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中国文化的基源性问题

    刘超：刘先生，您从1950年代以来就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在晚清民国史、思想文化史、中外交流史方面有很大建树，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高，您已经不大动笔了，学界对您的最新思想了解得不太够。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我们迫切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您可以就这思想文化史领域重点谈一谈您的最新思考吗?

    刘桂生(以下简称刘)：好的。学术文化是我们共同的志业，讨论学术是件很快乐的事情。思想是我们的本能。思想文化史研究很复杂，一下子不可能都谈，我只谈几个具体的问题：一、中国文化的基源性问题；二、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三、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现实局而。一个基源性问题，一个前沿性问题，一个策略性问题，我想，有这三点下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大本大源，大致就能说出个道道来。

    第一个问题就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其元素尽管复杂，可以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就是它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有质的差别的。因此理解中国文化，必须参照西方文化。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在与域外文化系统的比较中才明确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嘛。第二点，前沿问题，不是一般地说，而是有针对性地说的，后面我会谈到。关于第三点，我们常说中国既不是个强国，也不是个弱国。在学术文化上，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也有我们的短处，要清醒这一点。

    从具体到抽象慢慢说来吧。2002年的时候云南的《思想战线》登载了一篇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文章的核心意思是：对中国文化我们完全需要继续补课，他本人完全是在新式教育下出来的，自己也需要补课。费先生认为这种教育教给学生的是西方文化传统，内容大不同于主要用《论语》、《孟子》等书做教材的旧教育。因此费先生感到自己老年还有“补课”的需要。费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我的触动很大。大家都知道费先生在西学、新学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是从马林诺夫斯基那边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出来的，这样一个著名的新派人物，还是要补中国文化的课。我和费先生比较熟，接触也多，常见面。他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去世前两年我还去了他家拜访。那时候，费先生已明确提出了他的“十六字方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对我触动很大。还有第二件事。此后不久我作为馆员去北京市文史馆参加原副馆长齐良迟(他是齐白石的儿子)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他的亲属把他的诗集拿来复印了一下给到会者每人赠送了一份，我一看，诗集名称就是《补读斋集》。其“补”的内容、方向和意图可能和费先生不一样，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二位老人同样坚持的“补读”精神一直记在我的脑子里。

    大家都知道鲁迅晚年想写一部小说是反映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章太炎是一代，他算是一代，柔石他们又是一代。如果照这么粗略地分下来，我的老师陈寅恪、潘光旦、雷海宗也应当属于第二代，钱钟书、周一良、孙毓柒和费孝通先生一样，属于第三代，我既是陈寅恪先生(第二代)的学生，又是钱钟书、周一良先生(第三代)的学生，勉强属于第四代。既然费先生那样的学问，都觉得对中国文化基源性的东西已经不大了解，那么我们反躬自问：我们又是怎么样呢?因此，我们当然更要补课。问题是：补什么，何所补?对于西学，我们后来在读西方或西化了的书中，也曾遇到一些孔子老子之类的，但这是在西方话语的体系中来学习的，这当然不是正宗的。还有什么“五朵金花”之类的，也是如此。我们一张嘴，就是根据明显西方化了的学校教育教给我们的这一套做出发点来讨论问题。我们的话语是西方式的，可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之中，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严重地隔阂，这就形成了话语体系与现实语境之间的错位。同时，对西方文化来说，我们也谈不上真正的了解。对于没有接受良好的留学教育的学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一来，我们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都是半吊子。两个半吊子在一起，这问题就不好办了。如果在“理解”问题上都不能做好，怎么可能进一步做到“以古人之心，度古人之事”，进一步从事高深的学问研究呢?我认为，我们不能小视这个“补课”问题。

    刘超：这是个大问题。五四之后学人的国学根基是明显地走下坡路了，恐怕还没有人真正担得起“学贯中西”四字。您一直以来都在强调这种困境，呼吁人们注意这些问题，鼓励大家一起努力寻求出路。

    刘：是的，上次《史学史研究》杂志来访谈我的时候，我也是说了这句话：“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这就是我所谓的“三来”思想，算是一家之言吧。“本来”是中国的基源性文化，“外来”是西方文化，“未来”是我们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向，也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要“预流”而不能跟着潮流后边跑，导致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我这个“三来”思想，不是说本人达到了怎么样的境界，我是说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和价值目标。它一直是我的治学信条。不过，实话说来，对我们几代人来说，其实都是“不知”本来，还有什么资格“不忘”本来?我们还没进传统文化的门槛呢!基源不清，整个文化的路子就会搞错，就会张冠李戴。文化是循序渐进的，路子对了，就越搞越对路；路子错了，就越搞越乱套，整个都乱套。一开口：“开天辟地第一章”就是外国的东西，拿外国话语来应对中国问题，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都需要补课。

    刘超：您的“三来”思想确实很有独到之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谈一谈吗?

