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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整顿吏治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2-31

张玉芬

    清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嘉庆,与他的祖辈相比,实在算不上一个雄才大略、有为有守的皇帝。然而,在嘉庆初整顿吏治过程中,其崇尚的一些治政理念,却值得称道。

  清朝自乾隆中期以后,吏治日渐废弛,官风日益败坏,其表现不仅仅是官员的营私玩法,更为普遍的是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因循塞责。在地方,“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kài,贪)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徇庇之实”;在中央,大员们“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

  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于内外交困中亲政。其时嘉庆帝已36岁,并已做了3年儿皇帝,对当时的吏治官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直隶总督颜检说:“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小官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整顿吏治官风从何着手,除了惩治贪污腐败而外,嘉庆帝认为,“勤”对天子百官和老百姓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在亲撰的《勤政殿记》一文中指出,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勤为立身之本,君勤则国治,怠则国危;臣勤则政务有条不紊,怠则政务紊乱无序;为学者不勤则学业无成;种田者偶尔怠惰一下,则收成顿减。各行各业所司之事虽不同,理皆相同。对国家而言,内而六部九卿,外而各省封疆大吏,若都能昼夜操劳公事,勤劳弗懈,众志成城,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若心存懈怠,身耽安逸,惟知尸禄保位,国计民生漠不动念,则政事废弛,其害可胜言哉!”

  嘉庆帝在竭力倡导勤政的同时,以行实政要求朝廷百官。他认为,有实心才会行实政,有实政才能实实在在惠及于庶民。而那些怠惰疲玩的官吏,正是因为他们“视民如草芥,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全无实惠”,才会“慢易居心,悠忽度日”,才会靠作伪粉饰以欺世盗名。

  嘉庆帝在要求百官行实政时,以行实政自律。他对于自古以来,封建帝王十分注重的景星庆云、吉语祥瑞之事,采取明确的排斥态度,对于天人感应之说,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于亲政不久,即颁谕内阁,申明:“惟以时和年丰为上瑞,从不敢铺陈符应,粉饰太平。盖以人君侈语嘉祥,易启满盈之渐;不讳灾异,始知修身之方。古所称麟凤来游,或亦出于附会,未可尽信;而上方垂戒,象纬昭然,实为天人感应之机,不可不时深敬凛。”但这道御旨并未引起有关官员的重视。不久,钦天监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现象,作为吉祥之兆奏报,遭到嘉庆帝的严厉申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皆为前代史册所载,朕亦粗知算法,其躔(chán,天体运行)度运行,无难推算而得”,“此等铺陈,侈言祥瑞,近于骄泰,实为朕所不取”。其后,又发生光禄寺卿钱楷,因京师久旱不雨,要求停止正在紧张施工的正阳门外石路工程以求雨之事,嘉庆帝断然拒绝,明确告之:“修省在实政,无事傅会五行!”

  嘉庆帝亲政后,面对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社会现实,十分注重了解民情、民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获取真实的社会各个层面的信息,一是靠言路的畅通,更主要的是靠地方官员,尤其是作为封疆大吏的各直省总督、巡抚及时准确的奏报。然而当时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博取名利,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嘉庆帝力图扭转这种官场风气。嘉庆四年,爆发于湖北的白莲教大起义延及四川,起义军与清军在川省广大区域激战正酣。就在此时,四川布政使林隽却以“民情安贴”奏报。林隽的粉饰之辞,遭到嘉庆帝的严厉指斥。嘉庆帝据此再次告诫各省大吏:“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数字切实奏报耳。若仍不实告,惟务粉饰取悦,则闾阎疾苦从何而知?”警告他们:“嗣后不许说假话,以实告,慎志勿忘。”

  嘉庆帝不许地方官员于常规报告中说假话,对官员们讳灾不报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对于这样的官员,就不是警告,而是严厉惩治。嘉庆五年(1800)一月,云南威远一带遭遇严重水灾。烧盐的井灶、盐仓、民房、衙署,多被冲坍。被灾百姓、盐工达3400余丁口,冲坍房屋1400余间。云南巡抚江兰,不仅对灾情隐匿不报,更为恶劣的是,在嘉庆帝派人已经对灾情查证确实后,江兰仍不据实陈奏,坚称被灾地区收成十分丰稔(rěn,庄稼成熟)。嘉庆帝认定江兰存心讳灾不报,纯属“玩视民瘼”,立即将其革职。不久,嘉庆帝颁发谕旨,严诫督抚讳灾。他说,督抚讳灾不报,“于闾阎生计殊有关系。地方水旱灾祲,……惟在该督抚等及早驰奏,蠲赈兼施,用苏民困”。如果各省督抚“匿不上闻,则小民饥困无依,或致别滋事端”。为了防止老百姓因饥困而生事,嘉庆帝再次令各省督抚,在地方收成减少,水旱成灾时,“必须飞章入告,纤悉无隐”,“若有讳饰,必当严办示惩,江兰即前车之鉴也”。嘉庆帝虽然因惧饥民生事而要求了解灾情,对灾民及时加以蠲赈,但其做法对于饥民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

