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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金融危机与天津商会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01-24

宋美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大背景下,天津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期间,成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天津商务总会(北洋时期改组为天津总商会,国民党时期改组为天津市商会,近代简称天津商会),在稳定局势、避免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金融危机迭次爆发

  清末的天津共爆发了四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

  现银贴水风潮。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本不充裕的天津市面银根奇紧,周转困难。因此,不仅殷实银号开写银帖,甚至小钱铺也开钱票,导致市面银、钱帖膨胀,贴水(调换票据或兑换货币时所补的差额)之风由此而起,造成“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面对混乱的金融市场,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手段,于1903年1月下令钱帖、银帖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严禁贴水。一贯靠贴水获利的钱商,因此受到遏制,难以维持,相继倒闭。1903年初至1904年4月,200多家钱商中,歇业荒闭者达100多家。一年后,各行歇业荒闭者达2000余家。天津陷入了金融危机之中。

  铜元落涨危机。这次铜元危机是清末天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金融危机。1902年12月,袁世凯幕僚、实业家周学熙奉命筹建的银元局正式投产,铸造铜元、银元。1905年下半年,外省铜元大量涌入津门,天津造币厂的铜元积压严重,铜元急剧贬值。据档案记载,是年10月2 6日的积压铜元已值银40余万两,“亟应设法疏销”。1908年,天津市面上的铜元较诸1903年贬值达千余文。

  政府发行铜元的本意是为了治理天津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因此引起的剧烈波动明显与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1904年1月,市面的一块银洋换得铜元1800余文,换得制钱1400文,铜元与制钱之间400文的差距,足以说明铜元的贬值程度。清政府停止鼓铸铜元,又使市面上的铜元数量严重缺乏,导致铜元价格顿时上扬。1911年初,天津出现了一天之内一袋面涨价40多枚铜元的情景。到1911年9月,银元与铜元的兑换比例,由先前的银元1枚兑换铜元130枚,变为兑换110枚,市面一片恐慌。

  银色跌落风潮。银色风潮爆发于1908年。庚子事变后,市面混乱,银根奇紧。因各炉房镕铸化宝银时乘机点铅掺铜,致使化宝银渐渐低潮,市面上的所谓九九二化宝,只有九六五成色。以致足银加色昂贵,至1907年冬天,每百两白宝银色加至三两六七钱,所有客商欠款因银色不足概不能还。天津城引发的银色风潮,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金融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

  面对津海关的规定,华商只能各任其亏,而驻津各洋商则纷纷与政府交涉。直隶总督杨士骧认为“此责不在于官而在于商”,拒绝由官府担此责任。天津商会为消除低色化宝的危害,与各国银行和本地钱商多次磋商,先由各钱商将此款暂行借垫,计赔付外国各银行行平宝银7143两2钱。最终,天津商会向各殷实钱商借银15000两了结此案。

  橡皮风潮。上海橡皮股票风潮爆发于1910年7月,上海市面因受橡皮股票投机的影响,几十家钱庄、票号相继倒闭。1910 年9月初,“上海倒闭钱庄数号,亏空天津商号200余万之多,牵动天津市面大局”。10月,在天津的分支及联号源丰润、新泰也即时倒闭,负债100多万两,导致天津金融市场银根异常紧急。随后,庆恒、永毅诚等钱铺、银号纷纷歇业或倒闭。甚至连洋商银行华账房也未逃脱此厄运。正如时人说,人人皆有“天塌砸大家”之感。

二、金融危机的起因

  金融业发展滞后。贸易业与金融业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两个行业。开埠后,天津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大港。但是,天津的进出口贸易量始终存在着巨额逆差,金银长期大量流出,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影响和限制了金融业的发展,使其远远不能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步伐。滞后发展的金融业导致金融市场基础薄弱,金融风潮就不可避免地屡屡发生。

  货币制度混乱。其主要表现,一是银元的使用。在大宗的交易中,银两使用的范围正在逐渐缩小,银元由于使用方便,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二是铜钱的变化。清代的最后几十年间,开始铸造铜元,铜元因其制造精巧,受到老百姓的青睐。三是纸币发行量增加。传统的典当和银钱业所发行的银钱票,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发行量也增大了。外商在华开设的银行、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以及各省的官银钱局也都发行纸币,市面流通的纸币规模扩大。由于清代货币制度混乱,使各类货币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遂造成清末天津金融市场的秩序混乱。