      刘：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论语》的“正名”问题，《论语·子路篇》说：“必也正名乎!”正名问题是很复杂的，在西方文化“洗礼”的思维中，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个逻辑学的问题，什么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之类的。有一个《论语》的白话译本，是这么说的——纠正混乱的名称，是这样么?其实，在先秦的语境中，孔子说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伦理学的问题，可是放到西方文化中就成了逻辑学问题。孔子本人对“正名”二字的解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说明，这是个名份、名位的问题，内容讲的是政治上的各级负责人责任有多重，职权范围有多大，各级人员能不能尽职尽责等等这一类的问题。孔子认为君的定位要符合君这个“名”所具有的权力，臣的定位要符合臣这个“名”所具有的权力。讲的是在实践上以何种名义应用权力的问题，根本与逻辑没有一点关系。他强调的是名位和权力非搞清楚不可，只有搞清楚，说出来的话才有用，事情才办得成。要是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那么，一个国家怎么进行管理呢?岂不是一切都乱了吗?所以孔子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之所以要“正”，主要问题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用词不当，而是礼制上的用词不当。一般意义上的用词不当，那是语法修辞或逻辑范畴中的问题，礼制上的用词不当，那就是政治伦理学范畴里的问题——名份、名位问题。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求真的系统，为“知”而“知”，为求知识而求知识。中国不然。在中国，正名问题是政治伦理学问题，要求名实相符，是一个管理学问题，是行政管理、职业管理和职业素质的问题。从这个例子看来，新式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中国古代文化不够熟悉，确实有“补课”的必要。不“补课”，怎么行呢?这不是单纯的“知识”多少的问题，而是对自己国家的典籍，能不能好好理解的问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再比如，你若是学校膳食处的责任人，你就是管“肚子”的，不是管“脑子”的。你这管“肚子”的就不能管到“脑子处”，如研究生处处长的工作上去。在这个问题上，墨家的正名问题，和儒家有些差别，倒有些逻辑学的特征和内涵，“循名责实”说的也是政治伦理学问题，是名分名位问题。中西文化差异很大，对中国文化把握不了，反过来也影响对西方文化的体认。比如，“修辞学”在西方是文章之事，孔子的“修辞立其诚”则不然，也是一个政治伦理学的问题，现在译成“措辞学”了，倒比较合适。再有“文笔”，今人一般当成一个词。“文”就是“笔”，“笔”就是“文”，其实，在原本的意思上，这是两回事，文就是文，笔就是笔。文是文学，是个人文章。笔是公函、文书。魏晋时文笔分明，清代尤其讲究文笔之分，只有明代不太讲究。这也需要注意、不能混为一谈。

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前沿性问题

    小刘：关于基源性问题，我们确实还要下大力气补课。现在您可以继续谈第二个问题：前沿性问题吗?

    刘：前沿在哪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前沿在国外。中国学研究，欧洲、日本都长期走在我们中国前面，二战以后，美国又走在最前面了。在我看来，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需要继续努力，尤其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思想成果。要区分对象语言和研究语言。思想文化史的人物，就是将对象语言转化成研究语言。比如，章太炎是研究清代中期的。那么，清代文献就是对象语言，章的语言则是研究语言，后辈学者再去研究章太炎，又要完成进一步的转换；后面的研究者，再去研究前一位研究者时，又要将其研究语言当成对象语言，然后自己就继续用研究语言来表述。研究语言更有时代特色，和现时代直接相关。比如姜义华研究章太炎，汪荣祖研究陈寅恪等。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说法，所谓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都是错的，只有经今文学、经古文学之说。这是用元语言学的观点来分析思想文化史。可见，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需要吸收西方的、特别是后现代的理论成果。在其理论看来，研究语言是元语言。元语言学这个理论，可以吸收，而且需要吸收，所谓“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这元语言学就是“外来”。

    小刘：据我所知，目前相当一部分相关学者的研究还是局限于考据层面。老清华一贯倡导的“穷通古今、融汇中西、打通文理”的传统，在今日好像还不是很多见。现今像您这样来探讨思想史的学者，也不是很多。您可以具体阐释一下吗，即元语言学与我们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体是怎样发生联系，又发生怎样的联系呢?

