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日记存世者, 数量非常多, 内容也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丰富多彩, 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 清代满汉矛盾特别突出, 记载满汉之间的矛盾与争斗, 成了清人日记的一个主要内容。不少日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尤其是清军入关伊始, 满人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

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可称为这方面日记的代表作。它记载从顺治二年夏

四月十四日, 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 踉跄奔扬州, 坚闭城以御敌”[①]写起, 逐日记载了清军攻克扬州前后的所见所闻, 细节逼真, 读后令人毛骨悚然。

十日之间, 作者身处危城之中, 全家八口, 仅存三人, 全城一片血腥,“行过一沟一池, 堆尸贮积, 手足相枕, 血入水碧赭, 化为五色, 塘为之平。”[②]数不清的扬州百姓身首异处, 读后使人不寒而栗, 痛恨之情, 油然而生。

然而, 坊间却流传有《〈扬州十日记〉证讹》等文, 怀疑此日记系伪造的。以余观之, 此日记当系真作, 其原因如下：

首先, 开始时作者并未显示对清军之不良印象与恐惧, 相反, 对史可法所部入城后骚扰敲诈, 颇有烦言。其文称：

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宅西城，杨姓将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二卒, 左右舍亦然, 践踏无所不至, 供给日费钱千馀。不继, 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 予更谬为恭敬, 酬好渐洽; 主者喜, 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 善琵琶, 思得名妓以娱军暇; 是夕, 邀予饮, 满拟纵欢, 忽督镇以寸纸至, 主者览之色变, 遽登城, 予众亦散去。[③]

在大敌当前, 清兵已临城下的万分危急时刻, 史可法所率明军还要纵欢取乐, 吹拉弹唱, 而且要名妓作陪。该日记揭示了明末军纪之极端腐败, 正是明朝亡国的首要原因, 说明了作者不存偏见、无所袒护的客观立场。

其次, 作者在日记中并非只是描述清军暴行, 对于明末扬州地方之不良习气, 以及民族败类之丑恶行为, 多有揭示。此文用大量笔墨，揭露在大难临头之际，一些人的不齿行径。如四月二十五日日记写一扬州女子, 讨好清军时谓：

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 浓抹丽妆, 鲜衣华饰, 指挥言笑, 欣然有得色; 每遇好物, 即向卒乞取, 曲尽媚态, 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 断此淫孽。[④]

        日记所揭示的这种败类，在民族大难临头之际，只顾一己之私利，屈膝弯腰，出卖灵魂，或为敌向导，或图谋发财，其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如果非身临其境者，很难描绘出这样一幅图画来。

再次, 该日记在一定程度上还暴露了作者本人的丑陋人格。如写清军大举进入扬州之前, 城内便有人组织欢迎。作者称：

忽叩门声急, 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 示不敢抗, 予虽知事不济, 然不能拂众议, 姑应曰唯唯。于是改易服色, 引领而待, 良久不至。予复至后窗窥城上, 则队伍稍踈, 或行或止; 俄见有拥妇女杂行, 阚其服色皆扬俗, 予始大骇。[⑤]

可见, 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 作者活动的出发点, 只是为了苟活, 别无他求, 其麻木不仁, 不辨是非有若是者。像这样没有丝毫民族自尊, 国家尊严感的人, 是不可能伪造日记的。因此, 认为《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到了清代后期, 满汉之间日渐融合。但是, 在清代官员的日记中, 仍然有一些关于满汉矛盾的言论。如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中, 记载了一段与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谈话, 颇含深意。其文曰：

初鼓后, 涤师来畅谈,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 明火执仗之案时出, 而市肆乞丐成群, 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 民穷财尽, 恐有异变, 奈何?”余曰：“天下治安一统久矣, 势必驯至分剖, 然主威素重, 风气未开, 若非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 异日之祸, 必先根本颠仆, 而后方州无主, 人自为政, 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 而国势之隆, 食报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 诛戮太重, 所以有天下者太巧, 天道难知, 善恶不相掩, 后君之德泽, 未足恃也。”[⑥]

