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种方法论的并存

■： 我们刚才讨论了史学传播和大众化的内容。我们知道， 您多年从事微观的实证研究， 同时认识到实证研究应提升到理论层次。接下来给我们谈谈对历史方法论的看法好吗？

●： 好的。关于方法论问题， 我首先谈谈个人慢慢悟出来的一种经验理解， 就是史学方法论是怎样产生的。史学研究法不是外界给我们加来的某种理论， 而是我们从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做历史， 怎么做？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悟出来哪些方法是可取的， 哪些是可以讨论的。我做这个工作几十年的体会， 就是外界的理论不一定契合。我本人早先是朦胧地学主流方法， 随后自觉地学习阶级论方法， 再后来主动了解西方新史学方法， 而实证方法始终伴随着我。比如说做社会史， 当初什么是社会史？ 首先就面临这个问题。你要研究这个， 你给不出科学定义来， 也得讲出个道道来， 否则你如何进行。当初我想到的， 不能说一点历史研究根据都没有。但更多地考虑一些理论， 是从其他学科借鉴一些东西。借过来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更多的什么是社会史呢？ 我后来在研究中慢慢地领会得多了一些。我于1998年参加在苏州大学主办的社会史研讨会， 提交的会议论文中正式提出从社会史研讨中提炼研究法的见解， 主张更多地从实践来认知方法， 不要专从纯理论上探讨。2002年又写出专论文章， 2004年出版《中国社会史概论》， 讲了这个认识过程及社会史研究法。

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 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 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 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 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 揭示其在历史上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 并将其研究放置于整体史研究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可能认知的发展规律； 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的许多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 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 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的一种桥梁。

这个定义包含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功能，与历史学及其他学科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确定， 如果没有自身的特定的研究内容， 那就不是一门专门学问，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然， 我把社会史看成专门史， 是立足于专门史， 面向整体史。这具有可操作性， 有利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只讲方法、角度， 只讲一种范例， 那我们如何做？ 在西方， 年鉴学派的学术研究， 现在一般称作新史学， 强调它是一种方法论。他们也是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些具体的研究开始的， 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方法论， 当然其中也有方法理论问题。比如我一开始是针对政治史的， 我不是排斥政治史， 但是我少做， 我把精力放在社会史， 不把精力放在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 这也是一种方法。但这样做， 开始可不是完全从方法论角度出发的， 也就是说， 我排除这些内容， 做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可能西方经历了这么一个实际研究阶段之后， 反思一下， 提到方法论， 因此现在更多的是从方法论上思考新史学或过去的年鉴运动。这是事后之论， 在开始时可能没有这种强烈的意识， 强调有一些具体内容的专门史， 它的研究范畴不断在变化， 具有扩展性、开放性， 所以它具有探讨性， 有可操作性， 在实际中更容易， 社会史作为专门史来做， 我想这样更好一些。它不限于哪一个范畴， 将来发展到一定程度， 突破它了。就目前来讲， 它还是一种专门史， 但并不排除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 作为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二者并行不悖。如果不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 只是陷入

具体的、琐碎的研究， 做得也不会很顺利， 所以方法论的研究是必要的。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到1998年我用了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就是这个方法论， 我是从研究当中总结提出来。真正的社会史研究法不可能是飞来之物， 它完全是社会史学者的群体实践， 研究实践当中选择的产物。关于方法论， 我还有一个基本想法： 方法论是从简单到复杂， 从简单到多样， 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史学研究的实践当中来丰富发展的。我们的研究丰富了， 实践丰富了。那么， 我们再提炼出方法论来， 也就丰富发展了。所以它是多元发展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 我们历来称之为历史编纂学，其实古人那时候编撰是有观念的。但我们后人， 总认为自己高明， 不承认他有自己的观念， 或者说， 他的观念不对， 所以我们称为编纂学， 也就是编纂资料学， 就是排比史料。实际司马光怎么没有史观， 司马迁怎么没有史观？实证史学， 我现在把它分为两种。一种以胡适为代表， 较多地吸收西方的实验。强调的是科学， 历史也要像科学那

样来做验证。这种实证方法被认为是科学方法， 当时是时髦的， 是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他应用考证方法， 吸收了乾嘉考据学， 但是他命题本身， 其实证史学、实证方法还是从西方来的。另外一派的人并没有更多地强调科学性。他

们从传统考据学吸收得更多， 包括陈垣、邓之诚、吕思勉、陈寅恪、罗尔纲， 一直到季羡林这一代。这两派到我上学那个时代， 就是50年代， 尽管批判胡适， 可是一般地看还是认为是研究方法。而陈垣他们这一派谁也看不上。但是我今天回过头来讲， 把他们作为两种， 都是实证史学， 但是其中后头这一部分人， 他们更注意材料搜集， 从材料出发来下结论。先有那么多假设干什么？ 我们先看

看， 看看材料， 从材料当中能得出一些什么？ 前头那一派， 先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可以大胆假设， 它是假设， 不算结论， 先有一些假设， 然后你再小心求证。

■： 冯先生， 在实证史学里边， 您怎么看待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 还有顾颉刚?

