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张海鹏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他的各种研究论著，虽不乏具体而微的史实考辨，但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事实上，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正在于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他不是一位纯粹书斋式的学者，既有传统士人的入世精神，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立足现实，既从现实社会中发现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又力图从历史研究中寻求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想资源。研究历史，观照现实，是其基本的学术品格。

　张海鹏先生， 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88 - 2004年历任副所长、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副主任、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著有《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等，编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主编)等工具书与资料集多种，主编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 1840 - 1949 年) 》，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及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百余篇。

一、人生经验与治学精神

海鹏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从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复兴，历经国共两党战略决战，而转向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步的艰难时期。海鹏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故乡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这使他从小便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近代中国革命史，逐渐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职是之故，海鹏先生的学问人生始终映现出某种政治敏感与忧患意识的印记。

  　1959年，海鹏先生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的武大历史系，可谓名师荟萃，如中国古代史专家唐长孺先生，中国近代史专家姚薇元、汪贻荪、彭雨新先生，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等，均为当代中国史学名家。海鹏先生在他们的教诲之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勉向学，遨游于广阔无垠的史学书海。有此严谨规范的学科训练和广博丰富的知识积累，使其步入史学研究之途之始便有了较高的基点。其时，海鹏先生兴趣广泛，并没有确定具体的专业研究方向。他在四年级作学年论文《试论秦汉之际的游侠》，是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五年级作毕业论文《试论苏美建交三十年》，是有关世界史的。他在学中国近代史时，曾经写过有关太平天国的课堂论文，受到姚薇元先生的较高评价。毕业时，他曾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生，便通读其《中国思想通史》，后来报了名但没有考成，因历史系党总支要他报考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他考取了但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近代史所在全国高校物色人才，事实上，在他考研究生之前所里就暗里已挑中了他，但他事先并不知道[ 1 ]769 - 7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且不说首任所长范文澜先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其他如刘大年、罗尔纲、黎澍等先生均堪称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正是在此英才荟萃、名家辈出的氛围中，张海鹏先生耳濡目染40余年，治学兼治所，论史复论政，终于成就为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

1964年8 月，海鹏先生正式到近代史所工作。但是，由于时代的“调侃”，他进近代史所之初十多年，却不能与闻近代史研究。尤其是“文革”期间，他经受了最严酷的锤炼，正式的审查差不多有7年之久[ 2 ] 。在其新著《东厂论史录》的“跋”中，他又对这段历史作了更加具体而详细的叙述。他既诉说了自己“经历了长达七年(正式的)组织(工、军宣队)审查”的历史，也没有隐瞒“文革”之初自己卷入造反洪流的过激行为。这些坦诚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中我们所能体味到的，乃是一个学者因莫名其妙而虚度十余年美好光阴的些许无奈和遗憾。当然，“文革”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尽管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海鹏先生在进所的前十三年几乎不能参加任何研究工作，但是，他说:“那十三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忘怀的经历，是我人生轨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765海鹏先生经历了如许政治风雨的洗礼，不仅磨砺了沉稳坚毅的人格意志力，而且锻炼了敏锐深邃的政治洞察力。这对铸就他“书生议政”式的“论史又论政”的学术品格不无裨益。

据海鹏先生自述，他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到1988年，这是他研究工作的“黄金十年”。这期间，他除了协助刘大年先生编著《中国近代史稿》以外，他自己也出版了《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和《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组织编辑出版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还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等多篇学术论文，大体上奠定了自己研究工作的基础，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研究特点和学术趋向。

    1988 - 2004年，海鹏先生历任近代史研究所一届副所长和两届所长的行政职务，长达16年之久。他为推动所内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推动各项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推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学术交流，耗费了大量心血。他说:“我写的东西，评论性的居多，与这种背景有关。当然，也与我的某种使命感有关。”[ 1 ]769这里所谓的“某种使命感”，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的关怀。他坦言:他的那些有关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不少是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写作的，体现了社会对近代史所所长的要求”[ 1 ]764。海鹏先生深知一个历史学家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应该说，他的“以史论政”是不辱时代使命的。其自我总结是:“治所兼治学，肩挑双担;论史又论政，心忧天下。”[ 1 ]764的确，他不是一位纯粹书斋式的学者，既有传统士人的经世精神，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立足现实，既从现实社会中发现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又力图从历史研究中寻求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想资源。研究历史，观照现实，是其基本的学术品格。

