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思潮中的中国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论都有片面性。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现实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原则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是观念形态，对于文化研究，要多作些具体、扎实的工作，不要在概念上转圈子。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

    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开辟，龚先生有箪路蓝缕之功。我们请他就中国近代文化

的有关问题谈谈看法。他说:

    明中叶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输人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面还比较窄。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量输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冲突，出现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出现了种种议论和主张，如“中体西用”说、“本位文化分说、“全盘西化”说，等等。中西文化关系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一条主要线索。“中体西用”就是保留传统文化，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机器等。到了清末思想界有了变化，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包括一些思想观念如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经康有为、谭嗣同及孙中山等人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发展为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儒家伦理纲常。在此前后，又有一些人针对新文化运动而鼓吹儒家文化如何好。代表人物如梁漱溟先生。他在1920年发表讲演，后来整理成书，叫做《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宣传将来全世界都要走孔子的路。之后，吴宓、梅光迪等人组成《学衡》派。三十年代陶希圣等十教授又鼓吹中国文化本位，也是宣扬儒家文化。这些人都可以叫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与鼓吹全盘西化的西化派的主张都不妥当。抛开政治因素不说，从学术上看，他们都有片面性。文化保守主义者忽视文化的时代性。儒学是时代的产物，是先秦时代孔子创立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断有些变化，到清代后期就衰落了。鸦片战争后，理学、考据学、今文经学都不能挽救中国免于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所以后来才要吸收西学，以至废科举，办新学堂。儒学中有些有价值的东西，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等人就吸收了儒家有用的东西去反对封建神权。但对儒学是吸收的问题，不是复兴的间题。把儒家思想体系搬过来，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正是认为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全盘西化”论一个主要弱点是忽视文化的民族特点，抹煞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要同自己的文化紧密结合才行。所以，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现实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那句老话，叫做: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孙中山过去讲集其大成，我们就是要把人类文化最好的东西都吸收过来，在吸收借鉴中创造出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来。

      龚先生说:现在有把文化庸俗化的倾向。烟、酒、茶、荔枝、香蕉、筷子……，什么都挂上文化，好象一挂上文化，就提高了身价。这没什么意思。文化这个词义很模糊，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国外说法就有二、三百种，国内也众说纷纭。大文化无所不包，可以代替一切，这就叫人无法把握了。作为一门学科最重要的是确立研究对象，要弄清它到底要研究什么。对于文化，我倾向于毛泽东同志讲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文化研究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去纠缠定义。定义的官司从泰勒开始，打了一百多年也没有个结果。从研究出发，要有个基本范围，这个基本范围就是观念形态。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个问题，就是怎样评价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中国近代文化比较肤浅，不够成熟，中西、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杂揉，正象梁启超讲的:亦中亦西，不中不西。这同中国近代的经济基础、阶级力量有关。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科学运动到启蒙运动，是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这个基础上从自己土壤中形成的。中国没这个基础，资本主义萌芽很有限，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也有很大局限性，直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传人，才出现了这种中西杂揉的形态。在文化成果上，近代也不那么辉煌。向上比，古代的文化光辉灿烂，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好书多得很。近代的文学作品象四大谴责小说，水平还赶不上《儒林外史》，史学上也没有一部《史记》、《资治通鉴》那样的巨著。与下边比也不行，现代在思想上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上有郭沫若等人，文学上有鲁迅、茅盾、巴金等。如果一个一个具体去比，那么近代文化与古代、现代都没法比。可从总体上看近代文化比古代文化前进了、进步了。古代文化中的主要思想(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是儒家伦理纲常等道德规范，它贯穿于文化各领域，史学讲阐明义教所归，文学讲文以载道，都是强调自己维护儒家礼教的功能。近代以后这些基本东西变化了，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逐渐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统治。这在文化的各领域也都有反映，史学上有梁启超、章太炎倡导的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文学上昌言个性解放，等等。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动摇了原来的封建体系，这是最大的进步，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所以说，近代文化是承上启下的，是从中国古代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的中间环节。对它的历史作用不能低估。

