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和了解的郭影秋（二）

王俊义

勉励我要终生献身清史事业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本来学习的是历史学系中国革命史专业，1960 年毕业后却留校分配到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文革”期间，人民大学被莫名其妙地撤销。在此期间，经过影秋同志的苦心争取，在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挂在北京师范大学，并由影秋同志亲自担任组长，直接领导该组制定研究规则，确定研究方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经戴逸老师推荐，我从干校回来，调入清史研究小组，担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在此过程中，在政治思想与专业研究方面，郭校长都对我循循善诱，给予了许多教诲和指导。

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1976年12月，继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加入党组织的行列。这又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新的转折和飞跃。我真没有想到，当影秋同志得知我入党的喜讯后，竟然在医院的病榻上，亲笔写来贺信：“欣闻你光荣加入党组织，特致祝贺。入党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而不是继续革命的终结。望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党员。”当时，我读着这位校领导、老共产党人寄来的祝贺、勉励、鞭策的贺信，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争气，决不能辜负这位可敬、可亲的革命前辈的殷切期望。

影秋同志对清史研究以及对我个人清史业务的指导，更是我决定研究方向的精神动力。1978 年，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也从北师大重返母校，并扩建为清史研究所。影秋同志再度出任副校长，协助老教育家成仿吾校长主持学校的工作。一天，他竟架扶着双拐（注：因被迫害致残）来到清史研究所，宣布清史所建所的新领导班子，勉励全所同志齐心协力，为早日编写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回顾清史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影秋同志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因为他自身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即便是在久病之中，仍不断阅读明清史方面的各种著作，对清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谓了如指掌。他不仅指导研究所制定研究规划，确立研究项目，而且直接关注所里研究人员的进步和提高。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他在宣布清史研究所领导成员的全所大会上，竟然能一一点出该所三十多位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也反映出他日常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在住院的病房中，主动约见了我和著名历史学家王思治教授。他就如何进行清史研究，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和指示。其谈话要点是：①清史研究意义重大，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清史的研究资料又浩如烟海，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广为搜集阅读。因而在清史领域进行研究耕耘，大有用武之地，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②清史研究所刚刚成立，一定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要有决心在几年内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切忌在尚无建树的情况下就喋喋不休，以免让人引为笑柄；③研究工作应从基础入手，基础一定要深厚扎实。为此，可先编写《清史编年》，要在搜集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使其既是一部“学术”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这是一项基本建设，既编书，又练人；④清史所的长远目标是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 年的历史过程，可以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影秋同志这次关于清史研究的谈话和指示，可以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发，切中肯綮，抓住了深入开展清史研究的关键，实际上成为清史所日后开展研究所遵循的依据。此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的《清史编年》就是按影秋同志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当时，我还不过是清史研究所最年轻的一名研究人员，而影秋同志竟然在病榻上与我及王思治教授就清史研究做长时间的谈话，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与厚爱。

1981年，我带领清史研究所1979届的研究生到江浙一带实习考察，看望了在上海治病的影秋同志也请他给研究生以勉励和教导。虽然，他那时已久病在身，仍亲切会见了我们师生一行， 并谆谆教导我们：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 三要掌握语言工具， 要学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四要勤写多练，提高写作能力。

后来，影秋同志从上海转回北京治病，曾多次向我谈及研究清史的有关问题，诸如研究清史的意义、清史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应如何评价、有关清史著作的长短得失等。有时，我也将自己发表的清史论文送他审正。尤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直到1985年10月末，在他弥留之际，我急忙赶往病房看望他时，他还十分吃力而关切地询问我：“你最近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其拳拳教诲，殷切期望之情，实在是沁人肺腑，催人泪下。

回忆我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建所时的一个最年轻的研究人员，逐步到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再到副所长、所长；在业务职称上，也从一个助教，一步步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同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也出版了一些论文和专著，对某些学术问题也有自己一定的见解，还多次应邀到美国、台湾等地进行访问和讲学。这一成长过程，应该说与戴逸等师长的指导提携密不可分，其中尤其与影秋同志的谆谆教导“要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和影响。虽然，我于1991年调离清史研究所，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总编之职，尽管此后的行政领导与编辑业务工作比较繁忙，却一直没有中断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忙里偷闲，利用夜晚和假日的时间，陆续写出《乾嘉汉学论纲》、《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清代学术文化史论》等论著在海内外出版，都是影秋同志多次教导给我以巨大精神动力的结果。

口述《往事漫忆》，使我受益终生

影秋同志对我的教诲与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在我协助他整理回忆录———《往事漫忆》的过程中。1984年5月至7月间，经人民大学校党委指派，我前往影秋同志住院的上海瑞金医院，协助他整理革命回忆录。当时，影秋同志几经病危，已自感不久于人世。为总结历史经验，保存党史资料，响应党中央关于老同志要撰写回忆录的号召，决定要整理自己的回忆录。我到上海听到他说明意图要求后，便每天下午到其病房中聆听他口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同时录音。而后再进行文字整理。此间，他常常是在发着高烧、打着点滴的情况下，忍着病痛的折磨，咬紧牙关，向我讲述不辍。有时，我看着他那病痛的样子，为减少其痛苦，不得不惴惴不安地说：“校长，今天我们休息吧！待病情好些，再接着讲行吗？”而他却总是严肃而慈祥地对我说：“俊义，我估量自己已不久于人世，要争取时间，还是继续讲吧！”就这样，他往往是伴随着病痛折磨向我讲述其一生的经历。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依次向我讲述了他苦难的童年，青年求学时代；急切寻找党组织，入党宣誓，开展秘密工作，进行狱中斗争；在第五战区李宗仁先生领导的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湖西的肃托事件；投身解放战争，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在川南地区的剿匪反霸与土改征粮；如何建设云南边疆，到中央党校学习；主动辞去云南省省长职务到南京大学工作；在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文革”初期任职北京新市委书记和参加早期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的种种内幕，和康生等阴谋家如何对他先拉拢后打击的内情⋯⋯ 整个讲述内容，条理清晰，丰富生动。对我说来，实在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一生的革命斗争经历，可以说是党所领导的当代革命斗争史的一个缩影。同时，我也更多地从中了解到影秋同志的理想和情操，学到了许多课堂上与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其讲述内容形成的录音带多达五十余盘。听其口述完毕，我回到北京后，先将录音带转成文字，再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并阅读了影秋同志本人的日记与往来信件等第一手资料，直至整理成《往事漫忆》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6 年8月出版。令人遗憾的是，影秋同志生前却未能见到回忆录成书。

1985年10月下旬，就在影秋病逝前两天的一天深夜，其长子少陵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父亲已病危，很可能一两日内辞世，现正处回光返照阶段，头脑还清醒，关于其回忆录的整理，还有什么话要抓紧交待，你请到医院来吧。”我闻此凶信，即刻赶往医院探望，在其病榻前，最后一次聆听他的教诲。他以微弱的声音除询问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外，着重对回忆录的整理做了临终交待：“对回忆录的整理，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要溢美，也不要掩恶。”当我询问其整理完毕后，请谁代为审定时，他说：“你自己整理，自己最后定稿，必要时，可以咨询我的老战友。”我真感谢影秋同志对我的信赖，这次榻前聆晤也成了永诀。                                   

资料来源：王俊义：《我所认识和了解的郭影秋》，《纵横》，2003年6期。

责任编辑：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