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秋农

至今想来，我于2009 年5 月14 日对著名清史专家、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戴逸先生的礼节性拜访，实际上成了一次收获丰富的深度采访。采访中，戴逸先生忆述了他在青年时期的不少事情及其数十年治学治史的心得，其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他在北大读书时三次面见胡适校长并得到他救护的经历，二是他如何在国民党的通缉中惜别北大，投奔华北解放区的过程。聆听后我心中怀有无限的感激。不敢说了解这位史坛闻人的人生履痕会使自己有多少不菲的收获，但至少可以从某个方面真实认识那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妖魔化的大学问家胡适之先生。

    “你可知道是胡适救了我”

戴逸先生自1946 年秋入北京大学求学，至1948 年秋因故辍学，虽然在校两年只有三次面见校长胡适，但这三次见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印象从尊敬至失望再到感激，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1946 年夏，戴逸毅然放弃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籍而重新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当年深秋，戴逸从虞山脚下进入被誉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开学一段时间后，戴逸向为他授课的历史系教师兼校长办公室秘书邓广铭说起他有一封信要面呈胡适校长，但不知如何拜访。邓表示愿为引见。于是戴就去沙滩学校附近的东厂胡同内一所大院子里叩访了校长胡适先生，向他面交常熟钱昌时先生的荐介函。戴逸介绍说，钱昌时是常熟鹿苑人，曾任北洋大学教授，抗战时住在常熟县南街，其弟钱昌照是戴逸父亲的朋友，解放后任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荐介函的内容无非是钱昌时向胡适致以问候和介绍戴秉衡（戴逸当时用名）的文字，请胡对戴多有关照。他以满面含笑和勉励之语接待了这位来自江南小城的青年学子，这是戴逸第一次拜访胡适。

戴逸第二次面见胡适是在大学二年级，当时有门课程叫史料目录学，这是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由胡适亲自授课。虽然是史学系的课，但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去听了。人实在太多，就临时改在学校北楼的大教室授课。教室内座无虚席，稍微迟去一点的同学只能站着听，这场景给戴逸留下了深刻印象：胡适不愧是大学者、大学问家，对研究历史、考证源流讲得深入浅出，滔滔不绝。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戴逸为听这堂课，提前两三个小时去抢座位，坐在第一排，还带了一册刚从图书馆借来的《明元清系通纪》，这是著名史学家孟森的著作。胡适一踏进教室就看见戴逸，于是走到戴的座位前说了几句话，翻了一下书说：“这是一部名著，你好好地读读！”

戴逸第三次面见胡适是由同学们自己创办的孑民图书室所需用房和改善阅览环境等事。说起孑民图书室有必要介绍一下筹办过程。1946 年12 月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在地下党领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学生运动成为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为团结学生，壮大力量，扩大声势，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其中有歌咏团、读书会、戏剧社和孑民图书室等。

“孑民”是北大老校长、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的名号，经向校方登记，该图书室就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组织，戴逸被同学们推选为图书室的常务干事之一。为便利藏书，在图书室筹办期间，先是向总务处借用一间小教室。图书室所募捐的图书偏重于社科类、文艺类著作，其中有不少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针贬时弊的政治书籍。当时读这类书的同学很多，戴逸不但热情参与了捐书活动，还组织募捐书籍一千多册。由于部分书籍属于国民党明令查禁的范围，而在同学中又很受欢迎，于是就想了个“真名隐去”，“假语村言”的办法，在登记目录时另起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书名。几个月后，捐赠的图书已从一千多册猛增到数千册。

戴逸先生告诉我，当初图书室用“孑民”命名，一方面是崇尚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传承老校长治学思想的旗号，使图书室能及时获得校方批准，更希望通过申请能从学校获得一些经费资助，并帮助解决房屋、家具和照明等困难。现在眼见得所募捐的图书日益增多，请学校帮助解决困难也就迫在眉睫。为此，戴逸与一位田姓同学就专门拜访了校长胡适。