●： 傅斯年呢， 更多地是和胡适一起。顾颉刚呢， 我是不太敢说， 他也是胡适的学生， 也是按照那种观念指导下来进行的民俗学和史学研究。

■： 冯先生， 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顾颉刚的主要观点当然来自胡适， 但他不是走得更远。傅斯年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从德国回来， 他所强调的是兰克史学。虽然他很多思想来自胡适， 但是他本身的方法， 特别是他

在史语所的发刊词， 史语所的工作日志， 显示他跟胡适还有一些差别。

●： 对， 就是说都有他们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分成两派， 或者三派吧， 傅斯年单独。因为那是从德国学过来的， 而不是从英美。他把历史语言当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他更强调材料， 他的“史料即史学” 的话怎样来理解？ 这个我觉得不必纠缠， 老是责备他， 没有这个必要。就是说， 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是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我们历史学要是没有史料就根本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我只是读过顾颉刚、傅斯年的少量著述， 没有专门考虑过他们在史学史中的地位和特点， 所说可能是无知之谈。

■： 其实我为什么这样想？ 现在我接触一些做史学史的人， 有关20世纪的史学史， 这两个人的著作是必读的，避不开， 都要提这一点。

●： 傅斯年在台湾， 我们从学术上看， 他被纪念的程度， 比胡适还厉害。傅斯年的墓就在台大， 占据校园里的一个角。那是非常不简单。史语所图书馆， 就叫傅斯年图书馆。这是两个学术权威机构， 一个是著名学府， 一个是中研院。

■： 冯先生， “阶级论” 史学现在可是一个事， 我有两层想法。一层就是说如何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 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的话， 来分析历史上的真实， 无论他正确与否， 他是以一种科学的研究， 一种审慎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第二层想法就是说有些人是投机的， 因为建国以来，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你离不开这个指挥棒。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 我想这个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 一种是学术研究的方法。你如果相信， 那完全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因为你是真诚的信仰。这是值得尊重的。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说为了个人利益， 来讲这些， 是迎合某种需要， 不是发自内心的。另有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说很少见了。就是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得表个态， 那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反正我觉得作为一种信仰来讲的， 这个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大家来共同探讨， 学术上来讲， 应该是各种方法。因此我认为我们研究应该是多种方法， 不应该排斥什么。为什么现在不大讲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讲得太多了， 就好像做社会史的时候， 英国人威廉最早提出来， 把政治史排除了就是社会史， 他是采取排除法。后人可以诟病他， 说他不对， 但是我尊重他这一条。他开创的时候， 他不可能那么科学， 弄出那么严密完整的一套定义， 但是他提出来一个， 就不简单。当时历史就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 一句话是政治史。在这种情况下，想扩展历史的研究面， 暂时排除政治史， 先研究别的方面。我在80年代初期就这么想。我不研究阶级斗争史， 当然我也不说排除。讲政治史， 讲阶级斗争史， 讲了那么多年了， 我们得研究点别的东西。如果我还在继续讲这个，那新的东西怎么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人的认识也有发展， 将来对问题的处理， 也会前进。比如社会史一开始排除政治史， 现在不是说政治史回归了么？ 当然政治史回归可不是简单地复位， 对原来的政治史来讲内容不尽相同， 也是提高了。关于阶级论呢， 我不提这个， 我更多地是讲等级观念。阶级是生产关系的产物， 而等级是政治产物， 各个等级的社会地位、权利与义务由政治来决定， 由皇帝、政府下命令来决定， 甚至社会习惯势力来决定， 和阶级不同。我认为如果讲历史， 尤其是社会史， 等级观点可能更适合， 更能解释历史现象。

■： 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 说到乡村一些人的时候，是用地主阶级分子， 还是用精英， 或是别的什么词？ 如果叫您处理的话， 您怎样办？

