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晓林

记者：我们谈论“边”的话题，首先要搞清楚相关概念的内涵。您认为，应该怎样界定“边疆”、“边境”和“边界”的概念呢？ 

马大正：正因为存在国与国的交界，所以才出现了边疆、边境和边界的概念。 

一般地说，靠近国界的区域或者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地方被称为边疆。它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指沿国界（国境线）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广义上讲，我国的边疆地区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9个省、自治区。而狭义上的边疆地区，是指具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全国的边境县（市、区、旗）共有135个。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边境地区，即紧邻国境线的地带。相邻两国之间的国境线及其附近区域，就是边界。海疆的界定，则比陆疆要复杂得多。我认为，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域，属于国家的内海，其法律地位与国家的领土完全相同；二是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及海岛。据此，我国的海疆从鸭绿江口到曾母暗沙有4000余公里，东西宽700公里至1600公里，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

以上是从地理属性看边疆，而边疆更是一个历史和政治的概念。它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同时，边疆是国家的边防地区，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等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上与内地有着较大差别；其文化类型也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非常突出的特征。我们还要注意到，当代的中国边疆和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但二者又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因为中国古代疆域呈现着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我国边境地区的现状？ 

马大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实现了由“反帝”、“反修”前线到国防第一线与对外开放前沿统一体的转变，因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的边境地区与国家在发展方向和经济利益上有了更多的交汇点，国家对边境地区采取的特殊扶持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行动”等）和内地的对口支援等，再加上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较强的互补性，都使边境地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种种原因，我国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较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文化教育整体水平低下和社会发育程度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消极因素还存在，像反分裂斗争和禁毒、缉毒的任务都还非常艰巨，尤其是反对“三种势力”（指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暴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任重道远；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和各国对资金、人才、资源、市场等的激烈竞争，使边境地区面临更为复杂的态势。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记者：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马大正：我们思考边境地区的问题，要把握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这里说的稳定指社会稳定，发展指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辩证关系：社会稳定有赖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须有社会稳定作保证；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发展。

发展经济，依然是边境地区的首要任务。当前，除了进一步实施沿边开放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尤其要高度重视坚持科学发展观，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点，扎扎实实地推进边境地区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加快发展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采取有效措施培养人才，提高各民族的整体素质。

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事关我国改革开放、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我们必须全力维护。要特别强调的是，边境地区反对“三种势力”的任务长期而艰巨。其中，西藏和新疆是重点地区。这场斗争的关键，在于争取群众。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团结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反动势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持续不断地、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总之，边境地区的各族干部和群众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和有生力量，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是坚强的后盾。在西南边境地区，还要继续严厉打击贩卖、吸食毒品和武器走私的犯罪活动，遏制艾滋病蔓延的趋势。

记者：历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各朝各代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时至今日，古代边疆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仍是一份有待认真总结、批判继承的重要历史遗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马大正：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十分必要。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都存在着自己的边疆问题，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的封建统治，制定和实施了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管好一片地（边境地区）、守住一条线（边界线），是历朝边疆政策的基本目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雏形，经隋、唐、元、明诸统一王朝的充实、完善，至清代形成了完整体系，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边疆政策之大成。特别是清代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剧，国家综合国力下降，中央政府治边决策失当，连年多事、被动挨打、丧权失地，教训惨痛。这是为什么呢？探察深究，我们先看近代边疆面临的严峻形势：内忧外患并存，且互为因果；陆疆与海疆全面危机；而清政府面对的对手，由原来落后于己的国家和部族变成帝国主义入侵者。危机四伏之中，晚清至民国的治边战略方针又出现严重失策，表现突出的是领土意识薄弱，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缺乏正确认识，不能妥善处理陆疆和海疆两个方面的关系，缺乏应对边疆危机的治边人才群体，更重要的是国力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尽管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治边举措并非一事无成，也不乏可歌可泣的保家卫国壮举，但总体上看，在列强的侵略威逼之下，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丧权的条约，部分领土沦丧，边界内缩。与此同时，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与分裂主义分子的叛乱活动、东西方列强的广泛渗透等相互交织，可谓风波四起、险象环生。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治边政策失误带来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除。我国与某些国家的边界争端，多数属于这段历史的遗留问题；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境地区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形成，也可追溯到清末民初以史为鉴，才能长治久安。所以，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中国边疆研究素有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专家学者的高水准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请谈谈您的学术经历。

马大正：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我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来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前身），直至80年代后期进入创建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75年秋冬，我得到参加工作以来第一个研究课题的机会——参与《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在享誉海内外的前辈学者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该书的写作。之后，我开始研究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政治史，特别是通过对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使我对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唐朝和清朝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领域也相应拓展到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清代新疆史、古代边疆治理等方面，先后出版20余部相关论著。90年代至今，我尤其关注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问题，主持和参加了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研。这些年来，除西藏之外，全国绝大多数边境地区都留下我的足迹。而新疆又是我去调研最多的地方，前后多达40余次。在调研过程中，我对新疆边境地区的治理的研究，积累了几十万字的调查与思考的心得，并于2002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还亲自为本书作序。

在长期的边疆研究过程中，我深感求真务实的至关重要，深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益处，今虽年近古稀，但边疆研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丝毫不敢懈怠，我将矢志不渝地为推动边疆学科的建设、构筑中国边疆学而继续脚踏实地前行。

记者：据我所知，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通过20多年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发展，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学科领域。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马大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开放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同时组织、协调全国范围的相关研究。中心老、中、青三代科研队伍坚持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的方针，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学术成果大量面世（专著50多部、大型研究报告10多部、论文和研究报告400余篇），学科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清代的边疆政策研究”、“中国边疆通史”、“新疆史鉴”、“中国历代边事与边政”、“当代新疆治理研究”，从这一个个国家或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我们便可略知其份量。基础研究的重点内容，是中国近代边界变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历史上治边政策的经验教训，以及边疆研究的历史遗产等，以求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而应用研究则是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对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对策性和预测性研究。像为期5年、今年即将结束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将对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秀遗产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为本学科的学术繁荣，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马大正，汉族，1938年9月出生于上海，196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和唐代、清代民族史研究，尤其在新疆史的研究方面业绩突出。主要著作有《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国边疆经略史》（主编）、《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合著）等2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