校长办公室在沙滩孑民室的东厢房。那天，胡适端坐在大交椅里，旁边坐着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戴逸他们站在办公桌前，很礼貌地呈上学生院系联合会的专函，然后向胡说明了拜访缘由。开始时，胡适的态度很和蔼，但在听取具体要求后便沉吟良久，然后皱皱眉说：学校已经有了一个一流的大图书馆，藏书很多，管理规范，你们又何必再去办一个小图书馆呢？戴逸告诉他，学校大图书馆的藏书是很多，设施也好，但就是缺少同学们喜欢的新书刊和报纸，甚至连份《文汇报》都没有，难以满足同学们的求知欲望，而小图书馆的建办，就可以补大图书馆之不足。胡适听着，隐隐中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再联想到各大中城市持续不断的学潮运动，有点不耐烦地说：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已经够多了，如果需要什么书，可以请图书馆购置。接着他顿了顿，望着这两位年轻人，以师长的口吻训导说，学生的任务就是专心读书，不要精力外骛，搞那么多课外活动。你们的小图书馆还是不办为好！戴逸听得出，胡适的答复实际蕴含了他一贯所主张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真实思想。双方不欢而散。戴逸失望中对胡适这位自己所敬重的北大校长、著名学者的印象分降低了不少。好在时隔不久，郑天挺与戴说学校已同意出借房子，至于桌椅书架也可去庶务科领借。孑民图书室终于如愿开张。课余时间，戴逸依旧热心于图书室的工作。

不久他被选为全校的学生自治会理事，并继续兼任图书室的常务干事。由于戴逸不仅学业成绩优秀，且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公益事业，很快于1947 年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盟员。戴逸事后知道，在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已将他列入入党考察对象。1948 年5 月下旬，地下党组织派专人找戴逸谈话，根据考察，决定发展他为中共党员。戴逸十分激动地表示愿意为党的崇高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决心。由于暑假在即，履行入党手续的事情就安排在暑假结束返校后再举行。6 月，戴逸回到家乡常熟度假，与外界的联系就少了许多。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从全国发生的一系列学潮事件中嗅出有地下党活动的气息，于8 月17 日，声称依据刑事法令，彻底清除匪谍，严禁罢课游行、聚众**。北平军警宪也于8 月19 日发出通缉令，对参加学潮的骨干分子实行大逮捕，通缉令刊登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对此，戴逸浑然不知。8 月下旬，戴逸按照地下党事先部署，赴上海联络点碰头，然后准备坐招商局的轮船返京复课。在联络点碰头时，有地下党同志告知北京正在实行大逮捕，并将当日出版的报纸给他看。地下党同志要戴逸先回常熟，过一二个月再联系。于是戴逸又回到常熟，先是住在自己家中，不久为安全起见，他隐居在乡下外婆家。    10 月中旬，戴逸再次赴沪与一位同样遭到通缉、隐居无锡家中的华姓女同学坐船到天津，找到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准备由此前往华北解放区，但由于联系发生差错，两个人只有一张北京地下党提供的路条，戴逸就让女同学先走，自己仍旧回到北京。第一夜住在同学家里，第二天悄悄回到学校，准备找地下党办理去解放区的手续，第三天早上他去学校食堂用餐时，被守候已久的国民党特务拘捕，交特刑庭审讯。很快，郑天挺教授将戴逸遭到拘捕的消息向胡适作了报告。一向以爱才、惜才、护才著称的胡适立刻提笔写了封信给特刑庭庭长，称戴逸是北大的优秀学生，不是共党分子，应予保释，并速派专人将信送到特刑庭，庭长一看，就不再审讯，说了句“保释在外，听候传讯”。当天戴逸重获自由后，即向地下党作了汇报。根据党组织安排他很快离开学校，潜往华北解放区。2010 年2 月10 日，我与戴逸先生通话，提及他进出北大一事，老先生还问我“秋农同志，你可知道当时是谁救了我？”我告诉他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已有介绍，是胡适救了他。“对！是胡适救了我，这个不能忘！要不是他出面相救，我就会被关起来，当时被关起来的学生还真不少。”

