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伟

   北京自元明以来长期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其政局直接影响着全国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生曾三次来到北京并最终病逝于此，他与袁世凯的唯一会见也发生在这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于12月25日结束长期海外流亡，回到国内。29日，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形成了与北京清政府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2月12日，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次日，孙中山履行先前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提名选举袁世凯为继任人。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政府北迁，南北统一初步告成，各党派团体纷纷将总部迁往北京，北京成为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势力角逐斗争的中心。

　　虽然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但黄兴在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出任南京留守，对袁世凯仍然具有一定威胁。同时，革命党人也是参议院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对政府有制约作用。为了缓和局面，稳定局势，袁世凯派专人南下，邀请孙中山、黄兴到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抱着疏通南北感情，“融合意见”的良好愿望，不顾周围人士劝阻，决意北上。1912年8月24日17时30分，孙中山乘坐火车由天津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这是他第二次到京（1894年，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与友人陆皓东曾来过北京），袁世凯派心腹赵秉钧前去欢迎。北京一时万人空巷，市民争睹其风采。各报刊争相采访、报道孙中山之行，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旋风。

　　当晚8时，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亲自为孙中山执盏，略谓：“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表示，国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唯有恢复生产，兴办实业，开源节流，而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提出修筑全国铁路之务，希望袁世凯给予帮助。宴会结束后，袁世凯对人感慨与孙相见恨晚，谓：“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对其他人称：“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孙中山年谱长编》）

　　孙中山此次入京，正值时局微妙之际。就在孙入京前9天，作为武昌起义元勋之一的革命党人张振武，因与黎元洪的矛盾被黎电请袁世凯杀害于北京，一时舆论哗然,革命党的报纸激烈抨击，一些其他报纸也纷纷加入声讨队伍，指责这一行为“违法”。南方的革命党人极为愤慨，本拟随孙中山北上的黄兴因此推迟行期,两次发送电报严词质问袁世凯，有人甚至要求用武力解决此事。袁世凯政府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此时孙中山进京，可谓雪中送炭。早在双方会面以前，孙中山就经常在多种场合表示信任并支持袁世凯。他还在张振武被杀一事上为袁开脱，在催促黄兴进京的电报中，孙中山明确表示，袁世凯同意处死张振武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促进当时南北统一的大局。正是孙中山的坚持，本已放弃入京计划的黄兴最终还是来到了北京。

　　而袁世凯对孙中山也是非常期待，孙在京期间，袁自始至终态度谦卑，为表示礼让，他将自己在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临时大总统府第作为孙中山在京居所，自己则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据时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描述，双方长谈共计13次，“论事最为畅恰”。谈话时间多为自下午4点至晚上10点或12点，有时甚至延长至翌日凌晨2点。多数会谈只限孙、袁及梁士诒三人，内容皆国家大政、中外情形，如内阁、土地、实业、军队、外交、迁都、党争、对外借款等。（《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袁世凯一再表示孙中山、黄兴是建立民国之“首功”、南北统一之“关键”、民国安危之“所系”，并表示待正式大总统选出之后，也要退出政坛，与孙、黄共谋社会建设事业。对于会谈结果，孙中山也是满意的，他曾经亲口对袁表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同时，多次公开劝诫国民党人破除党界，勿争意见，与政府保持一致，和衷共济。

　　铁路和实业是这一时期孙中山非常关心的问题。卸任总统之后，孙中山的政治热情下降，他认为，民国建立之后，三民主义之民族、民权均已完成，唯有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他基本不理会同盟会日常事务，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也没有亲自出面组织，宋教仁成为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孙中山将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他开始游历国内各省，所到之处即阐释其实行民生主义的主张。在孙中山看来，“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在卸任总统之后的几个月中，孙考察了津浦、胶济、京张等重要铁路干线。他曾在与袁的会谈中约定，十年之内，袁练成陆军一百万，而其本人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期望国家每年收入八万万。1912年9月9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规定：在借款方面，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及政治意味；权限方面，未动工之铁路归孙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其管理权限需要与交通部商定；用人方面，一切以孙中山为准，政府不加干涉；经费方面，暂由交通部每月拨款3万元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孙中山也具体实施了铁路计划，于同年10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赴日考察。但随着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决裂，上述约定迅速沦为一纸空文。

　　孙中山在京期间，到过很多地方。当时的国务院在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晚清大臣那桐府第的俗称）宴请过他，前清皇室人员也在此举行宴会欢迎他。孙中山还拜访了清朝最后三年的实际掌权者——宣统帝之父、摄政王载沣，慰勉其和平交权。载沣表示民国建立是大势所趋，自己感谢民国的照顾。此外，孙中山还参观了雍和宫、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颐和园，到南口考察了京张铁路，在位于灯市口的基督教堂出席了基督教会、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青年会等欢迎大会，在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参加了多位友人的欢迎会等。9月17日，孙中山离京赴山西考察。

　　孙中山与袁世凯都是清末民初影响巨大的政治强人，双方的会见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在公开场合对袁的推崇进一步提升了后者的声望，其卸任总统之后专心实业的一系列表态进一步淡化了对抗态度。参议院中国民党议员与北洋政府的对立也开始缓解。袁世凯则通过表面上的谦卑姿态，表达了他作为临时大总统所具有的开诚布公的政治胸怀，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地位与向心力。南北之间似乎开始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因张振武案而引发的动荡局势被稳住，该案最后不了了之。

　　表面看来，孙、袁关系融洽，此一时期也是两人的“蜜月期”，但双方其实各怀心事。袁世凯从未真正放松警惕，而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放弃对最高权力的争取，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暂时屈就。孙中山既是一个信仰上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者。他曾公开说明：“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民立报》1912年9月3日）就在孙中山在京期间，由孙所创办的上海英文报纸《民国西报》却在攻击袁世凯。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袁达成了共识，但还有更多的分歧始终存在。孙中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务实选择，有些姿态绝非其内心的真实表露。像他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被袁世凯轻易迷惑。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不到一年之后，孙、袁二人关系就迅速跌入冰点，并最终兵戎相见。

　　作者简介

　　王建伟，1979年生，内蒙古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民国政治文化史、民国北京历史，著有《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