    刘：做学问不是一次短跑比赛，而是一辈子的事，需要从许多方面去学习许多东西。只要是时时想着史学，从其他学科中不时可以受到启发，有助于史学思想的进展。比如说：西方认知心理学把知识分为“陈述性”和“程序性”两种。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知识稍加改变而推广应用到历史学上来。一般来说“陈述性”的知识指的是“什么”的知识，是关于事实、理论、事件等等的表述，“程序性”的知识指的是关于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的知识。我想，只要用“形成过程”的“程序”二字去替代“怎么做”的“程序”，把这个概念移用到历史学中，对理解历史知识，是大有帮助的。谁都知道，历史本身就是-个过程。历史、思想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需要经过叙述才出得来，这就有了叙述性的语言和知识。“过程”的呈现需要“叙述”(陈述)。有意识在叙述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知识，体现为叙述性(陈述性)知识。过程需要叙述，叙述过程要充分尊重考察内部的元素。过程需要叙述，叙述只是一个宏观的东西，在具体进程中需要借助程序性东西的支撑。但陈述有时却离开或背离过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故意离开，故意背离，做不到或者故意不做到符合它原来的“形成过程”，以至出现“伪陈述”。谁都知道，隐藏在“伪陈述”下面的自然是个“假过程”。这有着知识存取方式的不同，涉及到知识心理学的问题。

    小刘：这种分析范式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可以结合具体的例子更具体谈一谈吗?

    刘：我们现在不是兴起历史热吗?有所谓戏说历史之类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天有教授曾给我讲过一些有关刘伯温的事情。说到明史，现在的电视剧、小说之类，都说“大军师刘伯温扭转乾坤’什么的，把刘伯温塑造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开国大功臣，有头有尾有情节，说得头头是道。这种叙述显得很新鲜动人，这是叙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怎么样呢?明开国之后，大封功臣，封了11个公，57个侯，6个伯，刘伯温是“伯”——诚意伯。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刘最多是第69号人物。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现今的叙述中他却是屈指可数的大功臣呢?这就造成了一桩悬案。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程序性的知识来对其内在的理路和脉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1380年，洪武十三年，因为胡惟庸案，废宰相，杀了一万五千多人。1390年，再次追究胡案，又死了三万人。1393年，梁国公蓝玉案发，又死一万五千人。早期真正的功臣都成坏人了。明到嘉靖有重大改革，大规模改革礼制，对廷杖大臣制度实行简化改革（清廷用的就是改革后的新礼制)，又重用文人，就把刘伯温抬了出来。当时同样是文人的名人不少，比如姚广孝就是，为什么不抬他?因为姚是佛教人士，而明朝盛行道教，尊其为国教。刘伯温有道教色彩，所以，原先不过是第六十几号人物的刘伯温，一下子就被塑造成了大功臣。还有一点，嘉靖之后，民间文化中小说大盛，就反复传唱，干脆把他塑造成了民间“开国功臣第一号文人”。这样我们知道，叙述性的东西可以演绎出来，可以是有目的的，但是程序性的东西、是没有目的的。在这里，我们事先没有存心要抬高刘伯温或贬低刘伯温，我们只是客观地把刘伯温成为“开国功臣第一号文人”的历史渊源搞清楚。这样可以得出结论，事实上的刘伯温，远没有现今所说的那样的地位。戏说演绎固然很有趣，那些说书先生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但这只是文艺性的说书，不是、也不应该是学者的路子，不是学者所为。单纯用“民间故事”的形式去“陈述”，那就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了。历史是一个过程，要叙述才有过程。但不能有意识来叙述，要区分二者才可以。说明“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差别，以及“陈述性”的知识，非用“程序性”的知识去核对不可。对历史学家来说，凡看到“陈述性知识”，必须马上用“程序性”的知识去核校，用“历史性”、“发生性”、“演变性”的“程序性”知识去核校，这样才可靠。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七)》这篇文章中讲到一种现象，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鲁迅指出：文学史上对陶渊明这样一位人物，可以用不同手法把他描绘成不同——甚至相反形象的人物：一种形象是超然世外的“隐士”，所用的办法是从他的诗中尽量摘录一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这样，一个隐士的形象便造成了。反之，如果想把他塑造成个“怒目金刚”式的人物，那么，只要从他的诗中多摘录一些“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这样，一种“慷慨激昂”的形象便造成了。鲁迅接着指出，这里所使用的办法是两种：一种是“寻章摘句”，另一种是“断章取义”。也就是说，用这两种办法可以造成不同的形象。惟其如此，陶渊明先生的形象，或者说历史面貌也就被弄得乱七八糟，没有什么可信度可言，历史上也就弄不清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来了。接着，鲁迅提出了针对这种不良现象的针贬时弊的有效措施，共有四点：一、读一篇文章一定要读“全文”，不能只看其中的一段一句；二、读“全文”一定要充分了解这位作者的“全人”；三、了解“全人”，一定要了解这位作者的整个一生，而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四、看作者的一生，还要充分注意到他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我再把鲁迅的原话引在下面：“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文，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确为确凿。要不然，是很近乎说梦的。”（《鲁迅全集》第六卷，1958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真可谓“言简意赅”。还要请读者注意：鲁迅的这一番话，和西方诠释学所中说的“循环原理”或“诠释圈”是多么相似!大家当然知道，“解释圈”的大意是：文章中的任何一个字，在意义上绝对是这个句子中的一个字；而句子又必然是段落中的一个句子;而段落又必然是文章中的一个段落。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不能离开文章来理解或解释段落，不能离开段落来理解或解释句子，不能离开句子来理解字。也就是说：字、句、段、文，其中的意义必然是连贯的，必须是连贯的，这才讲得通。这就是所谓意义的“诠释圈”或“诠释的循环”。我们读了鲁迅的文章，再来看看“诠释学的循环”，读者当然会懂得既要学习中国的东西，更要注意学习外国的东西，辨别其异同，加强理解。