二、探索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不懈追求

海鹏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翻开他的各种研究论著，虽不乏具体而微的史实考辨，但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事实上，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正在于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一)从政治史切入近代史研究

在人格强烈政治化的时代，个人的自由是有相当限度的。正如海鹏先生被分配到近代史所工作，是完全被动而毫不知情的，他之开始进入近代史的学术研究，也并不主动，而是组织分派的政治任务。1975年9月，组织要求他结合评《水浒》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太平天国时代的主要人物李秀成的文章。这是他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 1 ]765。这篇文章不久后发表在黎澍先生重新主持的《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上。虽然这篇文章大体上是一篇“文革”式的学术文章，但却体现了其勤奋的治学态度与睿智的史才、史识。正因此，他被刘大年先生吸纳到《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从此逐步走上正常的学术研究道路。

  1978年，学术界的春天终于到来。这一年，也是海鹏先生真正开始学术研究的起点。其时，政治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而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所谓“三次革命高潮”更是重中之重，他对此均有所涉及。此前已经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李秀成的文章， 1981年又与同事朱东安先生等在《近代史研究》合作发表《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许是考虑到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高的起点，或许是出于湖北人乡土情结的意识，他当时选择的研究重点是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他的研究是从整理资料开始的，其成果是三巨册120 万字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1983年版) 。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发表了《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第4 期) 、《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1993年)等论文，澄清了有关武昌起义的若干重要史实。

海鹏先生开始研究近代史时，重点是研究辛亥革命，但并不局限于此。除上述有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研究论文外，他还作了有关皖南事变、中国留日学生、近代农民战争问题以及孙中山思想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发表了《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论皖南事变之善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等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海鹏先生研究近代史虽然从政治史切入，但并不局限于政治史。他的《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便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力作。他的《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6 期) ，是其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他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历史研究》1991年第5 期) 、《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孙文研究》第21期，日本， 1997年1月) ，均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论文。

(二)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海鹏先生用力最多、成就卓著的还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如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近代历史上的革命和改良问题、有关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评论、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等。在这些方面，他不仅发表了诸如《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 年第4期)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1 期)等系列学术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与龚云副教授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系统地阐述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在最近出版的新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他又专门阐述了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历史分期、有关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的见解。

1.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争，与1950年代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谓一脉相承。海鹏先生是关于基本线索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可以说是坚持“两个过程”论的代表人物。所谓“两个过程”论，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个著名论断的概括。针对有的学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这样的观点，他正面提出了商榷意见。他认为:“两个过程”论只是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并不能用它来代替或者包括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的内容。中国近代史上还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甚至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都是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但是应当承认，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用它们来冲淡或者代替“两个过程”论是不妥当的。由此可见，“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它正是毛泽东本人的原意，而不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 3 ]5。

针对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半殖民地化) ，而且有“上升”(半资本主义化) ，这种“沉沦”与“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观点，海鹏先生认为这种解说有一定新意，但又难以自圆其说。虽然他并不否认“沉沦”时伴随着“上升”的因素，“上升”时也有“沉沦”的因素，但他不以“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为然，而是提出了先“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 的新解说，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 3 ]36 - 37。

当时，胡绳先生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受到诸如“四个阶梯”论等新观点的挑战。海鹏先生不以为然，他说:“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3 ]38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上，他坚持和发展了胡绳先生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提出了“七次革命高潮”的观点: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二次，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第五次， 1927 年大革命; 第六次， 1937 - 1945年抗日战争;第七次，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他说:“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3 ]40

2.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以往学界多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1840 - 1949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或者笼统地称为中国近现代史。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观点不时受到质疑和挑战。海鹏先生的意见颇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基础上，他依据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解，依据对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形成和“沉沦”与“上升”不同发展的认识，试图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史，提出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新见解，力图从宏观上建构1840 - 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他把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分为六个时期: (1) 1840 - 1864年，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急剧变化作出初步反应的时期。(2) 1864 - 190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对所处环境作出强烈反应的时期。( 3) 1901 - 1915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底的时期。(4) 1916 - 1937年，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取代旧势力开始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 5)1937 - 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转折。(6) 1945 - 1949年，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 3 ]41 - 42。近年来，他又专门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问题，通过系统清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进一步明确了将1840 - 1949年的中国历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观点[ 1 ]14。