●： 一般情形下我还是避免地主阶级这个称法， 因为我有一个基本认识， 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自耕农占多数的社会，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是主要的一对。这个农民包括自耕农， 佃农， 无特权身份的庶民地主。这些人中的自耕农、庶民地主， 国家跟他们有赋税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基本的社会对立。所谓农民战争， 就是纳税的农民反对朝廷的无限之征， 反对黑暗统治。此外才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这个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令我一般慎讲地主同农民的矛盾， 慎用地主一词。在观念上， 习惯上， 原来我们都把地主同封建连在一起， 同封建社会连在一起， 叫封建地主阶级。去年冯天瑜出了一本《封建考》， 他提出来不叫封建社会， 就叫宗法地主社会， 令地主同封建分开， 有见地， 然需要深入讨论。

■： 冯先生， 您怎么看待西方新史学？

●： 西方新史学对我们很有启发。它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我们遂有点亦步亦趋的味道。早一点的女性史、性别史， 从本来是女权主义、妇女运动史发展起来的， 按照我们中国学术习惯来讲就是妇女运动史， 后来改成女性史， 女性史后来改成性别史， 总在不断变化、扩展这个研究话题。生态环境史我想就跟生态环境污染有关。为什么它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显著地提出来？ 因为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污染比较严重， 后来得到某种解决，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生态环境史冒出来了。然后就是社会医疗史， 这些都在扩展研究领域。八十年代以前， 我们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几大块， 课题是很少变化的， 都是大同小异， 吸收西方新史学之后， 我们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充， 论题也新颖了许多。西方学者如果不随时更新， 他找不到赞助。你要找赞助， 你总是研究老课题， 谁给你？ 商人给你钱， 你的课题必须是创新的啊。所以西方学者经常研究新鲜课题。

■： 冯先生，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告一个段落。您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 有一点是我原来没有说的， 是关于知人论世法。我们的文学家好像更重视这一块。要理解一篇文章， 必须了解作者， 了解背景， 要了解那个时代。其实历史学家也是这样。知人论世， 我想可以把他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研究历史人物， 应当留意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为什么是那样生活？ 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情？ 了解这个人， 与了解跟他相关的时代同时进行。所以当初我写《雍正传》的序言， 说到通过一个人， 来看这个时代， 那就是知人论世。我通过研究一个人物来了解这个时代， 所以我说那本书也可以题名“雍正及其时代”。那时是自觉地将时代、社会与个人活动联接在一起， 只是没有想到这就是方法论的问题， 现在认为那就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实历史书本来就是写人物的， 写人物传记的， 《史记》写远古史， 利用谱牒、《世本》的材料， 这些就是人的家族世系， 个人和家族的历史， 《史记》本身也是人物传记为主， 本纪、世家、列传， 是个人及其家族史， 这是主体部分， 主题部分。《汉书》发展出“志” 体， 才使制度史在史书中有了一定的地位， 但是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完整体例的史书是从人物传记发展起来的， 所以人物传记是史学著作的基础， 基本内容， 讲历史， 不讲人物， 没有人物的活动， 是有严重缺憾的史书， 所以史学界一度批评社会史研究中只以函数的图表描述历史， 批评只是描述事物而不见人的活动的著作， 是很对的。大众喜好阅读人物传记图籍， 更表明人物传记就是历史的见解。看来， 通过人物了解那个社会， 那个时代， 知人论世， 无疑， 可视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总结一下我对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认识， 就是方法是多种的， 应当不拘泥某一种。既然是多种的， 需要宽容对待各种方法论， 应该互相尊重。就是前面说的“几分法”，我也不是反对这个方法， 只是觉得它在被运用中有偏颇。尊重、宽容各种方法， 我也是从历史经验来总结的。我们过去批判太多了， 总是这不对， 那也不对， 在这种情形下令人无所适从， 或自惭形秽。为什么当初陈垣要自惭形秽于胡适？ 是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潮流吧？ 人家时髦， 我在后头， 自己就有一点自卑。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在社会史研究当中也有这种情形， 比如我坚持的， 我的社会史研究就是研究具体的， 可操作性的， 似乎是琐碎的， 不讲规律性， 不引人注意， 不是范式说的。但对范式说， 我从来就是尊重。回过头来还是踏踏实实地做我们自己的事， 用你认为合适的方法就行了， 不必认为不如人。我坚信论从史出， 让史料说话。而对史料必需考订、分析， 即所谓“史料批判”， 严格遵守之。同时宽容地对待各种方法论。互相尊重， 各自勿自惭， 勿盛气凌人。惟如此， 才能保证史学研究的健康前进。

