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平

   罗明老师走了，走得安祥宁静。

   2013年11月，我去看他。他的病已经发展到影响咽喉发声，与人交流，只能通过纸笔。握着他无力的手，我心里一阵阵抽搐。突然，他嘶哑着嗓子对我说：“我能活到今天，全靠心态好。”

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认识罗明老师是在1983年。当时全国社科发展规划列入了大型清史的研究和编写，其中就有人物传记。人大清史所承担了传记的大部分编写工作。戴逸老师主持下编，亦即晚清人物传记的编写，为此组织了一个团队，成员有湖南师大的林增平，河北师大的苑书义，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人大清史所的李文海和罗明。罗老师的专业是清史，属于古代史学科，之所以参加这个以近代史学者为主的班子，大约因为他是清史所副所长，戴老师的助手。我的印象中，当年凡是戴老师领衔或清史所参与的大型项目，比如大百科全书清史条目的编写，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的撰写，中华文化通志清史卷的编著等，他都厕身其间。他自嘲是“万金油”，时间多消耗在组织学术活动、后勤保障，以及在出现状况时挺身而出。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编写，与上编不同。上编由社科院历史所和人大清史所共同承担，按朝代逐卷编写出版。下编采用了林言椒先生的建议，由班子成员按计划分头向全国各地学者组稿，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来稿情况，选择其中成熟的稿子，不分朝代，结集出版。我当时刚从华东师大研究生毕业，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林言椒先生推荐我参加这项工作，协助做些会务，以及每年编辑工作会议后，根据讨论意见对稿子做点修改和编辑工作，然后发稿至出版社。我由此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学习机会，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这些学术前辈。

   罗老师开始时不参与组稿，讨论稿件时也不大发表意见，只是兢兢业业地操办一年一度的会议。他待人宽厚，知识丰富，善于结交朋友，在清史学界人脉广泛。渐渐地，我不仅把他看作老师，更当作一位可以依赖信任的长辈。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研究的环境恶化，学术著作销量锐减，研究经费捉襟见肘，《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组稿日益困难，甚至编辑工作会议亦无钱召开，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罗老师心急如焚，毅然出手。从1991年开始，他带领湖南师大的郭汉民兄和我，一边补充组织稿子，一边对已有稿件逐篇加工处理。1992年一年完成三卷，3月第八卷发犒，11月和12月，第九、第十两卷交付出版。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十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终于得以全部面世。今天我可以说，罗老师在最后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出版的文本中是看不到的。

   罗老师大病一场，但他豁达乐观。我去医院探视，他要我找些小说给他阅读。于是，我送去了刚刚看过的金庸武侠《笑傲江湖》盗版本。多少年以后，说起这部小说，我们还对其中的若干情节记忆犹新。

   2002年，我奉召参加北京清史纂修工程体栽体例研讨会，又一次见到了罗老师。我首先问他身体状况，他连说无碍。他精神矍铄，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介绍清史工程的有关情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国家终于斥资举全国之力修史，怎能不让这些一辈子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兴奋！

   2004年3月12日，我到清史编委会传记组报到。中午，他执意把我带到自己的新居，一边吃饭，一边介绍清史传记的进展情况，以便我迅速进入角色。看着他略显疲惫的面容，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这一年，清史工程已全面启动，传记组面临入传人物名单和项目的确定、编写则例的起草和讨论、试写样稿的组织和修改，以及急如星火的立项工作，头绪纷繁，时间紧迫。罗老师丰富的经验，广泛的人脉，以及要言不烦的判断，使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更加从容，更有效率。他和组内另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先生王思治老师，是我身后坚固的墙，有了他们的点拨和指教，我心里十分踏实。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殆非虚语。

   尽管已经年迈，经常在季节交替时由于呼吸道感染而住院治疗，罗老师仍然出任联系专家。他戏称自己已是“牌尾”（太平军对老弱者的称谓，青壮男子称“牌面”），却跟着我们奔波于全国各地，考察各个课题组成员，参与各项目具体入传名单确认，以及第一批稿件如何修改的讨论。说来十分遗憾，我尽量回忆，想说出一两件罗老师对于传记质量提高的“重大”贡献，可惜没有想起来。传记组各位专家评价稿件，特别是提出的修改意见，往往都是具体的细节硬伤，作者采纳吸收，成稿中不会留下痕迹。记得有一次听罗老师说出某一篇传记中，有个地名两个省份都有，作者疏于核对，乃至张冠李戴。我想，没有宽博的知识积累，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类问题是很难发现的。

   进入稿件审改阶段后，罗老师仍然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有什么稿子需要紧急处理，我总会想到他，而他也从不拒绝。不过，他在公开场合渐渐沉默了，私下多次表示对于清史工程质量的担忧。他希望我们能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由负责任的专家聚在一起，相互切磋，解决稿子中的各类问题，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到了2011年底，他不断对我讲起离开的想法，我则态度坚决地挽留。后来我才知道，此时他已经了解了自己的病情，并已作出保守治疗酌决断。他打算静静地、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而我对此一无所知。乃至2012年年底他正式提出不来上班时，我还恳求他在家审改一部稿子。他仍然没有拒绝，并且按时完成了任务，只是叮嘱我再复核一遍史料，因为手头书籍不够，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外出查找资料了。

安排罗老师从事这项工作，使我抱憾终生。

   接到罗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正在台湾参加清史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没能向他最后告别。我知道他的在天之灵不会责怪我。他和清史工程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先生一起，正在天上什么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看我们如何做好清史的收尾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为之呕心沥血的前人，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简介：潘振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审，国家清史编委会传记组组长。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