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研究领域 推动事业发展——戴逸教授与清史研究（下）

王俊义

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点

戴逸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清史研究工作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著述丰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公开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达500多万言，其主编的各种图书更是以数千万言计。作为新中国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其学术成就与研究成果，既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里只着重介绍他在清史领域的成就。

谈到戴逸在清史领域取得的成就，有必要对其之前清史研究的历史状况稍作回顾。从1644年顺治朝建国到1912年宣统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逊位，这268年的历史构成清朝断代史。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它承上启下，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和终结时期，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处于历史转折点上，和当代中国社会有密切联系。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要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就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分析。因而，研究清史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然而，长时期以来对于清史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清朝灭亡之前，虽然也建有国史馆，并编纂了些《实录》、《圣训》、《方略》、《会典》之类的文献。其中陈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过程，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轮廓和细节，收集整理了不少政府档案，为后人对清史研究提供了些依据和史料。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之下，对本朝的历史整理只能是歌功颂德，不可能进行客观的研究。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又曾开设清史馆，编纂了536卷的《清史稿》，这可谓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大型清史之作，它按照纪、传、表、志的史书体例记叙了清代的人物、史实、典章制度、艺文，也网罗了大量史料。但是，由清朝遗老领衔编纂的《清史稿》完全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粉饰清朝的统治，充斥着歌功颂德的话语，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起义都极尽诋毁诽谤之能事。思想观点极其陈腐。另外，在编纂方法、史料考订等方面也有不少错乱和讹误。因此，虽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但绝非是一部科学的清史著作。继《清史稿》之后，由于保存在清宫中的大量档案流传于社会，且被一些研究机构和有心的学者做了些初步的编辑整理。此时，有少数严肃的学者如孟森等，对清史又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留下了《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这些著述对清前史和清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人物、典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反映了作者在其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摆脱了封建时代纪、传、表、志的传统修史体例，以当代新式的通史体裁，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对清史学科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功不可没。在此前后，还有梁启超、钱穆先生，都撰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集中而全面地论述了清代的学术思想，成为后人研究清代学术的圭臬之作。但这些学者与著述，因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个人的局限，尚未能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大量的宫中档案也未能充分利用，在研究范围方面也比较偏窄，或限在某一领域，与建立科学的清史体系尚相距甚远。

继而，又有郑天挺、傅依凌、王钟翰、杨向奎、商鸿逵诸先生，致力于清史、经济史、满族史或清代学术的研究，他们都是清史学界的前辈，同时，他们也都是处于新、旧时代转折过程中的学者，其学术活动，从解放之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其研究成果，既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又不同程度接受和运用了唯物史观，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卓有成就和贡献，尤其是王钟翰先生直到目前仍老当益壮，在清史、满族史、民族史研究领域辛勤阱耘，论著丰厚，影响重大。这些清史界前辈的贡献和成就，都嘉惠后学，为今天的清史研究起着先驱的作用。但平心而论，上述诸前辈的学术成就也多反映在清史有关的某些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满族史、思想史等方面，或属某一专史，或属某些专题，及一些重要人物、事件与典制方面。而且以个人之力，我们也不能苛求这些前辈构建成全面、系统完整的清史体系，更不可能完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能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的大型清史。

戴逸与上述诸位清史学界前辈不同的是，他生也晚，所处时代不同，其正式走上治史道路时，既能充分吸收这些前辈的学术成果，又能沐浴时代精神，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同时，还能利用大批经过整理出版的各种新的史料。这些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使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学术成就，有可能在前人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这也符合学术的发展规律。

