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华 李文海

   在清代的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种被称为“白发卿相”的现象，就是一些身居高位的达官显要，即使年逾古稀，甚至已届耄耋，仍然继续在位，跻身政坛，安富尊荣，炙手可热。这种现象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颇值得我们作一番探究。

   我们可以先从清代官位最崇的大学士和权力最大的军机大臣谈起。康熙朝官至大学士的王掞（shàn），雍正元年（1723）已79岁时“以老乞休”，皇帝虽然同意“以原官休致”，但“仍留京师备顾问”，直到83岁去世。被称为“历相三朝，年逾大耋”的马齐，享年88岁，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已经84岁时才告老“病休”。康熙朝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徐元梦，乾隆帝即位后，屡次以衰老请辞，乾隆帝则称：“徐元梦年虽逾八十，未甚衰惫，可量力供职。”仍命其在内廷行走，领诸馆事，结果以87岁高龄终老于任上。康熙朝的大学士李光地，年过七十以后，也曾一再“以病乞休”，“累疏乞罢”，都未获准，一直任职至77岁去世。在乾、嘉、道“历事三朝”，“恩眷之隆，时无与比”的曹振镛，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81岁时死于大学士、军机大臣任上。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纪晓岚，晚年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之职，直到82岁故去为止。光绪时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李鸿藻，一直任职至77岁辞世之时。张之万在光绪年间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直到85岁才“免值军机”，两年以后“以病致仕”，不足数月即去世。长期担任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79岁临终那一年还担任推行新政的政务处督办大臣。上面这些，只是随手举的一些例子，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中枢大员如此，自然不能不影响到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和雄踞一方的将军都统们。我们也可以举一些例子。乾隆后期任直隶总督的梁肯堂，嘉庆三年（1798）已82岁时还被任命为漕运总督。乾、嘉、道时期经历数度宦海沉浮的松筠，在政坛“屡起屡蹶”，在内曾做过大学士，军机大臣，礼、兵、户、吏各部尚书；在外做过陕甘、两江、两广、直隶总督，及一些地方的将军、都统。至80岁还被任命为正蓝旗蒙古都统，81岁时始获准“休致”，次年病逝。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年过八旬”的周天爵竟然被任命为“署理安徽巡抚”，让这位已经80多岁的老人率军与捻军对阵。义和团运动时任武卫左军统领的宋庆，带领军队与八国联军作战时也已经年届八十了。

   如果我们考虑到清代平均寿命同当今社会的巨大差距，那个时候的七八十岁同现在相同年龄的人身体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那么这种“白发卿相”的现象就更显得特别惹人瞩目、令人关注了。

   我国古代将官员退休称为“致仕”，又称“致事”、“休致”。《礼记•曲礼》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历代一般以七十岁为官员退休的基本年龄。清人梁章钜曾说：“古人以四十为‘强仕’之始，以五十为‘服官政’之年（仕者，为政之始，治官府之小事；服官政者，与闻邦国之大事也），以七十为‘致仕’之期。”（《退庵随笔》）清代也是“年老休致，例有明文”，“以年逾七十为限”（《清史稿•选举志》）。为了避免有些年高体衰的官员混迹官场，清代官吏考核制度规定，三年一次对京官的“京察”和对外官的“大计”中，如果查出“年老有疾、恋职不去而被议者”，即使未满七十，也要“勒令休致”（《钦定六部处分则例》）。

   既然如此，为什么清朝历代皇帝不惜突破制度的约束，乐于让一些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们到了七八十岁还依然居高位而不退呢？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笼络大臣，宣示皇恩。清朝皇帝懂得，对尽忠尽职、勤劳国事的老臣们优加礼遇，将能起到激励鼓舞所有官员的作用。作为一种法外施恩，让本应“致仕”的官员继续任职，就彰显了君主对臣下的关怀备至，“皇恩浩荡”。所以每当那些深受宠信的大臣提出“致仕”请求时，皇帝往往会“温旨慰留”，并对其政绩大加赞誉，要求他们继续“为国事宣劳”。如道光皇帝所说：“我朝待大臣恩礼有加，而不忍軽（qīng，古同‘轻’）令解职。”如果“年至即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图庶务者？”（《清宣宗实录》）即使对批准其“休致”的人，也给予各种优待。《光绪会典》记载：“满汉大臣年老乞休者，朝廷待以殊礼，或升职加衔，或仍给原俸，或命驰驿还乡。其尤宠异者，或赐袍服文绮，或赐御制，或官其子孙，或遣人存问，或令地方利弊仍许具疏陈奏，皆出自特恩。”所以“白发卿相”现象给人们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只要你对君主忠心不二，能够“圣眷不衰”，就可以永远保持手中的权力，长享富贵荣华。

