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致精微 微处见大义——谈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方法

孙卫国

四十年代，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时，出版了《清史探微》。三十多年后集结论文，又将书名定为《探微集》，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我把这本小书，仍称《探微集》，既表明书的内容微不足道，也表示我学无所成的惭愧。”这当然是郑老的自谦之辞。同时也表明郑老对“探微”一词的偏爱。细究郑老之治学，我们可以说，探微正是郑老治学方法最集中的体现，最形象的表述。

一、博通与专精

郑老曾在文中谈及，研究学问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但要取得新的成果，则必须由博返约，也就是对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深人研究。做到博通与专精的统一。而探微，即探求学术之深奥幽微之处，就要以博通与专精作基石。郑老正是把博通与专精结合的杰出典范。故此，他对探微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成绩斐然，终成历史学界的一代宗师。郑老学识之渊博，有口皆碑。他文史兼通，对史料学、校勘学、历史地理学、音韵学、文字学都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的见解。而在历史学上的造诣，早已得到学术界公认，更以明清史专家闻名于海内外。他多年执教，开设的课程达一、二十门，五十年代中期开设的“史料学”课，系统地讲授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印章学、钱币学、历代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谱碟学、古器物学等十几种辅助学科的基本内容，至今依然被同行视为规范。渊博的学识，扎实的功底，再加上严谨、笃实的学风，使郑老写出了足堪传世的学术著作。

翻开《探微集》，粗阅目录，似乎每篇范围都较窄，但细读原文，几乎每一篇都扣住了关键性的问题，给读者展示一幅宽阔的历史画面。如《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此文写于1943年，当时东北已沦为日伪满洲国统治，文中用许多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了满、蒙、汉三族的血统，早在入关前就和关内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既解决了历史学问题，而且在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通过使馆界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近代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的轨迹，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把读者带人西藏史、古音韵学、古地理学的领域，实际上是作者融会了隋唐史研究和音韵学知识的成果。《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则是史学、校勘学、版本学相互结合的典范。所有这些无不是博通与专精结合的产物。没有渊博的知识，固然无法探微，而缺乏专精的造诣，研究也就会流入空泛、蜻蜓点水，无法深入，探微亦不可能。博通与专精的有机结合，再加上求真、求用笃实的态度，就形成了郑老学术探微的独到方法，即自幽微之处显宏阔、见真知。

二、史料：搜求全面，细致入微

郑老探微方法首先表现在对史料的严格要求。史料搜集不厌其多，不厌其烦，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的相关资料。

治史首先得读书，打基础。郑老一向主张须精读一本书，他说：“精读要一字不遗，即一个字，一个名词，一个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读一部后再读下一部。他自己就常对有关史籍不厌其烦地读，即使是并不一定重要的史籍。六十年代，他曾收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武记》，反复对照着读。

读书是为了熟悉史实，而研究则要搜集史料。郑老在解放前就以“史料派”著称，一生治学对史料都极其重视，曾多年给学生开设“史料学”课。他提出搜求史料应当保持严肃、忠实、全面、谨慎、客观、仔细的态度，搜集史料力求全面，正反两方面的资料都应该收集，然后对所收集的史料进行分析、比证、辨别。他反对不加分析的随便引用，主张用第一手材料，不用转手资料。对于孤零的材料应有旁证，即间接证明，因为无征不信，孤证难立。总之，对待史料应全面搜集，细致入微地辨别，多闻胭疑，择善而从。

郑老对史料的运用，在其文章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的每一篇论文，史料无不充分得当，又丝毫没有堆砌之嫌。《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是郑老研究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并从不同角度进行详细分析，才得出正确的论断。《清史语解》，是对清史习见满语进行诊释的文章，《探微集》中一共收录了18条，表面上看只不过是几条名词解释，但每一条都是研究清史的难点，郑老花费大量的心血，对每条都进行了精湛的考证，遍查各种论据，如释“巴图鲁”一条，曾从《清史稿》中摘取例证一百多条，从而证明其说之不谬。

郑老读书之细，治学之精微，在《<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文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此文虽只两千余字，却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著作。孟森生前，曾致函张之洞的幕僚许溯伊，询问张的僚佐“燕斋”是什么人。许复信认为“燕斋……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信未到手，孟森即归道山。郑老偶得《张文襄书翰墨宝》，如获至宝，细加研读，遂写出此文。文中根据《张文襄书翰墨宝》中函札，举出五证，考定燕斋姓蒋，主要证据是同一性质、内容的信件，有时称燕斋，有时则称蒋大人，这是用内证的方法对照而得出的结论。又从函札中对燕斋官衔的称呼，据这一线索，再查阅《文襄奏稿》中的三件奏折，考出此蒋大人是署两广盐运使蒋泽春，这样就把孟森先生之疑难解决了。多年后，他还给学生们提及此文，认为这是运用历史考据学的一条有效途径。此文提供了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如何找出线索，从而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范例。从中可见郑老读书的精细和运用考据方法的纯熟。

三、论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搜集史料，当全面而细致。选择论题则依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做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是郑老探微方法的表现之二。

