倒了事情的真相。实际上，不是顽固派煽动起了义和团，而是义和团对社会的冲击为他们创造了活动的条件。⑦

三

   在对义和团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李文海先生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本质上说，既不是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反对进步的西方文化而造成的，也不是封建顽固派为了拯救濒于败亡的专制制度煽动起来的，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中国之际，中国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对是否应该给予义和团积极评价这一问题，李文海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人认为在现今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不宜肯定义和团，因为义和团笼统排外，拒绝和反对一切西方文明，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相矛盾。对此，他提出，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同过去人为拔高义和团一样，都犯了简单化的错误，虽然两者的具体结论也许相反，但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都把历史当作是注释现行政策的工具。他说，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具体环境和条件，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时代的潮流和主题，义和团运动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应该给予积极肯定。

   但他也强调，在肯定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正义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存在的历史和阶级的双重局限性。义和团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缺乏先进的武器。例如，指导他们行动的是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手中执持着用来对抗洋枪大炮的不过是原始的大刀长矛。因此，认真总结和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前人犯过的错误，会更有利于今天的改革开放。

   阅读李文海先生的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解读史料，是他研究历史、分析问题、破解谜团的方法和手段。正是因为秉持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他在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总能穿透历史迷雾，对模糊朦胧的历史人事和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富有逻辑的辨析和评判，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家睿智、博学的风范。如今，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以史为鉴、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发扬！

注释：

①李文海：《论义和团的纪律》，《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②李文海：《八国联军侵华百周年断想》，《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1期。

③李文海、程歗：《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人民日报》1990年11月16日。

④李文海《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钎鲁书社2000年9月）序言。

⑤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

⑥李文海《义和团“扶清”口号的两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年2月8日。

⑦林敦奎、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