（四） 两岸史学研究比较

■： 冯先生， 关于两岸史学研究的比较， 我想先提一本书， 就是邢义田、黄宽重两位先生和邓小南老师等主编的《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他们按各个断代， 里面又分成几个专题， 包括考古， 医疗卫生， 城市乡村， 经济动脉， 社会变迁等等。他们把台湾几个比较重要的刊物，比如说《史语所集刊》， 《近代史所集刊》， 《新史学》，《汉学研究》， 以前的《大陆杂志》等， 还有《食货》复刊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又重新集中了一下在大陆出版。

●： 这好， 我原来不知道这部书， 谢谢你的介绍。这部书集中了有代表性的论文， 我想应当很好， 大陆读者找这些文章就方便多了。

■： 这一套书， 邢义田在总序里面和各个主编者对各自专题， 与大陆史学有一点点对比。

●： 那太好了！ 必定有学术价值。

■： 你要讲的比较， 和他们那样的比较是相同的方法吗？

●： 就你所讲的， 我跟他不一样， 我是个案的思考多， 也有专题性的思索， 我要讲的是根据我所读到的东西和所接触的人的感受来谈这个， 而不是研究性的， 是感性的。我没考虑去系统的总结。我主要想谈两岸史学的交流影响， 特别是在某一些领域， 台湾史学对大陆史学的促进。两岸学者虽然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下生存， 但是一旦接触之后， 给我的感觉并不陌生， 不像西方学者， 几十年不接触， 那种新鲜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开始开国际研讨会的时候， 接触西方的学者， 他们的思维逻辑， 所研究的课题给我们的新鲜感多一些， 台湾的没有那么强烈， 就是不陌生。因为两岸的方法论， 研究的课题许多是一致的， 所以就容易交流。这是我的一个总体感觉。在交流当中， 在史学新领域研究方面我的印象大体上是这样： 西方－台湾－大陆。因为台湾更接近西方， 他们从西方受到影响。我们跟台湾接触后， 又从台湾得到不少东西。我想讲一下个人

感触。我作社会史的时候， 在80年代的前期， 当时西方的东西翻译得非常少， 很难见到。我见到台湾大学黄俊杰编的历史方法论的论文集。他介绍了布罗代尔年鉴史学。我当时对社会史这个概念能不能存在， 它究竟是做什么的，学科是怎么样的， 没谱。当时天津社科院有个台湾书展，我在那看到了这本书。这一看啊， 布罗代尔他们研究的内容， 正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看来提出社会史没有问题，它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专门史。当时我就有这个想法， 这是从他们那来的。后来1992年， 我到台湾去， 在中研院， 我介绍了大陆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情况， 我说我当时很想找年鉴学派的书来看， 但找不到。演讲之后， 梁其姿， 因为她非常熟悉年鉴学派， 就给我送了一本书， 我很高兴。那时我看了王汎森的一篇文章， 在一次讲演中， 我说王汎森怎么怎么说， 后来别人告诉王汎森， 谁谁在报告里提到你的文章了， 这就是一种互相交流。我个人体会， 当时新领域的研究， 从社会史方面来讲， 大致通过他们再到我们这。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 因为有的学者直接从西方来， 但是那些学者一般影响比较小， 因为他们多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 或别的行当的， 他们对中国史不一定有深厚的基础， 不能很快把新东西导入到中国史研究中。所以我说台湾史学界是一个交流的渠道。我们后来都知道， 我们所说的社会史， 台湾说是新文化史， 他们把社会史这些领域，包括女性史都作为新文化史来看待。台湾新文化史的内容， 后来在大陆相继开展研究。生态环境史、社会医疗史， 就是他们较早开辟的， 大陆受他们的影响不小。

大体上在80年代到90年代， 台湾史学对大陆史学起着促进作用。尤其是80年代。他这个中介转传（“转播”） 作用比较大，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就差不多了。我们不用再通过台湾这个中介了。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 往各个国家去的人很多， 回来之后， 他们就传播。但是台湾的一些研究， 到现在还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重视。比如生死学，这是对人的关怀。我们在医学界方面， 90年代， 已经提出临终关怀的问题， 是从医疗技术层面上考虑多一点。台湾生死学是由佛学院提出来的。他们有专门的杂志， 正式提出生死学不仅是临终关怀， 养生、死亡、安葬等一系列内容， 哲学， 历史学的观念， 也在他这个生死学里头， 它涉及的面相当广， 这个在我那本社会史概论里面有一个段落专门讲到了。他们大概也是在90年代前期兴起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到医疗社会史里头。