   有的时候，皇帝不准老臣“休致”，并不是出于施恩，而是要求臣子们回报皇恩，为其继续尽忠效命。在张廷玉的遭遇中，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帝王的这种心态。张廷玉是清代名臣，深得雍正、乾隆二帝的倚重。先后任大学士30年，同时兼任军机大臣20余年，是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中“配享太庙”的唯一高官。他70岁以后，身体渐衰，老态龙钟，到了上朝须人扶掖的程度。76岁时，“以老病乞休”，乾隆帝回答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并且希望他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自勉。张廷玉继续申请，乾隆帝说了这么一段话：“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亦不当言去。”自此，皇帝对张已深感不快，最后借故削爵，“命尽缴历年颁赐诸物”（《清史稿•张廷玉传》），虽然因功免治其罪，死后也仍然配享太庙，但已经是晚景凄凉了。

   “白发卿相”现象，对于清代吏治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促使高级官员的老龄化。有这么一则材料，十分生动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康熙六十年（1721）元旦，早朝以后，大臣们“同赴内廷献寿。大学士马齐以下十四人，时大学士王旭龄年八十，松柱、萧永藻、王掞、张鹏翮，户尚（户部尚书）田从典皆七十以上，马及礼尚贝和诺，兵尚孙柱，刑尚赖都，工尚陈元龙，总宪党阿赖皆七十，礼尚蔡升元，刑尚张廷枢六十八”（《养吉斋余录》）。试想，一群七老八十的勋臣耆宿，掌握着内阁到户、礼、兵、刑、工各部重要政权机关的主要权力，要想政治有生机活力，难乎其难。有的大臣实在精力不济，上朝时竟然打起呼噜来：咸丰时“闻某中堂年已衰迈，造膝时久，俯伏青蒲，竟至鼾声大起。文宗闻之太息，但令内侍扶出，不加以责备”（《梦蕉亭杂记》）。

   二是增长了恋栈钻营的风气。既然一些人可以终身任官，自然上行下效，热衷于权势利禄者便想方设法延迟退休年龄。负责考察官员的“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清史稿•选举志》）。道光初年，大学士伯麟年逾七旬，步履艰难，见了皇帝不能下跪，便请求放其外任。道光帝大怒，责其“胆大妄为，莫此为甚”，“只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命其立即“休致”（《清宣宗实录》）。伯麟做得过于赤裸，以致碰了钉子。更多的人则从年龄上做手脚，隐瞒岁数，竟成官场风气。有人曾感慨：“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华，甚至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池北偶谈》）

   三是阻塞了新进人才的进身阶梯。对老臣过度优崇，官员退休制度不能严格执行，必然造成壅塞仕途，使年富力强的人才缺乏脱颖而出的政治土壤。雍正时，汪景祺、查嗣庭等曾上书“论列时政，以部员雍滞为言”，奏折里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清史稿•选举志》）的话，意思是官员一直到白发苍苍，却依然得不到升迁。其实最高统治者也并不是对此毫不知情，如嘉庆帝就指出：“古人七十致仕，虽平素才猷卓越者，精力就衰，即不肯贻诮（qiào，责问，讥嘲）素餐，况才具中平，年齿既迈，仍居高位，其职守所在，悉属旷瘝（guān，旷废），而贤路转因而阻塞。”（《清仁宗实录》）但在人治重于法治的社会条件下，这个问题并不能因此得到解决。

   四是进一步削弱了行政效率。封建政治本来就以弥缝搪塞为不二法门，以敷衍塞责为处世能事。为了能够在仕途立足，常常“以顺承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清朝野史大观》）。官员们懂得，为了长保富贵，关键不在于有所作为，而在于上下迎合，左右逢源。康熙、雍正朝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以老臣掌兵部十六年”的逊柱（亦作孙柱），任职至83岁，临终，雍正帝对他的评价是“素餐多年，尚无大过”，就是说多年来一直尸位素餐，毫无政绩，但因为没有大的过失，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荣耀。在这种榜样的影响下，如梁启超所说“循常习故，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极欲”（《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成了官员们的行为准则。

   事情就这样走向了反面。原想笼络官员、激励臣下的举措，却得到了削弱封建统治的结果。

作者简介

   赵晓华，女，1972年生，山西忻州人。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出版有《救灾法律与清代社会》、《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等专著。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