3.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　中国近代史研究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受到国际学术的冲击:一方面，大量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被译介进来;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些都对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与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何看待现代化理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这些问题都严峻地摆到了每一个近代史学者面前。对此，海鹏先生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和回答。一方面，他充分肯定现代化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积极意义。他说:“现代化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4 ]另一方面，他又坚持革命史视角的主导地位，认为现代化视角只有与革命史视角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近代史。他说:“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 1 ]29 - 31

以上所举三个方面，仅其荦荦大者。海鹏先生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贡献当然不止这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广泛阅读其相关论著，一定会获得更加丰富的内容。

(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构

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构，不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而又有不断的具体实践，其结果便是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

他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认识，是要打通1840 - 1949年的中国近代、现代史。1998年，他主编了一本《中国近代史( 1840 - 1949 ) 》(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是一次初步尝试; 2000- 2006年，他又主持编纂了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可以说是一次更重要的实践。

关于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学术动因。海鹏先生认为主要有二:一是及时总结中国近代史研究新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不仅开拓了思路，拓宽了领域，而且引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已经在整体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边疆史等各个专门领域，也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近代史学界在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深度上和客观性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尝试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需要。此前出版的各种《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1840 - 1919模式上，现在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缺少一部按照1840 - 1949年分期、全面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内容的中国近代史。因此，“撰写一部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反映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新架构的近代通史著作，就是我们面临的工作任务之一”[ 5 ]52。

关于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基本思路。海鹏先生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分期。该书要打破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要写出1840 - 1949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二是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是世界主动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是在这个过程中，痛苦地、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线索的，是以追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为基本任务的。三是拓宽研究领域。全面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内容，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包括人口状况)的、民族关系的、边疆政情和社情等各方面研究的配合，缺一不可。四是关于“革命高潮”问题的处理。在《中国近代通史》的分卷原则里，实际上参考了七次革命高潮的看法，在有关卷、章里，则具体对那七次高潮作有重点的论述，但是在分卷分章的标题里并不出现七次革命高潮的字样。这样处理，意在避免无谓的概念之争[ 5 ]54 - 64。

关于《中国近代通史》的体系结构，海鹏先生指出，该书的分卷原则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历史本身的逻辑要求，一是编撰著作本身的逻辑要求。实际上，分卷参考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原则的一些看法，并作了适当调整。全书共分十卷: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扼要探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第二卷，近代中国的开端， 1840 -1864年;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1865 - 1895年;第四卷， 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1895 - 1901年;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 1901 - 1912年;第六卷，民国的初建， 1912 - 1923年;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924 - 1927年;第八卷，内战与危机， 1927 - 1937 年; 第九卷， 抗日战争，1937 - 1945年;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5 -1949年[ 5 ]65 - 68。

《中国近代通史》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有四:第一，科学性。站在历史和时代相结合的高度，依据今天所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有根据地、严肃地描述、论证历史过程，使之符合历史学的科学原则。第二，系统性。本书根据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演变顺序，全面地、系统地讲述历史，尽可能做到形神兼具、骨肉兼具、点面兼具。第三，综合性。本书对50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作出综合性的概括。第四，准确性。从国家、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针对来自国内外各方面对中国近代史提出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运用集体的研究力量，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比较科学和系统的正面回应[ 5 ]64 - 65。

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对于海鹏先生及其精神家园———近代史研究所，均有非常特殊的意义。2001年底，他在“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讲述了一个典故:“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 ]749其实，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一直是近代史所几代领导人的心愿。第一任所长范文澜先生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只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范老还曾在近代史所确立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并且几次组织力量，布置任务，几上几下，终因时代等因素，未能毕其功。刘大年所长主编了《中国近代史稿》第1 - 3册，但只写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只能算完成了半部中国近代史。海鹏先生主持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编纂项目，就是希望了结近代史所的“半部近代史”的尴尬。2005年9月，在《东厂论史录·跋》中，他终于袒露心曲:“最近数年以来，我推动了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的编撰，是想完成本所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今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可以告慰本所的各位先辈了。”[ 1 ]769

三、对若干现实问题的历史阐释

现实来源于历史，近代历史更与现实密切相关。海鹏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理所当然会关注与近代史密切相关的当代社会政治中的现实问题，比如中日关系问题、港澳问题、台湾问题等等，这些均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现实关怀。

