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中

    明朝的崇祯帝有子七人，其中二子、五子、六子、七子幼年早殇。崇祯末年只剩长子，即太子朱慈烺;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另外，五子名慈焕，此为《明史·诸王传》说法。据《弘光实康娜令来三大子录钞》，三子名慈灿，四子名慈焕)。崇祯帝自隘于煤山之前，曾召唤他们，令他们改穿旧衣，并告诫说:“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同时寄希望:“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吴伟业《绥寇纪略》)其后紫禁城风云剧变，崇祯三位太子的行踪外人一时无从确知。

    顺治元年(1644)，清廷抓住皇太子，但一时真伪之说各异。第二年，清廷诏告天下，称是伪太子，旋即处死。这一年也是南明弘光元年，在福王的朝廷也出现了一位皇太子，同样真假莫辨，成为轰动一时、牵动政坛的的大案，最后弘光朝廷以该太子是明验马都尉王昺之孙王之明假冒而终了此案。清兵攻陷南京后，该太子被押送北京，后被匆匆处死。南北皇太子之真伪是一桩公案，但另一方面，自此以后，皇长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就将目光集中在剩下的两位皇子，特别是三皇子身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朱三太子”。

    顺治年间已有人以此为旗号，以对抗清廷。例如顺治十二年(1655)，有朱国琪者，称“朱三”公子，在苏北组织反清活动。第二年，清兵在直隶拿获朱慈焞，自称是崇祯之子，亦欲举事抗清。但这些朱三太子事件和当时轰轰烈烈、与清朝相抗的南明及农民军相比，影响不大。

    康熙曾自述，在他亲政后，视三藩、潜运、河工为三件大事，他并未曾想到“朱三太子”将会是他一生的对手。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起兵反叛，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才得此事的确切消息。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就在康熙所在的京师，一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的起义正在谋划之中。杨起隆利用八旗主奴、主佃之间的尖锐矛盾，发展了以八旗奴仆、佃户为主的队伍约有千人，他自称朱三太子，建年号“广德”，起义者称“中兴官兵”，以头裹白布、身束红带为标志，定于二十三日五更时分同时在“京城内外，放火举事”。后因消息泄露，杨起隆提前在二十二日匆忙起事。对于这起朱三太子事件，康熙极为震惊，为缉拿“朱三太子”和起义者，关闭京师九门，“获贼既多，斩头无地，以车满载出九门斩之，尸积如山。如是者八日!”(侠名《松下杂抄》)为集中精力对付吴三桂.康熙连发上谕，力图保持京师安定，但他一刻也未放松对杨起隆的缉拿。康熙十九年(1680)，在陕西、汉中一带拿获一持“安国大将军印”、自称“朱三太子”者，此人自称是杨起隆，原名叫朱次门，康熙却认为，他是假太子，且是假杨起隆，乃是一旗下逃人，入杨起隆的队伍，后托名造反而已。康熙二十一年(1682)，杨起隆的旧部王建中在陕西抗清被捕，康熙还下令，要对杨起隆案“时当留意”。

    当时，除了杨起隆案外，还有其他的朱三太子案。康熙十六年(1677)，福建漳州人蔡寅诈称“朱三太子”，纠集海上兵勇，皆头裹白布，称“白头军”，与台湾郑经联合，后被海澄公黄芳世击败。康熙十八年(1679)，安亲王岳乐在湖南新化县的一座寺庙里，拿获了一名叫朱慈灿的人，自称是明朝太子。后康熙断定是假太子:“朕曾以此事问之在内旧太监，据云: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朕思历年已久，至今始出，自然近伪。”(《清圣祖实录)))应该说，康熙的立论站不住脚，他使用的也是“大约”等含混之辞。康熙只是想尽快平定三藩之乱，不要节外生枝而已。后来这位朱慈灿及上面的假杨起隆都被处死。

    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社会步入安定时期，康熙也主动地想到了明帝的后裔。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第三次南巡，他亲自祭奠明太祖的孝陵，见到陵寝倾圮过甚，认为是无人专司其职所致。康熙触景生情:“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这无疑表明康熙要善待明之后人，自然包括“朱三太子”，只是地方官以“虽经查访，亦难得实”为词而作罢(《清圣祖实录》)。然而，“朱三太子”并未消失，一场更为猛烈的“朱三太子”案即将发生。

    从康熙四十年代起，在浙江的绍兴、宁波等地，有张念一(即张廿一张君玉)、张念二(即张廿二张君锡)等人活动，他们拥戴朱三太子，打出了大明天德的年号。他们袭击清兵，后集中于四明山地区抗清。康熙对此极为关注，下令他的心腹苏州织造李煦等人探听清息，及时上报。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二月拿获张念一等人后，康熙特派户部侍郎穆丹前往审理，并特别谕令:将张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拿。四月初三日，“朱三太子”在山东汉上县被抓获。据他的供词及其他材料知道，他是明朝后裔，名朱慈焕，是崇祯四子，曾落入李自成军中。后流落南方，在凤阳被一王姓乡绅收养，遂从姓王。继而又出家为僧，后入赘浙江余姚县胡家。他名王士元，人称王老先生。张念一等人拥戴他反清，使得这位朱三很害怕，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起他就开始藏匿生涯，先是躲到宁波府镇海县，康熙四十五年(1706)七月，他又将家眷迁到湖州府长兴县。但官府缉查日紧，十一月，他的一妻一妾，三个女儿和大儿媳都上吊而死。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收入监牢。他自己出逃后，改名张用观，十二月来到了山东坟上县李方远家当教书先生:“我从没有非分之想。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劝不住他们，所以躲到山东，苟延残喘而已。”(《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康熙下令将朱三及两个儿子解往浙江审理。后朱三祖孙三代共七人押解京师。十月初五日经九卿科道会审，认为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年间身故，又传唤明末老太监，结果都不认识朱三。因此认定朱三为假冒。最后康熙下旨:朱三即王士元，著凌迟处死，其五个儿子立斩。

    尽管朱三言之凿凿，尽管他个人老实本分，且年已七十有六，尽管他对清朝还心存感激，要谢三大恩:所谓灭流贼，雪君父仇;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皇上躬行祭莫先朝祖宗坟墓。但康熙并未手下留情，还是认定是假冒。这位朱三太子是真是假，亦难定论，但这不重要。此案刑部有判语:“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李方远《张先生传》)这倒是说出了康熙的心里话。

    康熙一朝称朱三太子者颇多。直至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朝最大的反抗起义—台湾朱一贵起义爆发。朱一贵自称明朝后裔，而其子称为朱三太子。对康熙言，朱三太子真是阴魂不散。

康熙即位后，除了台湾郑氏集团外，南明及农民军已基本不复存在。但人们对明朝的故国之思并未减弱，开始更多地打着明裔的旗号，特别是“朱三太子”，作为号召力量。所谓“朱三太子，为康熙间人思明裔之一种公名”而已(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中期还有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但此后日见衰微。

转载自：《文史知识》200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