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梁

     1961年，毛主席曾讲到，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不能忘记四位先驱人物，而讲到重工业、钢铁工业，则不能忘记张之洞（另外三位是张謇、卢作孚和范旭东）。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他于同治年间中进士，授职翰林院，之后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并两次署理两江总督。晚年调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他一生致力于兴办洋务，曾在广东设立枪弹枪炮厂、编练近代军队、试造浅水轮船、开设水陆师学堂、筹办织布官局、筹设炼铁厂；在湖北创实业、练新军、兴文教，使湖北成为清末各省推行“新政”的样板，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张之洞既是“清流派”的一员骁将（清流派是晚清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评议时政、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内主张整饬纪纲，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也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晚清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中，创办汉阳铁厂堪称是一个壮举。

　　为什么要办炼铁厂呢？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人所需外洋之物，“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他把办铁厂看作是“开辟利源之要政”，在《筹设炼铁厂折》中就明确提出要“杜外铁之来”，以后又强调说：“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豫筹铁厂成本折》）归纳起来，张之洞创办钢铁厂的目的，就是为了开辟利源，收回利权，发展重工业以富国强兵，巩固国防。

　　还在两广总督任上时（1889），张之洞就有了创办钢铁厂的计划，并委托驻英公使刘瑞芬代购机器设备。调任湖广后，拟办的工厂也随之改设湖北。光绪十六年（1890）春，张之洞在武昌设立“湖北铁政局”，派候补道蔡锡勇为总办，负责筹办勘矿、建厂、开煤等事宜。蔡氏为广东人，曾毕业于广州同文馆，担任过清政府驻美公使馆的翻译官。回国后在广州任实习馆教员，后受聘于张之洞，任洋务局委员，在当时的中国官场，也称得上是一位“洋务通”了。

　　炼铁厂的厂址择定在汉阳县大别山下。这里南枕大别山，北滨汉水，西临大江，气势宏阔，交通方便。厂址占地长600丈，宽百丈。1890年底，炼铁厂动工，各分厂历时三年陆续建成，其中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铁厂、熟铁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等六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鱼片钩针厂、打铜厂、翻砂厂、木模厂、锅炉厂等八个小厂。汉阳铁厂共设有生铁炉两座，炼钢炉四座，另配有洗煤机、焦炭炉，机器设备则主要购自比利时。工程技术人员40多人分别聘自比利时、英国和德国，总工程师亨利•贺伯生（Henry Hobson）是英国人。据驻英公使薛福成介绍说，此人“学艺颇精，于选地、建厂、安机、熔炼各事均甚谙练”（《出使日记》卷三）。为培养本国人才，张之洞还于光绪十九年（1893）选派华人工匠20名到比利时学习一年，回国后充当技术骨干。

　　炼铁必须要有铁矿石和煤炭，因此在创办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定议开采大冶铁矿。大冶属武昌府，离长江岸边的黄石港颇近。张之洞聘请了一支由德国人组成的探矿队前往勘查，结果发现这里的铁矿蕴藏丰富。据估计：若每年开采一万吨，可供开采两千年。同时，矿石含铁量高，可达64%。这一发现让德国政府垂涎不已，他们竟与总理衙门交涉，要求获得开采权，但被张之洞断然拒绝。在煤炭供给方面，大冶有王三石煤矿、明家湾煤矿，江夏还有马鞍山煤矿。从当时的规模来说，汉阳铁厂“实兼采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张之洞语），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个近代钢铁联合企业。

　　光绪二十年正月初四日（1894年2月15日）铁厂锻铁炉开炉，五月二十五日（6月28日），生铁大炉开炼，二十七日（6月30日）正式出铁。以当时的规模，汉阳铁厂每年可产生铁21900吨。按张之洞的估算，如果发挥全部生产能力，每年可产精钢、熟铁三万吨。当然，事实上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指标。以后，因经费不足，铁厂由官办转为商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盛宣怀接手。从1896年至1901年，六年中该厂共生产生铁26800吨，熟铁700吨，钢1600吨，铁轨22100吨，铁器3700吨。此外，还有其他铁制品。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汉口贸易报告，汉阳铁厂生产的钢材有15000吨用于铁路建设（制造钢轨和铆钉），同时还向日本出口，出口钢铁价值82000海关两。

　　一百多年前，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张之洞能举办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无疑是很有魄力的壮举。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的最大钢铁厂，那时，“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指印度）皆无铁厂”（张之洞语），日本的八幡制铁所直到1901年才开始投产，比汉阳铁厂晚了七年。汉阳铁厂不仅开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河，也成为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使中外人士刮目相看。有人认为，武汉将“成为中国的匹兹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此三地为当时欧美诸强国的钢铁生产中心）。

　　创办汉阳铁厂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亚洲都堪称壮举，但这个“壮举”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却步履艰难，前途黯淡。铁厂开始为官办，由清政府拨给巨款，前后六七年间共花费了560多万两白银。因靡费过多，亏耗甚大，产品成本高而销路不畅，企业运转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再加上产量不多，质量不高，燃料供应不足，使批评之声四起，连清政府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间发出上谕，责备张之洞“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成效”。面对重重困难，张之洞一筹莫展，他向清政府表白说：“开办以来，巨细万端，而皆非经见，事机屡变，而意计难周，经营积年，心力交困。”（《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把汉阳铁厂及大冶铁矿交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由他招商股一百万两接办。汉阳铁厂虽然由官办改成了商办，但管理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经营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没有得到他预想的成果，究其原因，除了封建制度的制约外，也还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张之洞追求富国强兵，也意识到创办现代工业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化理念、知识结构基本上是陈旧的，对办近代企业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在创办汉阳铁厂时不可避免地犯了很多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关于厂址的选择，未选产煤、产铁的黄石和大冶，而确定在离煤铁矿较远且地势低洼的汉阳，实为失策。其二是向英国订购炼钢炉时，张之洞没有听取相关建议，先对铁砂进行化验，反而武断地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结果购置的三座炼钢炉有两座为酸性转炉，与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石不相匹配，严重影响了产品质量。其三，由于事先考虑不周，煤炭供应不上，使生产常陷停顿，从而不得不高价购买开平生产之煤，甚至从国外进口焦炭，造成严重浪费。

　　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工业，特别是钢铁制造业的创办是有贡献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他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他创办近代化钢铁企业的历史业绩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留下的经验与教训也值得借鉴。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10部（部分合著），发表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

（转载自《清史镜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