(一)对于中日关系的理性思考

近20余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地蓄意制造事端，如日本政府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文部省批准修改的历史教科书等等，甚至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怪调，这些均使中日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不时地发生波折。对于此类事件，他均能敏锐地应对，或著文，或发言，表达一个中国学者发自良知的呼声。1994年，日本新内阁法务相永野茂门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公然否认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这一铁的事实，胡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真心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鹏先生很快发表《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永野茂门》(《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予以严词谴责[ 1 ]420 - 421。2000年，日本大阪府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右翼集会。对此，海鹏先生在近代史所召开中日关系的学术座谈会，作了《警惕日本的动向》的发言，认为南京大屠杀事实俱在，无法否认。同时，他提请学者应充分关注“日本社会的右倾倾向”[ 1 ]444 - 445。2001年，日本文部省批准了包括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八本历史教科书，引起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应。海鹏先生与步平先生共同主编《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以详实的历史材料，论述了日本侵华的事实及其滔天罪行，揭露了所谓“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有意歪曲与否认，以及日本政府文部省对此的姑息与默认。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海鹏先生对中日关系的思考是冷静而理性的。关于这个题目，他曾多次在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会议上作过演讲，并与日本学者对谈交流。1995年8月，他在中日友好协会主办的中日关系讨论会上作主题发言《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日本学刊》1995 年第5期) ; 1997年12月，他在东京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 2001年12月，他又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举办的“全球化与21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演讲《全球化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关照》。在这些演讲中，海鹏先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他说:“我觉得，历史学者，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学者应该站在维护历史真实斗争的前列。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本身就是探索历史真实和在此基础上解说历史规律的学问。一切违反历史真实的谎言，在科学的、理性的研究中，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 1 ]4542001年12月，他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还与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宇野重昭就中日关系展开对话。他认为，影响今后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仍是“历史认识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承认历史上发生过日本侵略中国那样的事实”[ 1 ]457 - 459。

2004年，针对有的学者所谓对日“外交新思考”的论调，海鹏先生发表《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中日关系思考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构成中日关系危机的主要因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所谓“新思维”论者“搁置历史”的论调，不是解决中日关系的良策。因为企图打历史牌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恰恰是日本政治领导人不时地挑起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事端[ 1 ]175 - 199。

(二)对于港澳回归的回顾与展望

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先后回归，海鹏先生用其明快的文字和严肃的学术活动，为之作了历史的见证。

香港回归时，他应《求是》杂志邀约，发表《百年沧桑话香港》(《求是》1997年第6期)一文，回顾了英国侵占香港与香港回归的历程，展望了香港回归后的发展前景。同时，他还发起由近代史所与香港大学合作在香港召开有关香港历史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启了香港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澳门回归时，他又应《求是》杂志邀约，发表《回归之际话澳门》(《求是》1999年第23期)一文，回顾了澳门政治发展的历史，深入思考了澳门历史中的诸多问题;同时指出，我们在港澳取得的“一国两制”经验，必将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借鉴。另外，他还主持并组织所内学者编辑了大型史料《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首次编入了大量葡萄牙文史料，为进一步开展澳门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为台海统一而推进台湾史研究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近10余年来，在李登辉、陈水扁的主谋下，分裂祖国与“台独”的论调甚嚣尘上。1992年，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上明确提出“一国一制”的口号，以对抗中共的“一国两制”方案。海鹏先生撰专文研究，认为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国一制”，而是始终存在着真正的“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一制”只是不负责任的高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八字箴言，才是打开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统一先例的死结的唯一钥匙[ 1 ]344 - 354。1993年，台湾《海峡评论》总编辑王晓波在美国演说台湾前途和两岸关系，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是一种“不完全继承”的关系。海鹏先生致信王晓波，提出商榷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事实上是完全继承了中华民国的遗产，所谓“不完全继承”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不是对中华民国的统治权没有继承，不是“不完全继承”，而是还没有最后完成法理所规定的完全继承[ 1 ]362 - 371。1994年，台湾当局发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意在宣示政治立场，说明对中国统一的态度与看法，为争取加入联合国造势。海鹏先生撰文评论，认为“说明书”把台湾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显然是歪曲历史，混淆视听;相反，从历史实际来看，恰恰是国民党应负分裂国家的责任[ 1 ]355 - 361。2004年，针对台湾史研究中的“国家认同”问题，他撰文批评，认为所谓“国家认同”，是要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认同，它反映的是陈水扁的“一边一国”的基本主张，也就是“台独”的主张[ 1 ]266 - 270。

近年来，为了推进台湾史研究，海鹏先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2002年4月，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台湾史研究室，他以所长之职兼任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台湾史研究中心，他又兼任中心主任。他为研究中心制订了第一个五年(2002 - 2007)计划，其根本目的是要“从学术领域积极从事反‘台独’、促‘统一’的工作，总之是要用台湾历史研究的实际业绩来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6 ] [ 7 ] 。

