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布智慧的历史学（一）

——访冯尔康教授

冯尔康■刁培俊、夏柯、刘佳佳

冯尔康先生， 1934 年出生于江苏仪征， 195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 留校在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 并为郑天挺教授研究生， 攻读中国古代史·明清史。历经“文革”， 而后晋升讲师、副教授， 1985 年为教授。2002 年退休。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现兼任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清史、中国社会史暨史料学的教学与研究， 著述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下。清史方面： 《雍正传》、《顾真斋文丛》、《清人社会生活》（合作， 主要作者）、《清人生活漫步》（增订本《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资料为例》、《曹雪芹和〈红楼梦〉》、《雍正继位新探》、《清史史料学初稿》、《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合作，主持人）、《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主编暨主要作者）、《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社会》（合作， 主持人），《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合作，主持人之一， 并撰长篇序言）， 论文《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关于中国封建时代自耕农的若干考察》、《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从农民、地主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 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文化史研究:论著《砥砺篇》，论文《论历史上爱国思想的发展与实践》、《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利用》、《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从〈论语〉、〈孟子〉饮食规范说到中华饮食文化》、《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和建构视觉史料学》。历史认识论：《“说故事” 的历史学与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审视“定论” 与等级分析———以关于封建时代农民、地主的理论为例》。学术与通俗兼顾的： 《古人生活剪影》（增订本《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等等。

从专家学者到普通大众， 对“百家讲坛” 等学术传播方式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 褒贬不一； 史学界对方法论的探讨兴趣不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冯先生是清史专家，新时期倡导、推动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他以深厚的微观实证研究著称， 对方法论问题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亦有其见解。尤其可贵的是，作为史学家，冯先生多年来提倡并实践着历史知识的大众化， 对于媒体以各种方式传播历史知识予以赞扬。我们从中可以感悟到冯先生博大的学术襟怀、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更能够贴实体悟到闪烁智慧的睿智。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访谈时在2007年7月初， 参加者均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括号内是目前任职单位： 罗艳春（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周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沈一民（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夏柯（在读博士）、刁培俊（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由于访谈时录音效果不佳，初步整理工作非常艰巨， 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刘佳佳贡献了难以想象的辛苦， 夏柯博士也参与了整理， 故一并署名如上。冯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异常繁重，时间之宝贵更是惜时过金，而先生对于后辈学生的培养却是不遗余力的，在此，我们真诚感谢冯先生百忙之中惠予教导。

（一） 史学功能的多样化与历史知识的传播途径

■： 冯先生， 听说您对“百家讲坛” 这类文化传播方式是比较赞成的， 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 好的。这和我一直主张历史知识大众化有关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求用，这个用，从传统来说是为政治服务。除了这个政治功能外，史学还有社会功能， 要满足社会和大众的需要。在这个方面，史学家应主动考虑去和大众结合。我觉得史学家不要那样老觉得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 似的，是教育人的。应该是和读者、受众交流对话，是完全平等的。要把自己定在这个位置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做得还不够，我参加过、主持过好多次学术研讨会，就是没有开过一次史学知识大众化议题的会议。其实史学界始终都有某种危机感，就是我们写东西都是小范围的同行在看。我做的清史就是给研究清史的人看，我做宋史就是给研究宋史的人看。做清史的顶多看看明代有什么渊源， 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不是真正更多地思考历史的连续性。这样的话，也就是几百人看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写东西只给小范围的读者看，那还有多少生命力呢?从这点上讲，就是本质上要发展，要有生命力 要在社会上起一些作用，着眼点是普通老百姓，是大众，而不是小众。因此我觉得“百家讲坛”讲得不错，我有时收看，有的很爱看，这对普及历史知识，是需要的。不管讲者是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只要是在讲史，那么大家一块来讲，没有门户之见，不要分哪个学科的， 哪个行当的，哪一个观点的，你能把它讲好就行。央视“百家讲坛” 以及河北等省市卫视的有关历史课题的讲座，对史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 可喜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不妨回顾古往今来历史知识的传播史。

在古代，历史知识的传播对象是社会上层，而将民众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张居正撰《帝鉴图说》，都是特为帝王写作的。清朝皇帝以恭读前朝《实录》、《圣训》为日课，习史成为必修课。史馆修史、编纂《一统志》，将人物传记草稿晋呈，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可见帝王重视史书编写和教育。在科举制度下，士子钻研的就是经、史二科，举考试也以此为内容， 所以士子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史书的学习方面。事实表明，古代历史知识传播是在上层社会人士的书斋、学校进行的，这是主流传播方式。