    刘超：一般学者治史的路数，无非是两种，一是考据，一是综合、通论。我注意到您的阐述与此不同：您特别注意语言，注重从语言入手理解文化和文明系统。

    刘：我是努力在这样做。我写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辨析》，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这个论题很有意思。多年以来，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起源这个问题上，有的说最先是朱执信，有的说是梁启超，有的说是李提摩太，还有的说是颉德的《大同学》什么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提到”就是“传播”，而且想方设法把马克思主义传播时间往前拉，好像是拉得越靠前功劳越大似的。这个问题我不敢苟同。我对此进行了程序性的分析和研究。我认为，“提到”了不等于“传播了”，比如说提到马克思一次吃三碗饭，爱吃苹果不爱吃橘子，这是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再有，即便是“提到”了马克思的思想，是不是就等于“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不见得。《大同学》和梁启超确实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持批评立场的。这怎么也算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过文本的深入分析，经过系列的程序性“审查”，我认为以前的观点值得商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系列的程序性考察，足以保证我们的“客观性”（相对意义上的)研究走上正轨，上平台、上档次。这其实在历史学上是比较核心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对时间单元的考察。我们不是常说“历史一天天过去，日历一日日撕去”吗?这就有一个问题。对时间有不同的形态：历史事件、自然时间和历表时间。程序背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时间问题。过程、程序、时间，三位一体。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个时段。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在不同的时间观念中，性质是不一样的。人们常常简单地说：“错了时间，就乱了历史”，请问：错的什么时间?乱的又是什么历史?这个问题值得推敲。在三种时间观念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段的关系又不同，治思想史，没有这东西，没有这种意识和自觉，怎么个治法?

