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8年4月19日在京召开“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编委会主任戴逸，副主任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国内经济史资深专家吴承明、方行、魏金玉，以及《清史•典志》经济类项目主持人和主要成员等出席会议。
    会上，戴逸先生首先就清代经济发展大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清代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驼峰型”趋势。十七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清代经济处于逐步恢复过程中。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经济发展出现高峰，当时的中国人口多达3－4亿，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GDP）约占世界的32%。无论与中国历代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当时世界各国作横向比较，均处于经济发展的高峰。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农业的重视、高产作物的传播、精耕细作的生产以及市场的发展等。但是，这一高峰仅是就经济总量和规模而言，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不具备发生产业革命、进行工业化大生产的条件。嘉庆、道光朝以后，国内动乱不断，农民战争频仍，特别是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制约以及制度桎梏等原因，清代经济始终未能走向近代化，经济逐步陷入数量发展、质量未变的低谷。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承明先生回顾了近十几年清代经济研究的概况。他指出，关于清代经济呈现发展趋势而不是停滞这一总体评价的得出，是中国学术特别是经济史学近十几年来的重要贡献。对清代经济发展趋势和总体评价的研究，应立足于更宏观的视野，采用结构主义的整体分析方法，而不是简单的要素分析。全要素分析方式以及余值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用于研究1886年以前的清代经济存在很大困难。同样，用GDP等标准对清代经济进行量化分析确有意义，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比如说，从不同产业进行研究可能更为妥帖。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行先生着重谈到清代第三产业的发展。他认为，清代贩运业超越了传统商业以土特产和奢侈品供应城市为主的格局，发展了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航运业的发展表现为航线不断开辟，已具有近代规模；而且，金融业也开始走向成熟。总体来看，清代是封建经济走向成熟的时期，十八世纪经济出现繁荣的重要原因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予以解释，而十九世纪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情况，可以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清代的灭亡，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灭亡，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把它的历史经验总结好，值得重视。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金玉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清代经济史的研究，除了需要有深厚的实证功夫外，还需要敏锐的创新精神，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如在社会分工上，怎样理解清代小农经济，怎样揭示“斯密动力”，以及永佃制是否是一种制度创新等。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清代经济发展，特别是晚清经济宏观发展趋势展开热烈讨论。一些专家结合晚清经济总量增长、新经济因素的进入等相关研究，认为有清一代的经济发展趋势并不是简单的“驼峰型”，进而提出晚清经济发展出现“翘尾巴”的观点。此外，专家们还探讨了明代GDP以及清代农业、人口变化、地权市场分配、物价、货币流通等焦点问题，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路和观点。
    典志组经济类项目联系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萧国亮作大会总结。他指出，从评价清代经济的方法来看，使用GDP等量化分析手段固然存在很大难度，也具有一定局限，但应为一种有效的途径。从定量分析角度看，将中国经济置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清代经济呈现“驼峰型”趋势；从定性分析来看，晚清经济呈现发展的一面，近代工业化的开始也始于这一时期，从这种意义来说，用“翘尾巴”趋势来概括晚清经济发展也有一定道理。定量和定性分析互为补充，更有利于正确、客观地评价清代经济发展趋势。此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迷信市场，应注意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传统市场经济既有现代的一面，也有中国特色的一面。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制度和技术因素，如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影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各种作用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