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政治改革，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大造变法舆论，通过著书立说、开学堂、设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倡导和鼓吹变法思潮，宣传改革主张。二是劝说皇帝变法，通过屡次上书、代草奏折、进呈书籍以至当面陈词等方式，鼓动光绪帝下诏变法，并出谋划策，设计改革蓝图，策划和推动改革的实践进程。

   康有为制造变法舆论的一种策略是“托古改制”，其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抨击当时占学术主流地位的儒家古文经学是刘歆（西汉末年经学家）为王莽篡汉而编造的“伪经”和“新学”。后者更论证孔子六经都是“托古改制”之作。这两部书对传统理念和法制发起了挑战和冲击，并打着孔子旗号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被梁启超称为思想界的“大飓风”和“火山大喷火”。这两部著作虽然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群起而攻之，甚至要求清政府将其焚书毁板，但同时也奠定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领袖的地位。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皇帝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三项改革建议，公开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改革主张。这份上书虽然未能呈达皇帝，却被士大夫们广为传抄，使其名噪京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势又把康有为推向政治舞台的前沿。次年4月，康有为闻讯《马关条约》签约，便联合各省进京赶考的举人向皇帝上书。他起草了洋洋万言的《上清帝第二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该文虽然也未能上呈光绪帝，但广泛流传，风靡一时。5月29日，他又写《上清帝第三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还提出了“设议郎”、会议“内外兴革大政”的建议。这次上书由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终于看到了，极为嘉许。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专谈变法之先后次第及下手之法，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和下诏求言、开门集议、开府辟士等政治改革主张。1897年，当他闻讯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又上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光绪帝，受康有为等维新派及帝党官员的鼓动，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实现救亡图强，并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权。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们先传康有为问话。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到总理衙门，阐述变法应该从变革法律与官制开始，并谈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变法具体方案。第二天，帝党大臣翁同龢把康有为的话详细报告给皇帝，光绪帝听了很振奋，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所著书。29日，康有为上呈了精心撰写的《上清帝第六书》，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提出中国变法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大誓群臣，宣布“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二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设十二个新政局，推行改革。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为变法献计献策。3月17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帝，并进呈了《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劝说光绪帝仿效俄国彼得大帝，雷厉风行实行变法。

   1898年5、6月间，康有为还代御史及帝党官员们写了一系列奏折，鼓吹变法，并强烈要求皇帝“明定国是”，确立变法方针。在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鼓动策划下，6月11日，光绪皇帝终于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以变法新政为基本国策。从此日起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止，共推行变法新政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帝于6月16日特旨召见康有为，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康有为慷慨陈词，说明中国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必须尽变旧法，咸与维新。光绪帝也表示“现在诚然是非变法不可”，并问他如何变法？康有为主张统筹全局，先设立制度局，另外还提出重用维新人士、废八股、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派大臣出洋游历等许多建议，光绪帝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召见后，光绪帝下旨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他专折奏事。康有为也确认了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以后的精力主要放在为光绪帝出谋划策，设计改革方案，然后通过皇帝下命令来进行变法实践。

   康有为为光绪帝出谋划策主要是靠上条陈和进呈书籍，尤其是后者，“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康南海自编年谱》）。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变政记》等一批外国变政考。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改革付诸实践，当务之急是明确改什么？怎么改？“托古改制”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借鉴外国的变法改革经验“仿洋改制”，才有指导意义。他认为中国变法最好的榜样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幻想依靠光绪帝像明治天皇一样亲掌大权，发号施令，重用自己和维新派人士，在中国实现自上而下的变法。因此他在皇帝召见后并不去总理衙门上班，而是日夜编写《日本变政考》，分卷进呈。康有为把效法日本改制的主张和建议，有时寓意于记载日本变政的史实中，有时则直接阐发于自己所写的案语中。他把此书进呈御前，希望成为皇帝变法的教科书、百日维新的蓝图。光绪帝看到，果然如获至宝，“阅之甚喜”，“一卷刚进，又催下卷”，并将此书“日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有些上谕、朱批甚至直接采用了该书内容或案语。

戊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他们掌握着清政府的政权、军权、财权，变法刚过百日即发动政变，慈禧太后恢复“训政”，光绪帝被软禁，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被杀，康有为也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新旧势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然而康有为在这场政治改革中也有不少失误。首先是他（也包括光绪帝）对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过于盲目乐观，急于求成，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的阻力和社会承受度。康有为曾对光绪帝说：西方列强变法改革“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明治维新“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这番话当然有为光绪帝打气树立信心的成分，但把中国的改革说成三年就能成功，易如反掌，也实在太乐观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康有为通过上书、条陈、呈书，向光绪帝提出了一大堆建议，而年轻急躁的光绪帝也急急忙忙在103天里下了180多道新政改革的上谕、命令，但在守旧官员的抵制、敷衍下，很多都成了一纸空文。如康有为政治改革策略的核心措施是在宫中开制度局，重用维新人士为皇帝立法定制，然后成立十二个新政局，实行各项新政。守旧势力认为这是要尽废军机、六部与督抚，结果他们施了阳奉阴违偷梁换柱之计，把康有为建议的“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仍由旧官僚充数，巧妙地扼杀了制度局之议。

   改革措施的操之过急，超过社会承受力，还表现在裁冗署、撤绿营、许旗人自谋生计、罢礼部六堂官等改革举措上。裁冗署是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官制措施的一部分，具体方案是岑春煊奏请光绪帝下令实施的，涉及面过大，一下就要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一大批衙门，以及督抚同城的三省巡抚、河道总督，地方粮道、盐道等官员。而且光绪帝严令“限一个月办竣复奏”。以致朝野震骇，人心惶惶，有的衙门如太仆寺“堂司等官一哄而散”，一片混乱。其他改革措施包括练新军、撤绿营，引起大批绿营官兵失业恐慌。“许旗人自谋生计”一项，使一向依靠国家供养又没有劳动技能的旗人们人人自危。这些措施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守旧官僚、绿营官兵、八旗旗人以及因废八股而失去升官仕途的八股士人都把康有为视为不共戴天之仇敌，不但坚决反对改革，而且叫嚷要“杀康梁以谢天下”！至于9月4日，光绪帝以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为由，一下子罢免了礼部尚书、侍郎六位堂官（即正副部长），更是激化了本已很尖锐的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加速了守旧势力发动政变扼杀改革的步伐。

   其次，康有为不顾国情，照搬外国改革模式，幻想依靠外国支持。康有为多次强调要全盘照搬日本模式，宣称“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日本与中国不仅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有很多差异，新旧势力力量的对比也完全不同。中国的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康有为还大力提倡联英联日，幻想依靠英国、日本支持中国变法，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当中国新政顾问，指导中国改革。

   第三，康有为信奉英雄史观，迷信皇帝和自己的能力，不善于团结同盟者，更不愿发动广大群众，以致陷于孤立。他把变法改革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光绪帝的“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来实现改革的目的。另外，康有为不善于争取和团结同盟军。在维新运动兴起时，洋务派官僚曾表示支持，李鸿章要捐三千元加入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把他推到了对立面。曾支持过维新派的张之洞，也因与康有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而最终决裂。对人民群众，康有为更以“民智未开”加以轻视。连他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也看到了康有为的弱点，发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康有为传》）的感慨。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第9—1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作有《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历史比较研究》、《改良与革命》等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余多篇。

（来源：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