戴逸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除前述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外，在其转入清前期历史研究后，又一部力作则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撰写这部著作时，适值中苏珍宝岛事件之后。当时，中苏两国正在举行边界谈判，有关方面希望历史学界能对边界问题进行研究，以供政府之间边界谈判时作为历史依据。戴逸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接受了研究和撰写尼布楚条约这一任务。这一课题显然有很强的政治性，但他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尽可能的以科学的态度，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弄清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既利用了当时前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包括俄方使臣戈洛文的日记；也利用了我国翻译的在中俄谈判中充当译员的外国传教土张诚、徐日异的日记，又从故宫中查找到有关尼布楚谈判时的满文奏折。同时，还查阅了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有关善本书籍。终于以四年时间，真实而详细地论述了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的情况、条约的文本和争议的问题等，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书中以有说服力的论据，清楚考证了许多与边界有关的重大问题，披露了许多以往史书中从未记载的、也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澄清了中苏边界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为我国外交部在中苏谈判与交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这无疑是清史研究中开拓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也正式成立，该研究所的任务和长远目标是编写大型清史。戴逸考虑到大型清史的编写有待各方面条件的准备和积累。鉴于当时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因此，他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以清理清代近三百年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满足社会上学习与研究清史的需要，同时又能培养和组织清史研究队伍。因由他领衔主编，并组织当时清史研究所的有生力量，着手《简明清史》的编写。在此过程中，他以七年的时间和精力，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冥心苦想，考虑和研究了清史涉及的很多问题，而后对参加编写人员提供的初稿，逐章、逐节、逐句、逐字进行了改定，甚或完全重新写作，而编著成《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二册，于1980年、1984年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简明清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清史研究成果，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和丰富典型的史料，较为广阔的视野，构建了清史体系，成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专著。该书出版后，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大学文科教材，还先后被评为国家教委的全国优秀教材，并荣获北京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优秀教材奖，且多次重印，至今已累计印刷多达八九万册，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简明清史》作为戴逸研究清史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对于促进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推动和开拓清史的教学与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

继《简明清史》之后，戴逸以饱满的精力，笔耕不辍，又先后组织主编了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如国家“六五”规划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以及《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等大型史书。还精心组织策划了列入“七五”和“八五”规划项目的《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些项目，都以新的视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开拓了研究领域，体现了史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在研究这两大课题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人物与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时代创造了人物，为人物提供了活动舞台，而杰出人物又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时代的特色，执行了时代的要求，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由此，他又对参与、领导并塑造中国18世纪的乾隆皇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精心研究，从时代特点与个人思想、性格、作为相结合的角度，撰写出版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这部著作有别于学术界已有的关于乾隆的传记类的图书，有自己独具的魅力和特色。

这里还有必要着重评述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丛书及其亲自撰写的其中的《导言卷》，该研究丛书共分9卷，计有《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与文化》、《对外关系》等卷。戴先生曾在一篇论文中说：“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是因为“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时西欧和美国等都先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跃进，开始了近代化进程”[⑤]，而当时的中国又如何呢？戴先生曾具体分析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但如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作横向比较，却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当时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和辉煌，实则却正在走向衰世的凄凉。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实际上在18世纪已埋下祸根并露出征兆。有感于18世纪对中国与世界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如何从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进行对比研究中，深刻认识当时中国的国情，分析当时清朝统治者决策的得与失，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当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此认识基础上，戴先生又提出：“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割和孤立的研究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离开中国，世界史不是完全真正的世界史。”[⑥]而要将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研究，就要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研究，既要看到“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又要找出“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异”[⑦]。只有这样才能会通中西，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根据上述立意和方法，为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展开全景式地论述，并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可比性方面进行比较。戴先生又将此一研究丛书设计了《导言卷》作为丛书的纲要，又按照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范畴，各自独立成卷，对18世纪的中国作出比较客观的、综合的历史分析。戴先生本人撰写的《导言卷》，以阐明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为开篇，又从中西各国对比的角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近代化问题，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区域、阶级、城市、政治、军事、边疆、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该卷主旨鲜明，史论结合，既有丰富的典型史料，又有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确然是大家手笔。应该说，戴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亲自撰写的《导言卷》又是一部开拓清史研究领域的鸿篇巨制，迅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德国著名学者约翰·施洛巴赫，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件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部著作定将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并开创对其特征的充分探讨”[⑧]。国内一些历史学家也纷纷肯定性地指出，该书“选择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焦点定在18世纪的中国，但又不限于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不仅在史书的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经过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课题”，因而本书“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了解，并为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提供坚实的历史理论依据”[⑨] 2。足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除上面介绍的戴逸的重要代表作之外，他已出版的著作还有《履霜集》、《步人近代的历程》、《繁露集》、《语冰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等论文集、随笔集，其中包括了大量清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如《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汉学探析》、《清代的封建土地占有形式》、《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乾隆朝北京的城市建设》、《中国的<四库全书>》和法国的<百科全书>》、《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乾隆金川战争中的天时、地势和人心》、《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等等。从戴逸的各种清史专著，再到其一系列各方面的清史论文，反映了戴逸对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均有精湛研究，其对清史全面、系统地把握，确无人能望其项背。在戴逸的多本论集中，也有不少他对有关清史论著撰写的序跋与评介。此外，他还主编了不少有价值的大型史书和工具书，其中重要的有《二十六史大辞典》、《中国近代史通鉴》、《清通鉴》（与李文海共同主编）、彩图本《中国通史》（与龚书铎共同主编），后两种前不久还双双被评定为中国图书界的最高奖项——中国国家图书奖。