赵烈文的这番话，充满了民族主义色彩，令人闻之咋舌。他大胆指责清朝初年，“诛戮太重, 所以有天下者太巧”, 因而激起了汉族的反抗。这些言论与《扬州十日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赵烈文甚至还预言, 清王朝不出五十年将会寿终正寝。赵氏能把这样“无父无君”的文字记述下来, 真可谓有胆有识, 也反映出他同曾国藩之间互相信任、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人们常说, 日记就像一面镜子, 它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心灵, 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深处隐藏最深的机密。《能静居日记》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其二, 在清代二百六十多年漫长岁月里, 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 屡次兴起文字狱, 以至于使许多文人动起笔来心有余悸。不少文人写日记, 再三斟酌, 翼翼小心, 使清人日记内容受到很大扭曲。

其实，中国文人按本性来说，都是喜欢秉笔直书，直抒胸臆的。因为日记主要是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 用不着藏着掖着, 遮遮掩掩,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每当政治不清明, 专制制度横行之时, 喜欢写日记的文人就要厄运临头了。尤其是清前期康、雍、乾三朝百余年间，文字狱盛行，文人学者写起日记来，思前想后，战战兢兢，真是如履薄冰。

最典型的就是戴名世案子了。戴名世, 字田有, 安徽桐城人。他满腹经纶, 喜欢舞文弄墨。此君也有写日记的嗜好。我读过他所写的《乙亥北行日记》, 记述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九日由南京出发, 七月初二日到达北京的旅途经历。文字简练, 清新细腻, 把沿途的名山大川及所见所闻, 一一叙来, 如数家珍, 堪称清人日记的珍品。戴氏记述是年四月初九日渡长江后,“甫行数里, 见四野禾油油然, 老幼男女, 俱耘于田间。盖江北之俗, 妇女亦耕田力作; 以视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产者, 其俗洵美矣。偶舍骑步行, 过一农家, 其丈夫方担粪灌园, 而妇人汲井且浣衣; 间有豆棚瓜架, 又有树数株郁郁然,儿女啼笑, 鸡鸣犬吠。余顾而慕之, 以为此家之中, 有万物所得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⑦]

在戴名世笔下, 把长江北岸农村的自然景象写得轻松自如, 活龙活现。

戴氏日记清朴自然, 纪事真实, 毫无矫饰。不想数年之后, 这位文采飞扬的翰林院的编修, 却因有御史弹劾其《南山集》中用了明永历年号, 被康熙皇帝以大逆之罪,诛灭九族。

后来, 又有所谓查嗣庭案。查嗣庭,乃浙江海宁县人, 康熙四十七年进士, 选庶吉士, 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查氏兄弟四人皆中进士, 可谓人才辈出, 名闻乡里。后授礼部左侍郎, 加经筵讲官, 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 以试题为“维民所止”被人告发, 谓其意在割取“雍正”二字之首,于是大祸临头。雍正帝为罗织其罪名, 居然派人去抄家, 专门搜查其日记, 要从查氏日记中寻找罪证。这位封建君王还自鸣得意地称：“所出题目, 显露其心怀怨望, 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 得日记二本。”[⑧]

其实, 查嗣庭在日记中所记, 均为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如,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记有皇帝逝世; 数日后又写自己“ 患腹泻, 狼狈不堪”; 还写有“ 雨中飞蝗蔽天”等自然灾害, 均被指责为“内容悖乱荒唐, 怨诽捏造之语甚多”。雍正帝又牵强穿凿, 深文周纳, 称“其日记所载, 狂妄悖逆之语, 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 不可胜举。”[⑨] 最后, 查嗣庭被处以凌迟。因死于狱中, 将其戮尸枭示, 其子十六岁以上者处斩, 其余有牵连者均流放三千里。

呜呼, 哀哉! 无论是戴名世, 还是查嗣庭, 这样充满才气, 又有写日记习惯的文人, 其下场实在可悲。他们的案件在清前期影响深远, 很长时间内, 文人们如惊弓之鸟, 谨小慎微, 噤若寒蝉, 更不消说在政治上有所指陈了。中国历代封建文人, 大概都没有享受过畅所欲言的福气。史家所谓的“康乾盛世”, 大概也是清代文人思想上最不自在的年代, 也是写日记最受限制的黑暗年代。以至于出现了像颜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塨这样著名文人, 死前每月的日记的后面, 总是写着“小心翼翼, 惧以终始”。其实, 封建帝王们剥夺了他们写日记的自由, 窒息了文化人的思想, 也就等于扼杀了整个民族的生机。中国后来的落后挨打, 风雨飘摇, 这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从日记中可以读出民主思想与封建意识的碰撞