    刘超：这确实是个问题。这其实也涉及到国家民族文化的基源性问题。

刘：是的，基源性问题。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意见、个人的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不是拿来衡量别人。因为学术文化的标准，虽然学术是天下公器，具体的学术创造又是极其个体极其个性化的，因此，这一标准只能律己，不能衡人。不能拿我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学术是很个性化的，或者说，我宁愿从个性的角度去追求和鼓励我们的学术创新。要是千人一面，那就势必无百家争鸣，而只有万马齐喑。学术创新有三种类刑：继承性创新(更新过去资源)，吸收性创新(吸收外来资源)，改进型创新（己取自身资源)。这就是说，学术文化的前进，可以有多个力量的源泉。有人说要向西方文化的路子转型，或者说没有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就不能创新，我看不然。清中叶已有经世致用之学，不吸收“外来的”，就一定不能进步?继承性创新、改进型创新，不都是进步么?这也是一种学术进步的方式，他依靠的是自身的过去的或自身的资源而言。我们只能说，为了更好的进步，需要在继承、改进的同时，也“吸收外来”。

应对与出路

    小刘：我完全认同您的意见，那就是我们先天(“本来”)不足、后天(‘外来”)不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现实、“创造未来”呢?

    刘：搞清了基源性问题(“本来”)以及前沿性的问题(“外来”)，才能谈第三点：“未来”，即我们如何创造未来。应当说，未来的创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需要经过几代人努力来完成的。以前我们的落后是逐渐的过程，现在赶超西方也是如此。

    我们要特别注重西方的思想资源。从尼采到后现代，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根本性转变。主潮就是这样的。不能拿19世纪的眼光来看问题，现在学术界还有人被这种眼光束缚着。现在研究思想文化史，必须注意一个重要的变量因素，那就是后现代理论，当然还有19世纪以来语言学的崛起、西方哲学语言学的转向等因索。我们知道，19世纪语言学开始兴起，出现了语言工具论，认为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工具。这一说法的前提是：现代社会人的意识的形成，交往的工具叫语言。语言工具论的核心所在是，语言是围绕着人类制造物质工具出现的工具。好了，这一系列问题都来了。既然是工具，那么，目的和功能肯定是单一的。比如，劈杀工具，首要的是锋利；锥刺工具，首要的是尖锐；打击工具，第一位的必须是钝重。要不这几点都兼顾，理论上很好听，但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人要说，是不是存在、有没有这样一种既便于劈杀又便于锥刺、而且便于打击的工具?我说：有，那就是废物。你愿意、你能够创造这样的废物吗?

    刘超：功能的单一性，决定了其性质的单一性或一元性。语言工具论忽视了语言是多元的、复合的。语言是有感情的，有人类的智慧和温情，已是我们生命和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刘：这个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前提是标准化而不是个性化，多元化。比如螺丝钉的规格是几寸几寸，全国都一样，一个标准，这个机器上的螺丝坏了，好，拿来配上就成了；机器也一样。到了19世纪末，尼采就说：上帝死了!真是这样么?不，这是说反话。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人都死了，上帝创造的人的一切都死了，他上帝还能不死么!这时候在人死掉之后、上帝死掉之后，剩下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尼采随着19世纪的终结而死了，不过我们人类却要继续面对20世纪及以后的无数个世纪。

    还是接着说语言吧。语言是和人的意识同时开始的，比如一个小孩子说爸爸、茶杯什么的，那前提是因为世界上有这么一些存在。因此，语言不是离开人类意识和生命而孤立存在。语言和意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是意识的物质外壳。而且语言本身也有物质外壳，声音、用气、运气、文字、发声，以及声母、韵母、母音、子音什么的，都来了。就这说来，我们完全可以编写一部“语言思想史”。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怎么“思”?不是拿工具（单一的一元的工具)来思想，而是拿语言思想。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就没有“在”可言。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学转向的问题。这不是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事，而是二战后的事情，这是全新的理论，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一面，我一直认为，后现代思潮很值得注意的。

    小刘：确实如您所说。您的学术实践更加有力地显示着“吸收外来”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确实可以尝试着拿西方后现代理论包括语言学、文艺学理论检讨、审查思想史。

    刘：还有一点。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很多，但是，基本的路子归根到底，还是一条：“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真正的突破性的成果，只可能是从“小处”着手，“大处”才能取得。陈寅恪、陈垣这些老先生的文章大多数是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他们谈的问题，看似小，实际上意义大，往往涉及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这是写学术论文的正路。必须认清，“小处”的意思不是价值小，意义小，作用小等等，而是说论文本身的“论域”和“论题”都不能过大，要适当。这样才抓得住问题的要害或关键。问题看准、抓得住、把其中的关键或要害找出来才能创出新意。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创新。不创新搞什么学术研究呢?试想，一大堆半新不旧的东西里头，是很难发出什么“新芽”来的，而所谓“芽”，只可能是一星星，一点点，绝不会一下子就冒出一大片来。这才是生命力的表现。它是新事物，我们怎能因其小而不重视它，培养它，反而去否定它呢?做研究、写文章，很复杂，其实，要害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么一两处，或者说，就是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两句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够伟大、够“有份量”了吧!可是最关键的东西，也就是最初的那一、两篇论文。份量够小了吧!但这是“份量小的重大、伟大论文’。有了“小”，有了新芽，才带得出那些个“大”来。现在多少年过去了，隋唐史研究的成果也不少了，有多少人的“大著作”都被淹没了。可是，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还是被引用着、纪念着、学习着。孰优孰劣，这还用说吗?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典?这就是了。