古代民间的非主流传播体系，主要出现在四种场合：

一是大众娱乐场所， 如宋代的“瓦子” 民间艺人说史，“说三分”，“说五代史” 之类， 并形成演义类的史书———《三国演义》、《说唐》、《隋唐演义》、《说岳》、蔡东藩二十四史演义；类演义的《水浒》、《平妖传》等；戏剧传奇及其演出， 如《桃花扇》、《精忠谱》、《八义图》等； 诗歌在公众场所， 如勾栏的传播，如白居易的《长恨歌》。

二是佛寺的“俗讲”， 说佛史、僧侣史、孝僧史。

三是村落、家庭的讲史，诸如家族史， 家族世系歌，各种历史传说，历史记忆。

四是政府倡导举行的村社、乡约聚会，宣讲“二十四孝” 之类。

可见， 古代民众所得到的历史知识， 掺杂许多演义的成分，所以自古以来， 民间常常把传说、演义当成真实的历史。今日依然，这是传统需要历史知识的普及， 才有可能逐步摆脱误传历史知识。

现代主流传播系统，手段多样化，受众骤增，动辄上亿，是古代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传播体系包括：学校历史课教育，其中大学历史学系，是专业性的，培养史学人才；高等学校公共课的历史课；中学历史课程。大众化的历史读物：深入浅出的“历史小丛书”， 图文配合的“图说历史”，普及本历史读物层出不穷， 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国古代文化丛书”、“中国古代生活丛书”。讲座类型最引人注目，不妨以央视的“百家讲坛" 为代表。现代影视、图书传播系统：试图正说的历史剧，秦、汉、唐、明、清等朝代的帝王戏充斥影视剧舞台；戏说历史剧不胫而走；历史小说很多，如二月河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长篇之作。历史小说与历史影视剧的创作关系密切，小说《雍正皇帝》成为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创作主要参照物。

历史知识的传播， 从书斋、课堂、戏院、剧场， 进入广播台，特别是电视台，从以绢帛、竹板、纸张为载体，进到以影视片、光碟为载体，主流与非主流传播系统有合流的趋势，读者、观众、受众大量增加， 史知识向普及方向快速发展。这种转化，亘古未有。由此我想到：

（1） 史学工作者应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而努力，走出同行的小圈子，走进通俗性讲堂，撰写通俗读物，要把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作为努力目标。

（2） 给历史知识传播者以尊重和应有的地位。“百家讲坛” 的演讲者，或被戏称作“说书人”，也有学者不屑于上这种讲台，认为层次不高，有失身分，或被人议论为不务正业。因为在古代瓦子里说书的，是学问不多的人，没有功名， 社会地位低下，让人看不起，可是今日的演讲者，是专家学者，是大学教授。他们乐于做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是好事，应当欢迎，需要尊重，也应当感谢。至于演讲内容有需要讨论的，是正常不过的事，能够开展讨论最好，当然这要有良好的环境，否则不可能。

（3） 准确认识文艺作品、影视历史剧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古代说书人、话本、历史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片，都起到某种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并以其知识、艺术形式娱乐受众、读者。如一些主人公的名字、生活的朝代、活动的地域往往是实有的，从中让我们知道一些人名、地名、朝代名称（如明朝、万历），这也是让人增长历史知识，至于我说“某种” 作用，是指文艺作品、影视剧有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一些问题，以至肆意编造的恶劣情形，所传播的远非真实历史，甚至造成历史知识的混乱，有其副作用，但是从受众乐于接受的情形看，从一种传播方式看，另一个角度，也就是积极意义的角度观察，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

民众从各种方式接受历史知识，是中华民族喜好历史的传统的表现。自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以后历代形成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代代相因，不绝如缕。史学发达，中华民族值得为此而自豪。我国邻邦南亚、中亚诸国的中古历史，有的要到中国人的记载中寻求历史资料（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难道我们能不为此而庆幸吗？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历史的重要性，用为立国的资源，智慧的源泉，生活的乐趣。国人需要历史知识大众传媒与此相配合，相得益彰。我企盼以后传媒、文艺家与学者结合得日趋于好，把多姿多彩的历史呈献给读者、受众。至于主流媒体给演讲者定题目，讲什么题， 不讲什么题，乃至讲题中某种观点，由操持话语权的机构来决定，并非受众自然选择，这是尽人皆知的情形。有些选题是令人讨厌的，从而遭到一些诟病，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亦有同感。这大概是难于改变的状况，对此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就到目前为止的“百家讲坛” 而言，以后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资料来源：冯尔康：《传布智慧的历史学——访冯尔康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