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培俊  张德安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关键词】冯尔康；史学研究；社会史理论；史学观

【摘要】冯尔康先生的治学，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在新时期史坛中，大力推动并开展了社会史学的研究，为近20来中国史学界极富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在清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史料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他在理论创新和具体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拓性、包容性、前瞻性的治学特点，尤具学术魅力，启人新知。

【中图分类号】K09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38-0214(2005)01-0107-08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一是史观史学的式微，实证史学的凸显；其二是社会史理论与研究的繁盛。最近几年，古典文献电子化和学科整合的趋势，对学人的震动也很是明显。这期间，众多史学前辈以其求知的渴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一如既往地推动着史学的前进。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时代。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向，并在时代大潮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上反思既往，应更利于我们汲取经验，总结教训。而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首倡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冯尔康先生，很好地契合了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研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问：冯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您在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在中外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清史和其他几个专史领域的研究，也做出了许多世人瞩目的学术贡献。您能否先概括地谈一谈您的史学传承与创新？

答：我谈不上什么创新，只不过进行了较多方面的史学学习与研究，在史学研究的路上，我受四种学术流派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传统历史编纂学和乾嘉考据学，从这里获得重视史料和考证的教益；其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实证史学，令我更加懂得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归纳分析的研究方法；再次是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懂得了宏观把握历史的重要，并且有了相对于英雄史观的民众史观的意识，多少注意到社会下层人物的历史；最后是年鉴学派和西方新史学的影响，使我开阔视野，多方位多层次地去观察历史及其变迁，树立建立整体史的研究目标。我的特点大约在于，留意于理论和方法论的把握，一定程度上能综合各流派之长，并予以吸收，运用到我的研究和社会活动中，如将社会史作为我近二十年的研究方向，并致力于推动它在中国史学界的开展。当然，我并没有放弃传统历史内容的研究，比如写作《雍正传》，并且将它看做是使历史知识大众化的尝试。

问：那么，请您再简单谈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受谁影响较大？

1955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可以这样说吧，中学的兴趣，大学的基础专业训练，研究生的进一步训练，是我从读史到治史的一个过程。隋唐史和明清史对我来讲都是有兴趣的。郑毅生天挺先生、杨佩之志玖先生都是我敬重的老师。起初，我对隋唐史情有独钟，1956年写出《为什么李唐能够建立王朝》的习作，并获得学生论文竞赛奖，到研究生时跟郑先生学习明清史。郑先生对我的影响就是关于精读一本书的方法。郑先生特别强调精读一本价值高的书。原始材料太多了，但是你要把一部书读透了，精读了，掌握了，将来就会受用无穷。我从这里面学习了一种治学方法，它不仅是读某一本书的问题，而是以后研究、教学备课所必须采用的一种方法。做某一断代史，只要把这一断代最重要的那部书掌握了，就有了进一步研究的根基，就能有想不到的奇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方法的训练。我也把这种方法传授给我的学生。

在南开求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关于实证史学。重视材料的实证史学研究，是南开，也是北大的传统。因为我的老师多是从北大移师南开的，这样在南开也形成了这种学风和传统。因此，我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研究一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理解之后，我就立刻找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只有读了原始材料之后，才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根基。掌握原始材料，益处有二：一是有助于我们赞同或不赞成某种观点，二是可以形成自己的见解。最主要的是后者。这都是从老师那儿所得的教益。

问：最初在拜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后，感到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跟现在的一些做社会史的或史学界年青一代有很大不同，您不但力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并且是一直密切关注学科发展的前沿，在具体的研究中，您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治学风格，在实际研究中又与最新的研究动态紧密结合起来。请问是不是这样？