当然， 大陆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也给台湾史学同行提供了新的信息。特别是给年轻学者。这是我的亲身感受。因为我在台湾讲课的时候， 那些年轻的学者对大陆的书， 很快就买了， 大陆学者的研究信息也知道的很多。我还认识他们的一些书商， 他们和学者联系得很密切， 学者开会，他们也去。我们1991年举办的明清史研讨会， 他们也来了。我看了一些学生的论文， 参考资料里有不少大陆的论著。台湾出版了很多大陆的书。我们学院杜家骥不是在台湾博士文库出了一本专著吗？ 我的书， 光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就出了几本， 有的是他们先知道， 比如《雍正传》是他们了解信息之后， 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北京举行学者座谈会， 我应邀去了， 开会时他们提出的。有的是我主动跟他们提的。他们出很多大陆学者的书， 加上那一批博士文库， 很多。可见大陆学术著作在台湾有市场。台湾学者从大陆的研究中汲取不少东西， 特别是民族史、考古学， 这两方面他们条件不如大陆。总体上来说， 大陆可是队伍庞大， 你这么多人， 你一个人出一本书， 就有很多了。我们这么多人做研究， 写那么多书， 确实有一些有参考价值，所以我觉得两岸是互动的， 不光是我们学台湾， 台湾特别是他们的年轻学者对我们的成果很关注。也就是说各有优长， 互相交流。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两岸学者的理解和宽容精神。比如说我们大陆谈的那些概念， 台湾学者不认同。说起“封建社会” 概念， 大陆学者把它的时限延续到近代，台湾学者认为封建社会就是周朝， 你后头哪来的封建社会啊？ 但是人家理解我们的定义， 在研讨会上人家不发表异议， 我们就在这概念下来讨论， 这不就是宽容么？ 还有我们容易给历史定性， 因为我们政治化比较强。说到某个地方， 就是自古以来的领土， 本来领土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的， 但是我们说自古以来， 就加上政治概念了。我在台湾有一次演讲， 题目是清初吉林“文化” 问题（后来发表在《清史研究论丛》上面）， 是学术论文， 但是讲到民族问题， 提到东北早期就是中国的， 有着“自古以来” 的味道， 与会者中有人暗笑， 我感觉到了， 但是他不提这个问题， 不讨论。他们理解我的学术研究环境， 理解你是大陆的学者。台湾学者到大陆来， 我们也是一样。有一位先生来开会， 他讲了一些台湾学者内部的事， 他心里不平衡，到这里来发牢骚。大陆学者怎么能掺和到他们内部的纷争中去呢？ 所以不接他的茬， 也就过去了。这就是理解。1985年我第一次出席香港大学主办的明清史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 是史学界两岸学者第一次大规模接触， 各自有差不多20人参与，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两岸学者在正式学术会议上接触过。个别的接触倒有， 是私人的。之前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都不可能见面。第一次见面在香港。见面后， 大家非常的融洽。我写的雍正弟弟允禵改名的文章，庄继发看到了， 他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午餐的时间， 他对着我来了， 我对着他走去。两人就交谈开来了， 没有障碍， 因为都是谈的学术见解。不是因为你是台湾这边的，我是大陆那边的， 他不那样看待我， 我也是那样的， 是很自然的交流， 没有什么隔阂。两岸学者， 毕竟还是同一个文化传承的嘛。当然90年代后期以后， 事情就有一点复杂了。但是我觉得， 台湾学者也不讲你大陆什么事， 大陆学者也不讲你台湾什么事。各自内部的事， 自己去解决， 我们研讨会， 就是研讨会， 讨论我们的主题。我想关于两岸比较就是这些！

■： 非常感谢先生给予我们这么多的教益， 我们这些人能够这么长时间聆听您的教导， 十分荣幸。真诚的谢谢您！ 也真诚祝愿先生身体健康， 期盼您写出更多富有启迪的史学佳作。

●： 谢谢！ 谢谢你们来和我交谈， 我这也是一次整理自己史学观念的机会， 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说出来不过是交流而已， 以后有机会， 欢迎你们来讨论， 并祝你们学业精进， 未来成就卓著。

（刁培俊系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夏柯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刘佳佳系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

资料来源：冯尔康：《传布智慧的历史学——访冯尔康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