  江兰的前车之鉴,对大批说惯了假话的官员,并没有起到多少警示作用。嘉庆七年(1802),山东发生了严重蝗灾。嘉庆帝颁发数旨,饬令地方详查灾情。山东巡抚和宁竟在奏报中声称:“济宁等州县间有飞蝗,并不食稼。”嘉庆帝斥和宁讳灾不报,将其以溺职例革职。两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于直隶。直隶总督颜检,在奏报直隶当年收成和蝗灾情况时,谎话连篇,不以实情报告。颜检在麦子尚未收割时,就先说大话,称直隶小麦可获“十分”收成。嘉庆帝对预报产生疑问:“十分乃系上稔,岂可多得?……实未免措辞过当。”颜检继而又隐瞒直隶蝗灾灾情,以及由蝗灾造成的损失情况。当嘉庆帝在宫禁中发现了飞蝗,令颜检查明直隶境内蝗灾情况时,颜检于复奏中却说直隶蝗虫现已捕扑尽净,谎称飞蝗不伤庄稼,惟食青草。嘉庆帝已经掌握了蝗灾造成损失的情况,仅在广渠门外,田禾被蝗虫吃掉的已有十分之四,其余各州县均有蝗蝻,谷粟被伤甚为严重。至于说到直隶境内的蝗虫已被捕扑尽净,嘉庆帝认为更属弥天大谎。因其在宫中批阅奏章时,飞蝗竟然落在御案上,太监一下子就捕捉到十余只。宫禁既有蝗虫飞入,郊原田野更不知几何。嘉庆帝对谎话连篇的颜检加以惩治。颜检被以欺罔、粉饰之罪,交部议处,并被严厉警告:“嗣后惟当痛改前非,实心任事,遇有地方灾欠事务,尤当一面查办,一面据实陈奏。……若再有讳匿迟延,经朕查出,必当将该督严行惩处,不能曲为宽贷矣。”其后,嘉庆又借颜检讳灾不报事件,告诫各省督抚:“总之,粉饰之习一开,则督抚等惟事敷陈吉语,而属员意存迎合,日久相蒙,必至一切国计民生之事,概不以实上陈。”在嘉庆帝看来,封疆大吏若事事务求粉饰,以欺罔皇帝为能事,哪里还谈得上对地方政务的治理。

  嘉庆帝想听到来自地方的真实汇报,也想看到地方的真实情况。他在巡幸五台山时规定:不准预备途间及山之上下一应戏台、杂技、假山、假亭等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嘉庆帝对于过去地方官在皇帝巡幸沿途空缺之处,用席片搭盖假山,以颜色涂抹遮蔽脏乱之处,对沿途民间村庄庐舍曲加粉饰等做法十分厌恶。他曾说,跸路所经民间村庄庐舍,完整者可以观其丰盈景象,其颓垣陋室亦可借以知民生疾苦,正是了解地方、察看民情的有效途径,符合“省方观民”的要义。

  嘉庆帝亲政后,花大气力来转变官场疲玩矫饰之风,使一批实心任事的官员在嘉庆初政的兴利除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局也有一定改观。但从整体上来说,官场风气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嘉庆十八年(1813),两广总督蒋攸铦(xiān)在奏报地方吏治情况时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夫阘茸(tà róng,庸碌低劣)之酿患,与贪酷等。窃以为方今急务,莫先于察吏,而欲振积习,必用破格之劝惩。凡贪酷者固应严参,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其有勤能者,即请旨优奖。”其所称“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与嘉庆初年嘉庆帝所说,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如出一辙。可见,清朝惩治贪酷者难,转变官场的风气更难。

作者简介

  张玉芬,1944年生于江苏南通,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清史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著有《清代皇嗣制度》、《清嘉庆帝评传》、《清道光帝评传》等,主编《清朝通史·嘉庆卷》、《中国近代史》等学术著作。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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