在具体的研究上，我采取实证、考证的方法，希望多多地占有材料，而不空发议论，这是一种意向。还有一种意向是小题大做。我做微观的题目多，宏观的题目很少。有人会问，做微观，做很小的题目，意义何在呢？其实，我所做的，并不是把一个事情本身说清楚就完了，而是尽可能把它和更广阔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看能否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也许具体写文章时，并没有说明更大的问题，但至少心里应该有这种想法。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做了一篇《雍正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1980年刊出）。题目非常小，社会中的堕民，本来人数就很少，而又说的是一个小地域范围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无甚必要，而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从社会结构来考虑，堕民是一种群体，或者一个等级。我们从等级制度考虑，它是等级制中的一员。讲等级制度，如果不从多方面来讲，把每一个群体、等级都说清楚，你的等级制度如何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所以需要做微观的研究，以小见大。虽然我做的是小题目，注意史料，但宏观研究、宏观思考问题的方法，我也是在学习，也在思考。从理论来讲，因为我们那时主要就是学马列主义，还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他们关于人类社会的认识，有关于历史学的一些观点，我们从1964年开始每天学习“毛选”。一些经典著作，也是不止一遍地读，有些就变成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可以说深入脑际，很容易就会想到。马克思主义给我的一个大收获，就是对问题宏观的把握。研究一个具体问题，往往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看它是什么地位。就我来讲，一直到今天，坚持这种宏观的把握，就是始终不忘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来思考问题。

问：您从社会经济史入手开始做史学的研究，与受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影响还是有关系吧？

有关系，因为当时史学界时常集中讨论一些问题。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开始，延续到五六十年代史学界讨论诸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涉及到社会形态的演变，上古史的分期，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做研究生时，毕业论文《清代中叶江南租佃关系研究》，当时受整个史学界讨论的影响，我不是只讨论租佃关系、地租形态，还思考这个时期有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有没有农场主那种雇工经营，或者地主直接雇工来经营，也就是说，这时农业生产关系有没有新的变化，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由此扩展一步，延伸到经济发展状况。如果生产中采取非传统的方法，采取新的比如货币地租的方法，佃户要向地主交纳货币，他就必须去把粮食出卖，那就是进入粮食市场。谁需要粮食，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了，手工工人增多了，非农业人口增多了？这就涉及到市场和商品经济的研究。所以，实际这一研究，并不限于农村租佃关系，还涉及到当时的农业生产结构，粮食生产之外的经济作物种植与出卖，全社会的产业结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程度，手工业当中有没有资本主义因素，所以它涉及的面不仅仅是单纯粮食生产与租佃关系的问题。

问：您是从社会经济史入手，开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否谈谈您在这一领域中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您又是在怎样的一个社会的和学术的背景之下，展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

我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一开始是地域性的，做的是江南。当初做论文选题时，郑先生告诉我，光做江南是不够的，还要找另外一个地区做比较，这样才能找出一些特点，所以当时我就找皖南。有关皖南的文集、方志我读了不少，但后来并没有做比较。为什么呢？主要感觉到当时进行这种比较，知识能力上还不具备，当然这有时间紧迫的原因。当时区域比较在中国好像还没有。如果有时间，做出来就好了。不过，我倒有个成果，就是在1978年发表了《试论清代皖南棚民的经营方式》一文。这是我在当时大背景下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副产品。为什么做这个题目呢？我还是研究农业经营方式是什么性质的，完全是传统社会的，还是带有资本主义因素。其实，这是我60年代初期研究的继续，到这时综合出来，写出文章。我研究生毕业的文章，讲租佃关系的内容是其中的重点部分。如刚才讲的，考虑到它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而且还写到了关于跟农业、手工业当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与商品交换的这些问题。80年代初将它抽出来，写出《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为什么选择17～18世纪呢？为了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讨论结合在一起。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有没有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从哪里产生，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要解决《红楼梦》的时代背景问题。这是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研究的大概历程。

