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殿才
1992年,我们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春潮澎湃,气象万千,1993年也将是八面来风、
鹏程万里。在改革的大潮中,我们的史学事业应该怎样适应时代的需要,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拜访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史学会会长、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龚书铎教授。
龚书铎先生在学术上有精深的造诣,多年来一直担任各级学术领导工作。龚先生教学、
科研和学术活动十分繁忙,尤其在这岁末年初的时侯,但是他知道我们的愿望后,还是高兴
地挤出时间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历史学这一基础学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能因为一时看不到直接的效益就受到冷落。在改革开放中,历史学科要加强建设,谋求新的发展。
龚书铎先生特别强调史学工作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及史
学前进的方向等根本性问题,我们的谈话就从市场经济和史学工作有关问题开始。
龚先生认为十四大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决
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历史学没有什么用场,这
是不对的。
龚先生说:搞历史的要有现实感,这与实用主义是两回事。史学要关心社会,它本身就
是社会的产物,脱离社会就要被遗忘。你研究的历史问题,在社会上有积极作用,就会受到
关注和重视。郭老写《甲申三百年祭》是个很好的例子,毛泽东同志拿它作整风的学习材
料,教育了全党。历史学领域还要搞一些普及的东西。进行历史教育首先要面向社会,面向
群众。史学要有生命力,要发展,就不能仅是专家之学,它也要成为群众之学,在群众中普
及,为群众喜闻乐见,在群众中扎根。解放前吴晗的《历史的镜子》、林汉达的《东周列国
故事》都拥有相当多的读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是如此。哲学本来是很深奥的学问,
可他一普及宣传,影响就相当大。普及不等于没有质量、粗制滥造,解放后吴晗奔编的《中
国历史小丛书》中,有的深人浅出,写得相当有水平,比起有些专著也不差。他们的工作应
对我们有所启发。
在改革开放中,历史学在培养人的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从知识结构上讲,历史知识是一门很重要的知识,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扩展人们的思维,增益人们的智慧。历史系的学生在社会上适应性很强,他们到党政机关工作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有些党政领导人不懂历史,是个缺陷,没有历史的经验,对古今中外都茫然无知,怎么可能做好领导工作?历史学在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方面的作用更大。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一项很重要内容就是历史.教育。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史学关乎国家的兴亡,关乎人材的培养,这是很深刻的,值得我们深.思。人们从中小学就开始学历史,历史上岳飞、文天祥等人的民族精神以及其它一些人物临危不惧、见义勇为、好学不倦等动人事迹都有相当积极影响,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这种影响当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没有这种影响,人的世界观、品德情操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历史还可以作为施政的借鉴。毛泽东同志曾讲过:领导一个伟大的运动的党,要懂得理论,要了解现状、了解历史。这话说得很好。正确的指导思想不必多说,现实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了解国情,国情中很大部分就是历史。不懂得中国的今天和昨天,哪里来的中国特色?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是相当重视历史教育的。美国建国才二百多年,可非常强调学习自己的历史。在亚洲,日本、韩国都非常看重历史。韩国学生除中学学历史外,在大学一年级必须学韩国史这门课。我们中国有最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历史记载连续不断,现在对历史却很不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曾几次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育,不能说对此没有认识,可惜抓得不紧,讲一阵就无声无息了。学历史不能临时救急,但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产生积极影响。现在讲两手都要硬,实际上这一手是软了,应该得到加强。
对于目前有的大学历史系停招学生,龚先生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历史学科不能盲目发展,它应该发展到什么规模,需要多少研究人员、教学人员,每年应培养多少学生,要有个科学估算。招生要根据社会需要,如果供大于求就是浪费。
对于历史课程改革问题,龚先生说:基础学科的改革要慎重,有些一时看不出作用的学科也要有人去研究,如训诂学、敦煌学等,因为有用没用是相对的。课程改革很必要,但看怎么改,要认真研究,避免一哄而起,不能搞实用主义,更不能把好的改掉。说到这里,龚先生回忆起历史的教训。他说:建国后我们有几次头脑发热都吃了亏。大跃进时,有人说学了唐太宗,大白菜能增产吗?(这同现在有些人说学习历史,经济能上去吗是一回事)有些人要打破王朝体系,王朝体系客观存在,你怎么去打破?结果把历史学搞混乱了。文革中更不得了,历史系只讲四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际共运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个作法相当不保守、不僵化,但这么学历史能行吗?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现在又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应重新写。他们说:过去讲帝国主义侵略,现在不能说侵略了,因为现在引进技术、引进外资、出让土地,那么当时外国在中国设厂、投资、搞租界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林则徐禁鸦片就错了,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共产党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错了。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不能割断,但也不能等同,不能用现在的社会条件、现在的观念去套当时的历史。还有一种简单化作法:现在讲改革开放,于是专门从历史上找改革开放的例子,对号人座。这就把历史学简单化、庸俗化了。
我认为教学、科研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要加强。目前学风存在严重问题,这是最需要改的。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训,破坏一个东西容易,建设一个东西太难了。面对发财意识的冲击,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冷静地寻求历史学科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讲辩证法,要求我们看问题、处理问题应当是全面的,可偏偏是我们最爱搞片面性、绝对化,对此我们要充分警惕。
龚先生又谈到历史学等基础学科建设问题.对于基础学科建设要有长远观点,不能目光短浅。目前社会科学中除经济学外,文史哲都面临着经费困难、人员不安心等现实问题。文史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的,对于提高人的素质很重要。忽视了对人的培养教育,我们的事业由谁来完成?现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只见钱、见物,不见人,这样下去要吃大亏的。
我们谈到社会上对搞第二职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个热门话题,龚先生有自己的见解。
他说;第二职业不是不可以搞,大学教授也不是不可以卖馅饼,只要政策允许,他愿意卖就去卖。可报纸、电台、电视大肆宣传提倡就不好了,弄不好是个导向问题。你天天在那里宣传,让教师们都去经商吗?其实大中小学教师都很辛苦,很难搞第二职业。中小学教师要备课、批改作业、管理学生,工作相当紧张。大学教师工作负担向来很重,又要讲课、又要搞科学研究,人家越休息他越忙。把时间用在“卖馅饼”上,必然会影响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在一面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面提倡知识分子去“卖馅饼”,这是很矛盾的。作为一个副教授,在本专业中有成就、有创造,比卖馅饼对社会的贡献大得多。卖馅饼用不着大学教授,大师傅不用上大学就比他卖得好。任何人精力都是有限的,搞第二职业必然会冲击第一职业,杨振宁先生如果搞第二职业大概不可能得诺贝尔奖,这是个简单的事实。社会是分工的,不可能人人都下海、都经商。什么教授下海、科学家下海、艺术家下海……,好象不下海就是思想陈旧,跟不上时代潮流。我们必须认清这个道理:学校不抓好教育,教师不抓好教学,这是误人子弟,是误国,是本末倒置。当然,现在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偏低,是实际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转载自:《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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