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诗

提起瞿林东先生，在８０年代之后的中国史学界，可谓是硕果累累的一位大家。瞿先生１９３７年生于安徽肥东县，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国家教委人文科学“八五”课题规划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唐代史学研究论著）、《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史学导论》（合著）等著作，并发表各类论文、评论约200篇……

1994年孟夏，经朋友引见，记者到北师大专门走访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学人。当记者自我介绍说来自内蒙古时，敦实儒雅的瞿先生立刻扶了扶眼镜，眸子里透出几分潇洒，几分自信，高兴地说：“我也是半个内蒙人哪！”

一句话横扫了记者心中的拘束感，几分乡情油然而生，于是，我们在科尔沁草原的风景线上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瞿先生略带几分思索回忆道：“我是1968年到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任教，1981年调到北师大工作的，在科尔沁草原待了13年，所以，对那块土地，直到现在，仍怀有深厚的感情。”

“那是为什么呢？”记者插话道。

瞿先生真挚地告诉说：“因为这块土地曾养育过我，而且在那里13年的光阴没有虚度。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些曾在边疆地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总把那个地方说得一无是处，不堪回首，我很不以为然。当然，边疆地区生活艰苦，各方面条件落后，这是事实，但绝不是无事业可搞，关键在于你抱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瞿先生说：“我是1959年-196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后又考取了该系白寿彝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史学史。1967年毕业，1968年分配到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因为是在文革徽宗，工资待遇只按大学本科，而且，我当时家庭困难很大，老母亲在安徽，爱人在河北唐山，岳母和她老母亲都在北京，上有老。下有小，又分散各地，所以，去了通辽后，一天到晚就怕骑摩托车送电报的找上门来……”

说到这里，记者问：“那么您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瞿先生淡然一笑，说：“其实，这只是困难的一部分。到了通辽后，我自己的生活也有好多困难，首先是气候不适应，那个地方，冬天很冷。记得当时好几届工农兵学院都在学校农场上课，从学院赶到那里时，口罩能变成冰坨子。一个南方人，说到那里不受罪是假的。不过，这也是对一个人意识和品质的检验。”

是的，艰苦生活对于一个弱者来说，可能会一蹶不振，而对于一个强者，却会产生一种进击拼搏的力量。

瞿林东先生正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一方面勤奋工作，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工作量最高时每周达24课时，仅一门中国通史就讲了八年。乍看起来，有些耽误史学史研究，但后来却潜移默化地为他的治学奠定了更为广博的基础。另一方面，教学之余，他又刻苦攻读了大量的书籍，从史学到哲学，从文学到自然科学，只要是感兴趣的东西都要找来过目。后来，他在回忆这段读书经历时很有感触地说：“那个时期，学院的藏书尽管难比北大、北师大，但基本的书是有的，而且，学院的许多领导知道我爱读书，怕住学生宿舍接受影响, 在住房最紧张的时候, 专门指令后勤部门安排僻静、宽敞的房子特殊照顾我。‘四人帮’倒台后,凡是我参加学术活动, 学院一概开绿灯。这一点, 我非常感激。”

教学科研、教书育人之余, 瞿先生还走出校门,深入社会调查研究,了解考察蒙古族的历史、文化、风俗, 13年中, 走遍了科尔沁草原。随文物考古队到农村牧区普查文物时,在田间地头、在村舍乡镇与农牧民广交朋友, 讲述哲里木的历史文化, 深受群众的欢迎。好几次, 在一个乡里讲述科尔沁的历史故事时, 碰上了停电,公社书记着急地指挥工作人员用柴油机发电,并且说：“瞿老师不要中断, 接着往下讲！”

由此, 瞿先生悟到：尽管当时有人要“革”文化的“命”、历史的“命”,但人民群众需要历史, 需要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作为一个学人, 能够将才智奉献于人民, 为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尽绵薄之力, 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条件之下, 殊为不易。同时, 也证明了一条铁的定律：知识不会臭,“老九”不会臭！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和青任感, 1979年, 他为《哲里木报》撰写了长篇系列连载文章《哲里木历史纵横谈》,发表之后, 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次, 学院的一位同事到商店购物, 售货员一见就问：“你们瞿老师的文章后边还连载不？”

不独售货员, 国务院搞东北经济区规划的三位同志读到这一文章时, 也为瞿林东先生所折服, 专程到通辽拜访请教了他。事后, 瞿先生说：“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历史知识和传统是调动中华民族子子孙孙去奋斗、去搏击的内在力量……”

1981年, 瞿林东先生因工作需要, 离开内蒙古,调回了北京师范大学, 但他却常惦记着科尔沁草原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因为那里有他的好多朋友、同事和学生,而且,也产生过他的第一篇史学史论文《唐代史学和唐代政治》以及后来的《略谈<隋书>的史论》、《唐代谱学简论》等文章……

今天, 瞿林东先生虽已由当年的小伙子步入老年, 但豪气不减当年, 刻苦不减当年。自80年代中期以后, 他主要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 年年都有新作问世, 最堪自豪的是《中国史学批评纵横》的长文曾在《文史知识》杂志上连载28期。

目前, 他的研究工作计划已安排到本世纪末, 今年, 中华书局将出版他的《历史· 现实· 人生· 史学的沉思》一书。明年, 将出版《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一书。另外, 他还承担着《中华大典· 历史典（史学分典）》的编撰任务, 并且, 是《中华文明史》第五卷“史学史”的主编……

面对这累累果实, 瞿林东先生并不满足, 相反异常谦虚,总在说：“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还说： 一个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都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 让自己生命的光泽亮起来。在内蒙古时, 我坚持的是这一条, 在北京, 坚持的还是这一条。特别是在科尔沁草原的日子, 固然有生活道路的泥泞, 但更多的是那里的人民给了我温暖, 给了我友谊, 给了我勇气……, 这些, 都为我今后的成功, 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转自《党建与人才》1994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