我为什么研究社会史，看得出来，上面说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经探讨人的社会生活方面，探讨了社会下层。如何转向社会史的研究，就我来说，还是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比较关注相关的问题。我认识到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应该有的一些内容，可是那时候，我们课堂上听不到，教科书中也没有，比如娱乐、游戏等。而当时我读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主要具有资料性，捎带有一些观点。学到哪一阶段，把他的书拿出来看一看，作为参考入门的东西，那里面就有这方面的内容，然而，后来教学用翦伯赞和郑老他们编的那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其中就没有关于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的内容。而这些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是应该有的，原来我就注意这个问题，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还没有“社会史”这种认识。我觉得讲历史应当讲人们的生活，但是在当时那个讲阶级斗争的时代，不能讲。因为有关“封资修”的生活方式，当然不能讲。1979年郑老组织编《明清史资料》，我建议增加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家族史，一是娱乐。郑老认为好，让我来做，可惜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我不能去进行。80年代初，我思考什么是社会史，究竟要研究什么内容，能不能有一个概念，能不能成为一个专门学科，有一个学科的规范问题。对社会史，现在大家都公认了，原先没有，原来有所谓的社会史大论战，主要是讨论生产方式的更替，是社会发展史，并非今日所说的社会史。思考了几年后，到80年代前期，我还没有精力来集中做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写《雍正传》，完稿后，又写《清史史料学》和《曹雪芹和红楼梦》小册子。自1985年初开始，我就用大部分精力来做社会史。1985年，在南开大学，开出了全校性的选修课，正式讲社会史，还写了一篇《开展社会史研究》，发表于《百科知识》1986年1月号。因为要讲社会史是门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我认为社会史是一门专史，可称为专门的学问，才用了这样的名字。1986年召开全国第一次社会史讨论会，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当时系主任刘泽华、田居俭主编和我共同主持。有关开展社会史研究的背景，1991年春天，《光明日报》的记者吕延涛先生采访我（报道见《光明日报》1991年4月10日），我当时讲，开展社会史研究不是一个人的事，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是时代对史学发展的一种要求。至于我，可能意识得早一点，也可能我是第一个发表关于这方面理论文章的，又是我们首次发出通知，邀请诸位学者来天津参加讨论的。不过话说回来，根本上是大家有这个共同愿望，也有这个条件，共同推动了社会史的开展。如山西大学乔志强教授、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等，均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问：当初经过了五六十年代所谓“五朵金花”等问题的讨论后，大家觉得，对一些宏观问题的讨论，一时得不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就不如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这里面还有的人是经过了文革后的反思，认为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不能单纯以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印证来自西方的宏观理论。请问，80年代后，社会史研究的发端跟这个潮流是不是有关系？

这太有关系了。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还在继续讨论宏观问题。80年代初，在天津召开过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会。实际上，还是继续原来的讨论，但内容方面有些改变。另外一个反思，可能觉得太多的论著与政策相配合，史学论文只是为了解释政策，被很多学者认为不是史学应走的道路。相反，对文献、史料的研究加强了，所以1978年，在上海召开农民战争史研讨会时，与会学者都在讨论一个现象：现在考文献学的学生特别多，为什么？这是因为，做文献、做史料是传世的，做义理、做那些解释是过眼烟云，时代一变，思潮一变，就没有什么价值。这是一大背景。关于为什么开展社会史研究，就我的认识讲，把历史简单的看成阶级斗争史，这样做，就把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片面化了。历史上许多问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是解释不了的。我当时想，人们的生活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却只变成一种斗争式的、战斗式的生活？人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只用阶级斗争研究的结果，把历史变成一个小瘪三，无血无肉，难以反映历史的全貌，所以应把有血有肉的历史再现出来。在当时，尤其不可以讨论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道理就是阶级斗争，在那种情况下，很难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一切历史都用它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并来探讨如何丰富历史。后来王家范教授说，社会史研究的提出是一种叛逆。我想，实质上也是这样，但从当时观念上讲，还主要是一种补充性的研究，出于填补空白的考虑。但有时主观想法和客观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主观想的不会那么深，那么远，在实际行动中却可能开辟一个新天地，这都是研究深化的结果，理论也会随着实践而更新。当时的背景，还有就是“影射史学”。因为历史研究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政治的附庸，这是不可置疑的。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结果，就是解释经典著作和现行政策。史学同仁反思及此，是很反感的。当时就社会上的人来讲，看不起历史学家，说你们是哈巴狗，是鹦鹉学舌，依附于政治家的宏观理论，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当然，那时候的人主要谈儒法斗争之类，还没有扩大到更大范围。不过，这对我们史学来讲已经是灾难性的，要把史学断送。从事社会史研究，从内容上来说是丰富历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实际上，是让它脱离影射史学，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挽救。所以说，后来引起大家的共识，都来做这个，都不愿再做影射史学。

总体上说，社会史研究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三十年的史学研究做深刻反思，希望史学研究开辟出新的路子，就想到了社会史。当然文化史的研究已在先开展了，可能社会史更容易把握，更易从内容上落实，最易与大众的生活贴近，所以也可以说社会史的出现挽救了史学的危机，这是史学界的共识，是大家的愿望。我所做的事情，除了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第一篇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就是参与组织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以后每届（包括2004年的第十届）都参与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