解放后，戴逸回到北京曾和郑天挺教授作过长谈，感谢郑对他的多次帮助，同时戴向郑请教“胡适先生为什么要走呢？他应该留下来为新中国做事。”郑叹了一口气说：“胡先生不能不走，国民党不会让他留下，他走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和留恋，倍感痛苦。”由于胡适的保释，使戴逸虎口脱险，但也因为胡适的保释而使戴逸的入党推迟了五年。党组织要对胡适何以保释戴逸予以审查，可胡适于1949 年去了美国，又如何调查呢？戴逸以充分的耐心和自信，又一次经受了考验。1954 年戴逸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那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戴逸告诉我，他原名戴秉衡，党组织要求他改一下名字，以免因为他参加革命而使亲友，受到株连。他联想起豹子头林冲因怒犯高衙内被发配沧州的故事，而自己遭国民党通缉而被迫离开北大也来到了沧州，不正如一只脱鹰之兔吗？于是就改“秉衡”为“逸”，寓意逃离虎口。到沧县后的第二天，戴逸他们来到泊镇，是沧县南运河边津浦铁路上的一个美丽小镇，也是华北地下党的活动据点。他们在泊镇住了十几天，后辗转到了石家庄，他回忆说，刚到正定华北大学，正是傅作义在北京计划偷袭石家庄，军队已在保定出动，而正定城是到石家庄的必经之地。他到达正定时，正是全民备战之际，街上不时可以看到民兵和群众的巡逻队伍，许多人在忙着挖壕和转移物资，一片大战前的忙碌景象。华北大学是解放区知识精英荟萃之地，尤须保护，人员已全部撤离到冀南的邢台。过了几天，事态逐渐平静，因为傅作义的偷袭阴谋被大白于天下后，国民党军只能偃旗息鼓，再不敢轻举妄动。撤离的华北大学师生回来了。

戴逸回忆说，华北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当时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许多名人都在这里工作，华北大学分设四个部，一部就是政治部，也称政治训练班，一部的领导是吴玉章、成仿吾、钱俊瑞等，一部人最多，有26 个班级，戴逸被编在第17 班，每个班有六七十人；二部是教育学院，是比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戴逸夫人当时是二部的学生；三部是文艺学院，文艺部和文工团都在这里，演歌剧《白毛女》的郭兰英、王昆、蓝天野就在三部，解放后就以三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美术学院。四部是研究部，人最少，部长是范文澜，艾思奇也在研究部。当时全校师生有5000 多人。这么多人住在哪里呢？其中一部分人借住在正定的天主教堂，因为天主教堂房屋多，占地也大，便于活动，但由于人多，还是有一小部分住在正定胜利街的一所大宅院内，戴逸那个班就住在那里。二部也同样借住在胜利街，三部住在隆兴寺内，四部则借住在王士珍的大宅院内。解放后，华北大学迁北京，由于形势发展很快，百万雄师下江南，急需大批干部，华北大学承担了输送南下干部的培养任务，培养时间只有3 个月。总部设在北京，天津和石家庄设分部，三地共有20 个区队，每区队有七、八个班，戴逸是华大北京第八区队的干部，区队长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胡华。从这里分到南方和西南各省的干部不计其数。1950 年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共产党在胜利后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戴逸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

尽管戴逸先生谈兴甚浓，讲到兴奋处笑逐颜开，神采飞扬，但我担心老人因此而过于劳累，先生满面春风，连说“不妨不妨，有机会我们再聊”，并叮嘱我回常熟后向他所熟悉的朋友们致以亲切问候。

（转自《世纪》201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