戴逸治学的主要特点是：一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敏锐，长于理论分析，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重视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史与论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他的著作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精辟的理论阐发；既有广阔的视野，又有微观的具体考证；富于文彩，语言清新活泼，优美流畅，可读性强。我国古代史论家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等四长，戴逸则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优良史学传统，说他是当代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四长的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确非溢美之词。

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呼吁编写大型清史

戴逸对历史学特别是清史的贡献，一方面体现在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开拓清史研究领域，接连不断地推出具有开拓创新的论著，并组织了一系列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时又主编了一些列入国家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另方面又反映在他为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组织清史研究队伍，建立清史研究机构，培养提携清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及一再呼吁编修大型清史等方面。

近30年来戴逸为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由于他德高望重，曾连任过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史学会会长等学术领导职务，经常出席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能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大讲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清史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清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清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如何搜集整理和使用清人文集，宫廷档案等。他也在清史有关的各种专题学术会上发表对清史上的历史人物、事件等问题上的看法和见解，大多能以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使各方面对清史研究引起关注，把清史的学术讨论不断引向深入。

为使清史研究有稳定的基地，有一支固定的研究队伍，在各有关领导方面的支持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清史研究所，他积极参加筹建，并长期担任该所领导，至今仍任名誉所长，又始终是该所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为全所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规划，确立研究项目，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清史研究所已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清史研究基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他在提携和培养清史研究新生力量方面也循循善诱，沤心沥血，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就培养了不少中国近代史——晚清史的研究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82年评定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先后培养了国内外的4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青年学子经过戴先生的培养大都已成为清史学界的新秀，有些人已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清史研究的骨干和中坚，使清史研究后继有人。

为推动清史研究，提携和鼓励后进，他还为不少中青年清史研究工作者出版的清史论著撰写序言，其中多收录在其几部论文集、随笔集中。令人钦敬的是这些序言并非是应景式的抽象溢美之词，而常常是结合该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既评论该书的长短优缺，又阐发他个人对有关问题的见解，如其为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所写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为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一书所写的《失去的历史机遇》，为张玉兴编选的《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所写的《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为柯愈春的《清集簿录》所写的《开启清代诗文集宝藏的钥匙》等序言，其本身就是与各书研究范围相关而阐发了深刻见解的论文。

戴逸对清史研究事业的推动，更突出的还表现在他多年来一再呼吁要重视和着手对大型清史的编纂，且已为此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早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⑩]。他当时还提出了编写大型清史的规划与设想，主张这部史书可以包括以下几部分：（1）清代通史；（2）清代人物传；（3）清史编年；（4）清代专史；（5）清史图表；（6）清史书目。另有两个附录：南明纪和太平天国纪。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上述规划尚未能实现，但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则对规划中的某些部分做了不少工作，且已产生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十二卷本的《清史编年》、多卷本的《清代人物传稿》等。国内有关清史研究单位的一些学者，还编写出版了十卷本的《清史全史》。再者，全国各地的清史学者，还撰写出版了清史各领域的专史、专题论著、人物传记及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汇编，都为大型清史编修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最近，他又再一次呼吁“纂修《清史》此其时矣!”鉴于近年来清史学界的发展，他认为现在修清史，跟二十年前、跟解放初期情况大不一样，学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逐步成熟了，国家强盛，盛世修典是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而修清史，就是一代盛典，对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而且，现在学术条件也比较成熟了，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已出了许多成果和史料，许多档案也进行了整理，特别是已出版了好几部清代通史方面的著作，涉及到了各方面的问题。因此，编修清史，已是时机适宜，不要错过。他还建议这项工作，必须有连续的工作班子，如成立清史馆，组成清史编委会，而且清史编委会最好由一位副总理来挂帅，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再有一定的编制、规划及运作经费，大型清史的编写就可提上日程，进入实际操作。[11]