(四)对一些非历史主义论调的历史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应该说，这是学术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是，与此同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也不时地出现一些非历史主义论调之类的不和谐音。这些论调源于学术，但影响却远在学术之外，确实不可等闲视之。海鹏先生秉着学者的良知，尽力作出了学理上的回应。

关于近代史上的“开关”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把近代史上的“开关”与当时的开放政策相比附，认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终于打入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王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这似乎是要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落后的封建中国喝彩。这个问题涉及到怎样看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以及中国人民要不要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对于前者，海鹏先生给予了基本否定的回答。他认为，鸦片战争时，英国并不是为了传播资本主义文明而侵略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起到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更主要的是阻碍作用。对于后者，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尽管近代中国存在着既要抵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复杂的历史运动，但是，抵抗侵略是为了保持中国的民族独立，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只有民族独立以后，才有真正吸取西方文明为我所用的可能[ 3 ]43 - 51。

关于“告别革命”问题。1995年，香港出版了一本《告别革命》的书。于是，“告别革命”论在海内外宣扬。这种“理论”宣布要告别一切革命，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 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 包括1949年的革命。按照这种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海鹏先生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 3 ]61 - 69

关于殖民文化问题。1996年，《光明日报》理论部组织了海鹏先生与李文海、龚书铎先生关于殖民文化的三人对谈。其时，社会上出现了殖民文化苗头和崇洋心理，甚至有诸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一类的言论流行。他认为，所谓殖民文化，是殖民主义国家加诸于殖民地的文化，它往往是殖民者侵略他国所首先使用的手段。近代以来，崇洋心理的出现，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一百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独立解放要靠中国人民自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然要靠自己的力量。现代化当然要吸收、利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然而，如果认为一味顺应、迎合西方就能实现现代化，那是十分幼稚的，也是不可能的。”[ 1 ]580 - 586

关于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问题。2006 年1月11日，有人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义和团事件为例，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海鹏先生从基本史实、方法论和历史观几方面，进行了全面反驳。同时，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 8 ] 。

以上仅举四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海鹏先生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同样，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也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这里套用一句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评价的话语:也许读者会对他的现实思考提出批评，但他们不会怀疑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认真努力和执着追求。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海鹏先生在其论文集《东厂论史录·跋》中表示:“我当然立志还要在学术工作上做出一点事情。”[ 1 ]764在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接受院报记者采访时，他又表示:要“为发展、巩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阵地继续努力”[ 9 ]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就是海鹏先生的学问人生。

[参　考　文　献]

[ 1 ]张海鹏. 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 ]张海鹏. 治所与治学肩挑双担　论史与论政心忧天下[N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27228.

[ 3 ]张海鹏. 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 4 ]张海鹏，龚云. 中国近代史研究[M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 5 ]张海鹏. 中国近代通史(1840 - 1949) :第一卷[M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6 ]张海鹏.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关于台湾史研究课题设想(2002 - 2007年)的汇报[ Z].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通讯·成立大会专号. 200229228.

[ 7 ]危兆盖. 大力加强台湾史研究[N ]. 光明日报. 20032526.

[ 8 ]张海鹏.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评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N ]. 中国青年报. 20062321.

[ 9 ]认真履行学部工作职责　积极推动我院创新发展———我院首批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一席谈[N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28210.

Histor ica l Research and Practica l Care:

Mr. Zhang Ha ipeng’s Scholarship and L ife

L IXi－zhu

( Institute ofM 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 y of Social Sciences， B eijing 100006， China)

KeyWords: Zhang Haipeng; Historical Research; Practical Care

Abstract: Mr. Zhang Haipeng’smain research field is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ough some of his articles are exp lorations　of detailed historical facts， more number of his academic works are macro - considerations and assessments to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 fact， hismain academic interests are in exp loring the historical p rocess ofmodern China， building discip linary system of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r. Zhang Haipeng is not a pure pedantic scholar. In　fact， he not only has traditional literati’s sp irit of p ractical care， but also has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modern intellectuals. As a　historian，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is not just for academic study. On the contrary， based on reality， he not only finds question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through observations to p resent society， but also tries to　look for thinking resources to resolve p res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p roblems from historical studies. The basic academic sp irit ofMr.Zhang Haipeng is researching history with p ractical　care.

[责任编辑:周　棉]

转引自：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