    刘超：现在学术界强调“专著”，将篇幅等同于质量，重量不重质，甚至博士论文也似乎越长越好。

    刘：学术成果的最高形式，应该是、而且只能是论文。只有论文，才可能“小题大做”，才能达到高的水准和境界。小论文才需要最高的水平。“小”不是说价值小，水准低，而是说入口小，是说关键、要害。只有“小”，才能冒尖，“尖“也就是一点点，不是一大片。你看树木冒芽，一开始，总是一点点、一点点的新芽，怎么可能是一大片呢?有生命力的新事物，都是从小开始的。没有人因为小而否定它。做研究、写文章的时候，很多问题看起来挺复杂，其实，要害的地方，其实就那么一两处，小小的一点，或者说往往就那么几句话。爱因斯坦相对论够伟大、够份量了吧，可是最初的、事实上也最关键的东西，也就是那一篇论文。我们说一个人很优秀，就说其“拔尖”，所谓“尖”，当然只能是一个点、一个尖锥，而不可能是一个面，是“尖点”、‘尖头”，难道还有所谓‘尖面’吗?不可能的嘛!

    刘超：我们都知道，您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研究生的。您一直以“一线”思想来要求研究生，使其日后有可能达到“一流”、“预流”。

    刘：我确实是这样希望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这一点，更多的还是看个人的天分和造化。毕竟学生生涯是短暂的、学者生涯才是漫长的。对人文学者来说，成熟应该是在中年以后的事，至于最终能取得多大成就，那只有“盖棺”之后才能“论定”。优秀的、尤其是经典的成果和人物，首先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人生百年，相对经典来说，其实还太短。

    现在还有一种风气，社会上把知识性的专书，误认为是学术性专著。论文字数不能少。其实，真正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只要一篇论文就够了。一篇论文足以开辟一个新领域、新时代。开辟一个时代的，就是它。必须要有真正的学术问题的突破才行，不能老是凑数量。知识性的专书当然不是说没有必要存在没有用，也有用，对中低档的学生有用。在体例上好接受，讲得更透，编纂方法程序更先进。但是，这与学术研究关系不大。对高深学术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我们的年轻读者不要为专书所迷惑，学者更不要以专书所满足。需要继续努力，继承我们前辈的成果，继续前进。

    小刘：您是昆明人，那儿曾经有个西南联大。现在有一个倾向，是神化西南联大。不过，据我这几年的研究，看来抗战时期的学术水准，未必在抗战前的之上。如果我们继承传统，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接上30年代的这个学统。这是一个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兼修文理的传统，只有继承这样的传统，才可能出现具有真正的大家。

      刘：我想是这样的。最好的时期，还基本是抗战前，抗战爆发后，还能基本维持。到抗战后期就不行了，基础教育滑坡，比如抗战初开始念小学中学，那么，几年下来，到了抗战后期就上大学了，这水谁就差得远了。我大学念的是历史，在文学院中，史学系是相对正宗一点的学科建制。其他如国文系就很成问题，外语系尤其是怪胎。它原先是叫西洋文学系的，后来发现学生底子不好，水平太差，连语言都没有过关，还怎么谈文学呢!所以只好从语言学起，就成了西方语言学系，也就是西语系(外语系)。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一眨眼，好几十年都过去了，我那时的老师基本上都不在了，陈寅恪、冯友兰、罗隆基、潘光旦、雷海宗不说，就连钱钟书、周一良、张岱年也不在了。我们是“后死者”，我们有责任将前辈交给我们的东西传下去。希望现在的青年人好好努力。

                           2008年7月10日访问于清华大学蓝旗营刘桂生先生寓所

 (转自《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