郑老主张大题小作，即在重大历史问题中选择一个小题目，因之易于深人，便于把握。但小题目又必须广泛联系，前后照应，使之融会贯通，为解决大问题提供重要论据或者以此进行突破，做到见微知著、点面结合。要深入就要缩小范围，各个击破。他在《历史科学是从百家争鸣中发展起来的》一文中举出一例，认为要全面分析历代封建土地制度的性质，就必须就“屯田’，、“均田”、“商屯”、“民屯”等有关问题进行重点分析研究，而为了解决“屯田”一类问题，又必须深入对更小的问题，如“拨补”、“退卖”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层层深入，抓住问题的核心与关键。而此类核心问题正是郑老探微之“微”。探究出了此类微观问题，再一步步扩展，探寻宏观的有规律性的问题。

郑老是这样倡导的，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就是注意解决在讨论中所出现的虽小但很重要的具体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五十年代，史学界展开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大家经常引用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但对其解释却存在着分歧，它反映的是元末还是明初的事？是有关丝织业还是棉织业？史学界争论不一，各持一端。郑老分析了大量的史料，最后运用辞汇学的方法，抓住《织工对》中有‘旧佣为钱二百缉”一句，考证出“绪”字是元代人对一千钱的习惯用辞，而明初则把一千钱称作一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由此入手，从多方面证明《织工对》是写于元末、记载当时丝织业情况的文献，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当时即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

《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释“阿玛王”》、《多尔衰与九王爷》等数篇文章，表面上似乎只抓住几个小问题，对其名称进行考实。事实上这一系列文章正是郑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点面结合最好的例证。多尔衮是清军人关后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奠基人，研究了他，也就把握住了清初历史的脉搏。而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有人认为这是“太后下嫁”的有力证据。孟森反对此说，认为多尔衮皇父之称，犹如汉人之尚父、仲父一般。郑老《臆测》一文，运用大量的资料，论证“皇父摄政王”是顺治间最高爵秩。“摄政示尊于国，皇父示尊于家。”同时，他的这种尊称，与其左右之希旨阿谀及满洲的旧俗有关。而其他几篇亦通过名称的考实，揭示清初的一些政制与风俗。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臆测》一文的补证。而《清世祖人关前章奏程式》，从表面上看此文似乎只说明了章奏格式，但从中却看出诸臣对多尔衮之态度，亦可窥见多尔衮之地位与权势。这一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烘托出了多尔衮的形象，并说明了当时一些制度的问题。郑老的这组论文，正说明了他是以各篇的深锲精细为基础，而又致意于各篇之间整体上的系统化。

《“黄马褂”是什么》一文，虽为答复武训是否得到过黄马褂之俗说而作，但简要地讲清了黄马褂除赏给亲近侍卫人员穿用的“职任褂子”外，还有一种是打猎校射时所给的“行围褂子”，这两种黄马褂是只在其位其事时穿用，平时不能随意穿用。这是“赏给”的意思。另一种是奖给有功的高级武官或统兵文官，任何时间都可以穿，这是真正的“赏穿”，并说明赏给与赏穿二者在制作形式上的区别。郑老在这篇二千余字的论文中不仅讲清了制度，而且纠正了俗说。这亦是其见微知著的力作。

《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此文写于1939年。当时郑老在魏建功先生处看到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的拓本。他注意到该碑列衔之第一名“口王驾前”四字，认为“口”当为“国”字，第二字“王”上画微低，应为“主”字，即“国主驾前”四字，从而证明孙可望不仅自号“国主”，而且他的部下“亦以国主称之”。由此可知孙可望之专横跋息。此文篇幅不长，但史料充分，亦是扣住关键的“微”观问题，推导出正确的论断，从而展现出大的历史画面。

总之，郑老的论题一方面既是大题小作，同时亦是小题大作。大题小作是要深入，小题大作是要升华，这就是郑老运用“探微”方法研究历史的真谛。

四、深、广、新、严、通与探微

郑老曾建议学术研究应做到“深、广、新、严、通”。事实上，这是郑老探微治学观的通俗化的表示。

深：就是面对史料和史实，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追下去。这是探微最基本的含义，探微就是要深入追寻问题的核心，从而加以解决。

广：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这是探微的基础，没有详实的材料和宽厚的基础，是无法探微的。

新：要求不断提出新材料、新问题、新见解，并进一步核实新材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这是探微的目的。探微就是要解决历史疑难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再提出一些相关的新问题从而步步深入，促进历史研究的新展。

严：要严谨认真，不虚构、不附会，要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代，不含糊其词，不回避问题。这是学术探微应取的基本态度。

通：找出规律，前后一贯。这是探微方法的升华。有了“通”，探微就不会流于细枝末节，也因之而扬弃了传统考据学那种为考据而考据的弊病，从而通达历史宏观问题，实现学术探微求真并且求用的双重目标。

郑老的学风上承清代乾嘉学派，他曾师从于黄侃，刘师培，而又大大发展了考据学的传统，有自己新的建树。“深、广、严、新、通”正是其探微治学方法达到更高学术境界的表白，这是郑老毕生治学精神的体现。

郑老的文章史料充实、语言平实，论证密实，学术价值颇高，但仅仅反映了郑老部分学识。他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他对明清档案的整理，主持《明史》的标点校勘，对中国通史教材编纂的贡献，亦颇得同道及后学的称颂。特别是他执教六十余年，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将自己的治学方法、知识心得无私地传授给后学，这使他学术探微的精神早已融人中华文化的血脉，无时不起到促进史学研究的作用。

参考资料：《探微集》、《清史简述》、《郑天挺学记》、郑克茂《郑天挺传略》

摘自《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