  传统信用制度的危机。信用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商品经济越发展,信用制度的健全与否显得越重要。长期以来,在商业交易中,赊欠是一种商业惯例。外客来天津办货,赊欠占多数,大量债务难以收回。如洋行以及洋商银行在与华商交易中,并没有以他们已有的信用制度为准则来建立华、洋商之间的信用关系,而是遵从中国已有的商业信用惯例,或者借助于官府来确认华商的信用。因此,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原来小规模交易中的传统信用制度显得滞后。

三、商会的措施与作用

  由绅商领导的天津商会,想方设法,采取种种举措,奔走于政府与商人之间,竭力缓息金融危机。

  设立专门机构。1908年,更为严重的现银贴水风潮再度爆发。为改变现银短缺状况,恢复正常商业往来,天津商会决定设立专门机构以应对。一是仿照上海设立“众商公估局”,于1909年成立天津众商公估局,整顿银色。二是恢复成立天津钱商公会,并附属商会,颁订章程细则18条,防止流弊,使钱业走入正轨。三是设立“裕津公记银号”,负责放款。

  清理积欠和推缓旧欠。每遇金融风潮,必然有大量的银钱号、商号歇业或倒闭,他们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留下的债权债务关系亟待清理。这些事宜通常都由商会来主持。1910年10月,天津源丰润、新泰号因上海联号的牵连而搁浅,源丰润及新泰号请天津商会设法保护清理。商会发现其核查的账目尚有不敷,当即制定了清理债权债务的条例,直隶总督陈奎龙对其给予肯定,而后成为清末天津市面清理债权债务的基本原则。

  推缓旧欠是天津商会提出的一种紧急对策。每遇紧急情况,钱业为了减少损失,对各行商家所欠款项,不论是否到期,往往一律催收。因此,商会专门要求钱业,对各外行所欠其票款,如未到期,不得迫追。1903年5月,刚刚成立的天津商务公所(经众商公举和袁世凯委任)向直隶总督提出挽救市面的四项措施,其中第一项便是推缓新旧欠。此项办法后来逐渐形成惯例。

  筹措接济资金。1903年贴水风潮爆发后,钱庄纷纷倒闭,接收天津不久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据各钱商等环请,拨借官款以资接济。……发给市面现银不下百万两”。但区区百万,对于积困之后空虚已甚的天津市面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各钱商迫于无奈,复请续发官款以救急。于是,天津商会与驻津的华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协商借款纹银百万两,以解危机。

  整理外部环境。当时,天津市面所流通的铜元,本应由北洋银元局及户部造币总厂铸造。1904年初,从外路运津之铜元成色与北洋银元局所铸不同,经常引起市面争论。为此,商会请求直隶总督令巡警局严禁沿海各关口私运铜元,一经拿获,照例究办。与此同时,商会为加快市面铜元流通,向政府提出三个对策,即坚持商民一体通用铜元,关卡不可留难,创设总汇所,使铜元有出有入。尽管商会不断地寻求对策,解缓铜元拥塞状况,但是,政府是否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才是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四、历史启示

  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从一开始就不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管理者,而且还作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从事者和组织者,深入经济活动的内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十年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时期,清政府提出“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强调官商合作的必要性,希望借助商会的力量“振兴工商”,双方共同谋利。

  就商会层面而言,随着社会力量的分化和多样化,商会从开始成立迅速成长,进入到社会活动的前台。天津商会的领导者针对清末遭遇的金融风潮,多次提出有关的建议和措施,为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依据。

  历史证实,在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中,单靠政府的力量应对危局,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有其他金融组织的竭力配合予以缓解。从商会来说,因谙熟商情,采取了与政府相互配合的态度并能采取应急之措,及时化解或缓息了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商人的损失尽量减少到最小化,维持了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

作者简介

  宋美云,女,1949年生,山西太原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商业史学会商会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商会史、中国企业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著有《近代天津商会》、《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等,发表论文90余篇。

(转引自《清史镜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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