    近代文化史研究，首先要搞清它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其它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主要的线索还是刚才说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研究方法也要注意。一是现在回过头研究过去，要比当时的角度高一些，要用马克思主义去作分析，而不能站到当时的哪一边去。他们当中有是非问题，各打50大板不对。但还要注意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简单判断不实事求是。二是对文化问题要多做些具体研究，避免笼而统之的概念化作法。从近代开始到现在，对文化问题争论过好几次，最后往往讨论不下去，都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程度。八十年代有人讲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封闭性等几大性，反对者就提出开放性等来针锋相对。在中国历史上有开放也有封闭，怎么说都可以找出证据来，这样争来争去毫无结果。其实这些东西二三十年代都讲过。所以不能停留在笼而统之的泛论，只有经过扎实的具体研究，逐个解决一些关键性的具体问题，才可能产生出正确的总体认识来。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搞历史要有扎实的功底、广泛的兴趣和广博的知识。现已完成《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中国近代史纲》等著作，《中国近代文化史》、《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望93年脱稿。

    对于自己，龚先生一再谦虚地表示没什么可谈的，在我们请求下，他向我们谈了他的治学经历、体会和工作情况。

    他说:解放前读了一年半高中，因为没饭吃就去教小学。1947年去台湾考学。因为原来就喜欢历史，考人了台湾师范学院(现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在那里上的历史课较多，也学了一些地理课程。1949年4月底返回家乡福建泉州。当时有一位同学是地下工作者，找我参加了一些地下活动。7月泉州解放，我去教了一学期小学后，又想到北京师范大学来读书。1950年初经长途颠簸来到北京，找了教育部。当时还有几位从台湾出来的学生也想复学。教育部的同志很认真负责，经过部里研究之后，大约半个月左右就通知我可以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插班读书。经过白寿彝先生面试，我就成了北京师大的学生。

    我觉得搞科学研究，不在于你研究什么，只要在学术上有创建就好，怕的是炒冷饭，人云亦云。可贵的是有新见解，掌握新材料，开辟新领域。.另外要安下心去研究，要下苦功夫。干我们这一行要有奉献精神，想发财不可能。

    搞历史科学，打基础很重要。现在的学生知识面一般比较窄，研究生人学后也是各搞一段，然后集中力量写论文，这对以后的发展很不利。我毕业后留在本校历史系工作，分工搞中国近代史，但先教了两年中国通史。我们通史小组几个人，由白寿彝先生指导，大家分头编写讲义，集中讨论修改，再由白先生审阅定稿，工作相当认真。我治学就是那时从白先生那里学来的。开头就教中国通史，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有好处的，至少对中国历史基本线有个头致的了解，有个基本认识。现在我也经常告诉学生:搞近代史，只知道鸦片战争以后不行，就近代史研究近代史是不可能搞好的。往前说，对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要清楚，鸦片战争不是那两年落后才打的败仗，而是早就落后了，前边不清楚就不知道近代史的来源。往后说，历史道路是怎么走的，也要有个了解。同时还要有外国史的基本知识，不然知识结构就不完整，上下左右都不清楚，你怎么搞好中国近代史？

    除历史知识外，还要有其它知识，特别是搞文化史，知道的东西越多越好。哲学、文  学艺术这些东西可以引起你的思考，帮助你进行研究工作。知识面广，思维空间就大，头脑贫乏肯定想不出问题来。学生刚人学对想不出问题来很苦恼，经过一个过程慢慢可以想出些问题来，很能说明这一点。现在都知道电脑方便，其实人脑与电脑一样，都要大量储存，才能拿出东西来。学历史，哲学功底很重要，没有哲学训练就不会思维，材料很多，提不出问题来，上升不到理论高度，就等于没有材料。还要注意多接触社会实际。工厂没见过，农村没去过，连社会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怎么会对历史产生正确认识呢？

      龚先生目前已培养出博士7名，在校博士生还有4名。他目前已完成的科研工作，除数十篇论文外，还著有《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以及主编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中国近代史纲》、《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下册，合编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纲要》、、《近代爱国诗选》等。现在担任着《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召集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库》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主编、《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主编、《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副主编。在这些繁重的工作之外，他主编的两部大作1993年可望脱稿，一部是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文化史》，一部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另外，龚先生还参与负责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卷，这部书也要求1993年交稿。

      龚先生1929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5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师大历史系工作至今。四十年来龚先生在教书育人和历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任北京市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中国史评议组副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等学会理事。看来93年龚先生会加倍的忙碌，但也可以肯定地说:93年将是他的大有之年。

转载自：《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