到了近代, 随着西风东渐和欧风美雨的吹打, 给清人日记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内容。传统的中国文人, 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怀疑, 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比西方优越?开新与守旧的斗争、民主思想与封建意识的碰撞, 每每在日记中也能得到反映。即以郭嵩焘而论, 读了他厚厚的日记, 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晚清著名的“通达外情, 明识政体”外交家的思想发展脉络。

郭氏最早接触西洋事物, 是在咸丰六年奉曾国藩之命, 前往浙江筹饷时取道上海, 他在日记中颇为翔实地记述了在上海滩见到的西洋人和事。开始时他相当愚昧, 谓：“近见西洋书, 言日不动而地动, 颇以为疑虑。”后来, 他接触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学人, 思想与认识逐步发生了变化。他于是年二月记载：

初九日, 往看( 西洋) 火轮船⋯⋯ 此范姓, 近时人, 造船为周行地毬之计, 至极北地, 船为冰所裂, 遂不得还。⋯⋯ 次至墨海书馆。有麦都事者, 西洋传教人也, 自号墨海老人。所居前为礼拜祠, 后厅置书甚多。东西窗下各设一毬, 右为天毬, 左为地毬。麦君著书甚勤, 其间相与校定者, 一为海盐李任( 壬) 叔, 一为苏州王兰卿。李君淹博, 习勾股之学。王君语言豪迈, 亦方雅士也。[⑩]

郭嵩焘不但见到西洋人的大轮船,而且还遇见在那里为洋人当翻译的李善兰及王韬。通过交谈与观察, 他得出了“西人举动, 务为巧妙”[11], 这比其早期的认识, 已稍稍进了一步。

郭嵩焘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而善于思考的人往往都喜欢写日记。从郭氏日记可以看出, 他通过接触外洋事物, 逐步认识到盲目排外, 无济于事; 相反, 应该通过向西方学习的途径, 来摆脱困境。这种新思想为他招来许多非议, 他在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的日记中, 向帝师翁同龢倾诉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心境。郭氏云：

方今十八省与洋人交涉略少者, 独湖南与山西耳。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 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洋情, 不乐, 诟毁之。然则士大夫所求知者, 诟毁洋人之词, 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 皆知诟毁洋人, 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诟毁洋人为快, 一切不复求知, 此洋祸所以日深, 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浮嚣, 而终归无用也。( 第11 页)

郭嵩焘对京师那些“但以诟毁洋人为快, 一切不复求知”愚昧现象, 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关切, 才主张理解西方文化, 并进而学习他们的长处的。

郭嵩焘的日记写得都比较长, 看得出来, 他是通过“观察- 思考- 写日记”,到“再观察- 再思考- 再写日记”这样程序, 深入观察生活, 仔细思考问题的。他坚持写了三十多年日记, 从中领悟了许多治国良策。郭嵩焘大约是中国最早认识到中国的封建专制不如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的知识分子。他于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中写道：

    西洋君德, 视中国三代令主, 无有能庶几者; 及伊、周之相业, 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 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 亦有阶级资格, 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 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 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 即分同、异二党, 使各竭其志意, 推究辨驳, 以定是非, 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而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 一成而不可易, 问难酬答, 直输其情, 无有隐避, 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12]

郭嵩焘的这些日记, 揭示了近代善于思辨的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脉络, 由开始时对地球转动之说, 表示“疑虑”, 发展到后来, 对西方民主政治产生了欣慕与向往, 实在是高瞻远瞩, 不同凡响。非常可惜的是, 郭嵩焘的这些远见卓识, 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传播开来,以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阴魂迟迟未能散去。

从日记中可以读出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合。

日记是时代的风向标。到了晚清, 中外交涉频繁, 清人日记还包含了许多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内容。尤其在同光宣三朝, 许多中国的外交官及文人学士, 都写出了新意迭出的日记。

