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代皇帝，年号乾隆。他一生喜欢巡游各地，仅南下江浙和西巡五台就各有六次，留下数不清的传奇故事，令今人真假难辩。历史上的乾隆帝，既非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也非采花逐蝶的风流天子，而是一个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颇好读书的“书生皇帝”。他能享年89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寿命最长、实际统治时间长达63年之久的皇帝，与其喜好读书、善于学习有着重要关系。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三，25岁的乾隆帝即位。此时，清朝的统治已近百年，他既无皇祖康熙帝带兵作战的经验，又无皇父雍正帝几十年角逐政治斗争的阅历，但他曾向大臣们自诩：“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清高宗实录》卷5，页3-4）乾隆帝为什么要宣称自己是一介“书生”？

   一是乾隆帝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乾隆帝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初次见祖父康熙帝时，康熙帝让他背诵“爱莲说”，他脱口而出，不遗一字，因而倍受夸奖。乾隆帝晚年做《三先生》诗，把自己的才学归功于三位老师。第一位是满族人福敏，教他学习满、汉文字和背诵古文。第二位是江西人朱轼，为乾隆帝讲授儒学经典。第三位是福建人蔡世远，批改乾隆帝撰写的各种文章。乾隆帝评价三人：福敏为师循循善诱、严若秋霜，为他打下良好基础；朱轼讲学强调读书致用，使他懂得做学问的根本；蔡世远常讲“人生三不朽”，激励他成为“德、功、言并重”的一代名君。

   二是乾隆帝登极之前，已有著作刊刻。他从14岁起开始边读书边写文章，22岁时将所写诗文结集出版，名为《乐善堂全集》。他从读书中得出的治国经验教训，体现在该书收录的一些文章中。例如，在《汉元帝论》中，他把亡国之君分成刚暴与柔懦二种，主张“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可见他反对暴政，主张遍施仁政。再如，他在《宽则得众论》中提出：对百姓“非仁无以得其心”；对大臣“非宽无以安其身”。这些认识，后来都成为他的治国方针。

   三是乾隆帝为“书生”正名，提倡官员读书。当时，大臣们推荐官员时，常以“此员是书生”或“书气未除”，做为不称职的理由，引起了乾隆帝的注意。刚一即位，他就以“书生”自诩，还强调“王大臣为朕所倚任，亦皆书生也”。他告诫大臣们说：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至于“书气”二字，尤其宝贵，“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列”（《清高宗实录》卷5，页3-4）。在乾隆帝看来，只要君臣上下善于读书致用，就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乾隆帝一生轰轰烈烈的文治武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通晓汉、满、蒙、藏、维五种文字，由此有利于推行一系列民族政策。

   清代汉族人数最多，乾隆帝学习汉文化，主要是适应政治斗争和维护清朝统治的需要，满族出身的皇帝，必须熟练运用汉文化，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乾隆帝谦称自己是“通儒”以上水平，而实际上，他的才学远高于此。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任军机章京，为乾隆帝抄写政令。有一次在对西北用兵的上谕中，乾隆帝用“埋根首进”四字，赵翼不明其意，后来偶然阅读《后汉书•马融传》，才知道是决计进兵的意思，因此大为感叹。

   自1644年入关后，满洲八旗子弟久居内地，满语、满文日渐生疏。乾隆帝精通满语文，力图保留满族文化，大力提倡学习和使用满语文。他召见满族王公大臣，一律用满语交谈，还特设皇族子弟考试满语科目，合格者方能继承做官。当时，在东北的满洲将领大多使用满文，不懂汉文。因此，乾隆帝一律用满文批示前线满洲将领的奏折，加速了作战的机动性。乾隆帝这种强化满族民族意识的努力，对满语文的保留和延续起到了一定作用。

   乾隆帝学习蒙古语言文字，是出于平定新疆准噶尔政权和绥服内、外蒙古各部的需要。他接见蒙古王公时，能够直接用蒙古语交谈，使他们倍感亲切，认为乾隆帝是蒙古人的皇帝。他曾谕令：“凡有谕旨兼蒙古文者，必经朕亲加改正，方可颁发。”（《清高宗实录》卷1088，页3）乾隆帝的蒙文水平已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为利用喇嘛教和稳定西南边疆，乾隆帝学习并掌握了藏语文。藏文时称西番字，乾隆帝自谓：“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清高宗实录》卷1427，页3）他通晓藏语文和佛教经典，五十八年（1793），清军取得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侵略西藏胜利后，亲自创立选定达赖、班禅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成为西藏地区的一项根本制度，至今仍在沿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南疆地区霍集占叛乱后，乾隆帝又开始学习维吾尔族语文。他在《瀛台赐拔达克山来使即席得句》诗注中说：“近始习回语，可以不烦译寄。然拔达克山极西，语又异于叶尔羌，故仍须回人译彼语也。” “拔达克山”即今之阿富汗，“叶尔羌”之“回语”，即今新疆叶城维吾尔语，可知乾隆帝能够直接使用维吾尔语文与其上层交往，但接见拔达克山来使尚需要翻译。

   乾隆帝日理万机，但平日也喜欢书、画、诗、文，而且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乾隆帝经常题匾、赐“福”字，与汉族大臣联络情感，为此花很大气力练习书法。他的书法飘逸俊秀，是中国历史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他热衷于书法鉴赏和推广，将多年搜寻所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种书法珍品建成“三希堂”收藏，还组织刊刻《三希堂法帖》，供士人临摹。清皇宫中设有如意馆，汇聚一大批艺术家。乾隆帝在处理政事之余，经常去如意馆看画家绘画，“有用笔草率者，辄手教之，时以为荣”（昭梿：《啸亭续录》卷1《如意馆》）。

   乾隆帝尤喜赋诗。他写的诗，每过12年，便由臣下编成诗集，现存其所作《御制诗初集》4150余首，《御制诗二集》8470余首，《御制诗三集》11620余首，《御制诗四集》9700余首，《御制诗五集》8700余首。乾隆帝在位60年，总共写诗4万余首。

   乾隆帝还用各种体裁写了1350余篇文章，留下御制文集四种。他执政时所作的各种批示，编成《清高宗圣训》300卷。文集和圣训，使他成为历史上留下文字最多的皇帝。凡清朝重大政治事件、战争、水利工程、外事往来，乾隆帝都写有专文。他的文章经常被史学家引用，例如，其所作《喇嘛说》文中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是对清朝保护扶持喇嘛教政策最权威的解释。

   有史书记载，由乾隆帝发起编纂的“奉敕”、“御定”书籍有130余种，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他谕令朝内外大臣搜集古今图书开始，历经20年最后完成，全书写本36000余册，共收录各种图书3457种，79070卷，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万里长城”。

   乾隆帝在临终的前一天写下一首诗，题为《望捷》，留下了最后一份寄托与期盼，以此终结了他作为“书生”皇帝的一生。

   嘉庆年间，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谈到乾隆帝“朕亦一书生”的自评语时，感慨地说：“天下事，舍书生无可属，真书生又寡。”他认为，乾隆帝“书生”之论是“炳六籍，训万祀”的至理名言。

作者简介

   张杰，1954年生于辽宁省丹东市，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著有《清高宗·乾隆帝·弘历》、《辽河流域宗教文化》、《清代科举家族》、《和珅传奇》、《满族要论》、《满蒙联姻》、《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

（转载自《清史镜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