戴逸之所以再三呼吁编修大型清史，一方面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易代修史”的传统，基于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出于一个清史研究工作者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另方面也是为了早日实现我们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都十分重视清史编纂的夙愿。新中国成立不久，董必武同志就曾向中央建议要修两本书，一本是修中共党史，一本是修清史。1959年周恩来总理曾找明史专家吴晗谈修清史的问题，并委托他考虑怎样纂修清史。为此，吴晗当时确也提出过编纂清史的设想，如建立常设机构，团聚和培养研究队伍，搜罗资料，整理和翻译满文档案与外文资料，甚至连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等，都提出过具体设想。吴晗还把这些设想向戴逸详细交谈过，一则征询意见；二则也希望他能担负起培养清史人才的工作[12]。但由于很快面临三年困难时期，这些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三年困难过去不久，毛泽东主席一次与范文澜的谈话中曾说，他退二线后，管的事情少了，想多读一点清史的书[13]。到了1965年10月，周总理又曾指示中宣部筹划清史的编纂工作。为此，中宣部于当年召开了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了修清史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编纂委员会。委员有七人：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逸。同时，又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领导很快向戴逸传达了会议决定，并责成他考虑和制订成立清史研究所及编纂清史的方案，[14]可见，有关领导是想要戴逸实际上具体负责清史编纂的有关学术事宜。戴逸与上述清史编纂委员会中那些德高望重的领导及前辈史学家相比，他当时还没有进入不惑之年，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但已是中青年史学名家。这既反映了领导层对他的重视和寄予的厚望，也说明他确已具有学术上的实力。不过，好事多磨，中宣部有关编修清史的决定，很快便被此后不久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所淹没。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明清史专家郭影秋的关注建议下，才于1972年、1978年又相继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清史  研究所，戴逸也才得以参与清史所的筹建，并全身心地投入清史  研究工作。到70年代末，重新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曾批复了一封建议国家修清史的人民来信，并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任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刘导生同志曾向戴逸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批复，说明小平同志对编修清史也十分重视。

正由于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和重视清史的编纂，有关方面也曾对戴逸寄予厚望，加之，与他本人的研究志趣又十分吻合。他十分热爱清史研究，以研究清史作为自己的终生职志，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终于成为新时期清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而今，戴逸先生虽已满头银发，年过七旬有五，仍老当益壮，雄心不已，为清史事业而昼夜操劳。最近，他又承担了国家“九五”规划项目——“中国近代西部开发史”的课题研究。我们祝戴逸先生永葆学术青春，并为他一再呼吁的大型清史的编修作出更大贡献。

[①] 戴逸：《我选择了历史专业》，见《书林》1982年第5期。

[②]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③] 戴逸：《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见《语冰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216页。

[④] 戴逸：《我的学术生涯》，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⑤]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载《人民日报》1995年9月20日。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约翰·施洛巴赫：《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序言》，上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⑨] 参见李文海、龚书铎、张岂之等：《专家简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⑩] 见《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l期。

[11] 李梦超采访整理，戴逸谈《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周刊》2001年第8期。

[12] 戴逸：《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载《繁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13] 据刘大年同志与戴逸谈话。

[14] 戴逸：《悼念郭影秋同志》，载《繁露集》，第237页。

资料来源：王俊义：《开拓研究领域推动事业发展——戴逸教授与清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1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