这些日记内容有一个显明的特色,即具体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风情与文化习俗, 以及日记作者的领悟及感受。如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 在担任驻德国使馆参赞时, 曾在德、英、法诸国详细考察,写有日记《游欧杂录》。其中光绪七年八月十八日之日记云：

曾侯由俄国赴法, 道出柏林, 往火车站相迓。同游圆画馆、生灵囿, 复游腊像院。院中新到腊像一位, 面目衣履, 与生人无异, 能据案疾书, 足有轮, 可任意推置何处。揭其襟, 则见胸膈间机轮甚繁,表里洞然。开其机棙, 则蜡人一手按纸,一手握管横书。试书数字于掌心, 握拳叩之, 则口不能言, 而能以笔答, 往往出人意表。曾侯在掌心写中国字, 问余到外国几年?则蜡人书一月数。余亦写数华字掌心, 问余几时能返中国? 则答以冬间。其时, 余未有归志, 其后卒如其言, 不知蜡人何以能先知也?此事若非目击, 出于他人之口, 鲜有不河汉其言。在外洋数年,所见奇异, 终以此事为第一。其神妙莫测, 真觉言思拟议之俱穷矣。[13]

徐建寅在日记中记述的在德国腊像院所见的神妙莫测的腊像, 与现代的机器人的功能颇有些类似, 但是, 肯定并非同类。然而, 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使徐建寅的眼界大为开阔, 对其在国内科学研究领域里钻研与制造, 产生了很大的启迪和诱导作用。

与徐氏日记堪称姊妹篇的, 还有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薛福成, 字叔耘, 号庸庵, 江苏无锡人, 曾奉使英、法、德、比诸国, 可谓思维敏捷、留心时务之人。薛氏的《出使日记》以记述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 文笔简洁明快, 生动传神。他于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写道：

    与世益三同登法国新造之铁塔, 高三百迈, 当合中国之一百丈。乘机器而上, 凡四换机器而至顶。每高一层, 则下见川原庐舍人物车马愈小一倍, 俯视巴黎, 全城在目, 飘飘乎有凌虚御风, 遗世独立之意。[14]

据有关文献记载, 巴黎埃菲尔铁塔始建于1887 年, 两年后竣工。次年初, 薛福成便到此一游, 他应该是最早登上埃菲尔铁塔的中国人之一。

次日, 薛福成又在日记中十分传神地写道：

⋯⋯又赴油画院, 观普法交战画图。其法为一大圜室, 以巨幅悬之四壁, 由屋顶放进光明。人入其中, 极目四望, 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 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 放枪者、点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 络绎相属。各处有巨弹坠地, 则火光迸列, 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 则断壁危楼, 或黔其庐, 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 血流殷地, 偃仰僵仆者, 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 则明月斜挂, 云霞掩映; 俯视地, 则绿草如茵, 川原无际。情景靡不逼真, 几自疑身处即战场, 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扪之, 始知其为壁也,画也, 皆幻也。夫以西洋油画之奇妙, 则幻者可视为真; 然普法之战, 逾二十年,已为陈迹, 则真者亦无殊于幻矣。[15]

薛福成采用白描的笔法, 从进入巴黎的油画院那一刻写起, 把普法战争的场面描绘得具体生动, 活灵活现, 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的篇章, 令人百读不厌。清人日记的魅力, 在薛福成的笔下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长期阅读清人日记的实践中, 我体会到大凡是爱动心思, 喜欢用脑的人,都喜欢在写日记上下功夫, 通过撰写日记来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因为薛福成的日记写得精彩深刻, 因此, 他给朝廷的奏章同样光彩照人。我在清档中看到了他光绪十九年九月呈递的奏章, 深感不同凡响。其文曰：

臣观西洋大国, 图治之原, 颇有条理。英俄皆创国数百年, 或近千年, 炎炎之势, 不始今日。今其制胜之术, 屡变益精, 舟车则变而火轮矣, 音信则变而电传矣, 枪炮则变而后膛矣⋯⋯顾国必自强而后和可持。事变如此之棘, 时局如此之艰, 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欧洲强国,四面环逼, 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 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餍; 以刚道应之, 则召衅而力有难支; 以旧法应之, 则违时而势有所穷; 以新法应之, 则异地而俗有所隔。交涉之事, 日繁一日, 应付之机, 日难一日, 诚不知何所底止矣。惟是变通方能持久, 因时所以制宜,伊古盛时, 或多难以保邦, 或殷忧而启圣。臣愚以为, 皇上值亘古未有之奇局,亦宜恢亘古未有之宏谟。夫英国地多而势散, 俄国土旷而人稀, 法国政烦而民困。彼有所长, 亦有所短; 我有所短, 亦有所长。诚能弃所短而集所长, 自可用所长而乘所短, 未得其术, 则难者益难, 苟握其窍, 则难者亦易。[16]

薛福成希望皇帝能“恢亘古未有之宏谟”, 在政治上破格拔擢“通达时势之英才”; 军事方面整顿武备, 练习水陆将才; 经济方面则应开矿、筑路、振兴商务;此外还应培养外交人才。奏章中所提出的建议与其日记内容大多是相辅相成的。薛福成奏章递上之后, 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光绪皇帝只是于九月二十七日用硃笔批了“该衙门知道, 钦此。”[17]

于是, 如此重要的奏章便被束之高阁, 不了了之。当时, 我们的邻国日本正磨刀霍霍, 处心积虑地积极备战; 而薛福成的重要建议, 却被那些为慈禧庆贺六旬大寿而忙碌的大臣们彻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标点、整理、出版、研究清人日记的前景非常广阔清人日记之内容, 丰富多彩, 美不胜收, 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而且, 清人所遗留下来的日记, 除了少部分已经出版外, 绝大多数还是抄本或稿本,有的由私人收藏, 有的在图书馆、资料室的善本库里, 待字闺中, 等候发掘。

清人日记存世的未刊稿本虽然甚多, 但要研究整理, 殊非易事。即以新近出版的恽毓鼎的《澄斋日记》为例, 上个世纪80 年代之前, 学界很少有人知道恽氏有日记存世。记得1978 年冬季, 我刚进入清史所研究生班, 一天戴逸老师把我找去, 称欲派我和王道成老师一起, 陪中央文史馆的一位老先生整理晚清史料。这位老先生叫恽宝惠, 宣统朝当过副都统, 其父乃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毓鼎。闻讯之后, 我颇感兴奋, 大概因为我当时正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读光绪朝起居注的缘故。可是, 等了好久, 始终未能见到这位恽宝惠老先生。再后来, 便听说他已病故。他人虽未来, 却捎话说, 其父有一部日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得到此信息后, 我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途径, 想读到恽毓鼎的日记。帮忙最大的是我的学术“忘年交”、已故的陈庆华老师。他带领我到善本室, 因为其弟子在那里负责。可是, 左找右找, 在书名目录中就是找不到《恽毓鼎日记》。后来, 陈先生又不辞辛劳, 带我找到在北大图书馆有“活字典”之称的副馆长梁思庄先生。我很幸运有此机缘, 见到满头银发的梁老先生。她头脑清晰, 记忆力超人, 不愧为任公先生之爱女。她说, 北大确有此书, 系历史系邵循正、杨济安经手, 在三年困难时期花300 元购置的。陈先生便又带我找到历史系资料室的杨济安先生。杨先生对此书购置情形, 记忆犹新,并称书名应为《澄斋日记》, 凡五函。

经过许多周折, 我终于成了这部稿本入藏北大图书馆后的第一个系统利用的读者。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抄写了十多万字, 享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学术快乐。可见, 要寻求一本未刊的清人日记, 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进而要整理出版, 更须花许多气力。但是, 世上无难事, 只要有恒心毅力, 必能有所成就。可以说标点、整理、出版与研究清人日记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引自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孔祥吉，1943年生，山西省洪洞县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从事晚清史研究，并承担《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组织编写工作，曾担任《清史研究集》编委、晚清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1988年至1997年间曾先后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处担任过客座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学者。2003年至2004年在东京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座教授，在此期间曾举办过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孔祥吉长期从事戊戌变法史及晚清史研究与著述，先后出版过《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运为中心》、《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晚清史探微》、《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等多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