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太新

一、自然灾害频繁 

    有清一代，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从下列几组统计数字可看到： 

    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主要自然灾害情况：顺治元年（1644）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计176年间，据《清实录》记载，全国共发生自然灾害2467次。其中，水灾1159次，占47％；旱灾613次，占25％；雹灾287次，占12％；虫灾112次，霜灾98次，风灾92次，地震89次，雪灾17次，共占约0.7％—5％。年均被灾约14次。按省而言，直隶被灾303次，甘肃264次，江苏241次，安徽186次，山东181次。 

    顺治至道光灾情，据统计：水灾16384起，占总灾数56％；旱灾9185起，占总灾数32％；雹灾1281起，占总灾数4％；虫灾538起，占总灾数2％。从上述数据看，从顺治至道光207年间，年均水灾79.1次，旱灾44.4次，雹灾6.2次，虫灾2.6次。 

    从乾隆至宣统年间，长江流域遭受洪涝灾害州县累计：上游地区被灾县份计1 128次，中游地区被灾县份达5 386次，下游地区被灾县份达3 473次。不管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来考察，都说明清代的中国是个多灾的国家，尤以水灾为甚。 

       频繁的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如顺治十年（1653）四月，直隶地区霪雨一月，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小民艰於居食，妇子嗷嗷，甚者倾压致死。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邳州、宿迁、高邮、邵伯、盐城、兴化等六州县卫所，黎庶罹灾，有房屋漂荡，有贫乏不能糊口者。乾隆四年（1739），山东单县、荷泽、曹县、金乡、济宁、临清卫等六州县卫，黄水漫溢，淹没秋禾。并冲坍房屋。光绪三年（1877），山西被灾，曾国藩称：省南灾重粮缺，哀鸿遍野，待哺嗷嗷，惨不可言。王锡纶云：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而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北大灾，张之洞说：天门、汉川，被水灾民数十万，不惟无粮可食，无田可耕，抑且无地无屋可栖止。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北受灾，《时报》称：当地草根树皮铲除皆尽，被灾民数有一千五百万之多。被灾情况，惨不可言。 

       二、备荒措施 

    无论是水灾、旱灾、雹灾、虫灾等自然灾害，一旦发生，首先出现的是粮食减产或颗粒无收。然民以食为天，不可一日无粮，粮食问题就成了救灾中的关键。贮备充足粮食，是国家救灾首务，为此清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1、设立常平仓、义仓、社仓。顺治十一年以前，社会救济制度不健全，近京地方遭受灾荒，饿民得钱犹难易米。经此大饥荒后，许多大臣进规复常平仓、义仓、社仓之议。此后各省纷纷设立常平等仓。这些仓储的功能在于平粜（遇灾年，官方将仓粮按平价出售）和救灾。康熙、雍正年间全国常平仓储粮有48 110 680石，因全国储备粮过多，而红腐事件屡有发生。乾隆十三年，定全国常平仓储粮总数额为33 792 330石。社仓，主要设在乡村。初创于康熙年间，但成效不大，至雍正时得到发展，到乾隆十八年(1753)时，捐谷数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一百四十四个州县卫所共有村庄35 210，为仓1500，主要作为乡村救济，无大灾害时，春借秋还。康熙时期规定，春借一石，秋还一石一斗；雍正二年（1724）规定，春借一石，秋还一石二斗，十年后，息已二倍于本，以加一行息，小歉即免息。义仓，主要设于城市，系两淮盐商及浙江商众捐资设立。各处盐义仓额储仓谷有五十万石左右。 

2、截漕赈济。漕粮是国家的“天庾正仓”，历朝都很少挪为他用。到清代，漕粮的功能发生变化，除提供皇室、贵族用粮，京师官兵俸米、甲米外，作为社会功能这部分显得越来越重要。清政府为解决灾区粮食困难，截漕赈粜成为经常之事。直隶省自乾隆二年(1737)起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止，截漕赈粜达44次之多，还仅是不完全统计。京畿以外各省，也常截拔漕粮赈济或平粜。据记载，从康熙三十年（1691）起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截留赈济米在5 011 867石以上。 

3、进口粮食。从同治六年（1867）至宣统三年（1911）年间，从国外进口粮食158 109 490担。其中：进口粮食千万担以上有2个年份，进口百万担以上有25个年份，进口十万担以上有15个年份，进口万担以上3个年份，进口千担以上只有2个年份。进口粮食最多年份，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高达12 765 189担。 

三、救灾措施 

    灾情发生后，政府根据灾情严重程度，分别处理，目的在于安定灾民情绪，保证灾民有饭吃，能安居。救灾措施很多，择其要点如下： 

    其一，开仓赈济。有几种情况：一是，灾情不是十分严重的地方，开仓平粜。在粮价高居时，按市价减十分之一，而后以次递减办法，使铺户在政府政策指导下，逐步降低粮价，期平为止。这样“则铺户无所操其权，官谷不虞其匮，谷价可以渐平”。若骤减，则会使私商囤积居奇。政府为了保证市场供给，做到“货集价落”，一方面颁布禁止遏籴（dí，买入）之令，同时吸收商人参与粮食运销，借给商人资本，保护商人合法利益，给少数民族商人免税优待等。二是仓谷出借。按灾民人头借给粮谷。小歉年份，灾民还粮时，要加收一成利息；大灾还粮时，不收息谷。三是赈恤。将仓谷或库银直接分给灾民。有时，也发动民间办赈。对房屋倒塌、无栖身之所者，政府设法安顿。 

    其二，以工代赈。在灾区地方，兴建公共工程，安排灾民生计。如雍正年间，直隶近京地方，因水灾歉收，灾民骤集京城，雍正皇帝指示：“各处皆有工程，或修堤岸，或开水利，正需人力以修土功，伊等回籍，就近佣工度日”。乾隆年间，淮北遭受旱灾，政府将灾民安排到盐城新兴场河、阜宁庙湾场河挖掘淤泥，疏浚水道，政府给予食粮。 

    其三，安置流民。对离乡背井灾民，政府在灾民集中地方开饭厂或粥厂，实行赈济。如雍正四年(1726)，在北京五城设饭厂，后又于五门增设饭厂五处，“俾穷民得以养给”。同时鼓励灾时回原籍，政府根据灾民离原籍远近，发给路费，每人每程给银六分，老病者加给三分，沿途患病者，地方官留养医治，政府派人护送。 

    其四，灾后安置。政府借给灾民籽种牛具。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江苏之安东等八州县卫、安徽之凤阳等十二州县卫，陕西朝邑商南二县、河南之淅川内乡二县，夏秋遭受水灾，政府借给籽种牛具。有时，政府也对房屋坍塌者给以资助。这个办法后来形成了制度。 

四、几点启示 

    第一，灾情要及时、如实报告，严防官吏掩饰灾情，弄虚作假。光绪元年（1875），江苏赣榆县，上年秋收歉薄，这一年旱蝗交作，人民苦不堪言。而县官以收成七成五上报，以至官赈无望，由此造成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 

    第二，保证仓储充实。康雍乾年间规定，常平仓积谷出粜后，新谷上市时仍令州县买谷返仓，如价格上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故仓储丰富，有时至红腐。而后，常平仓积谷经常出现亏空。咸丰四年(1854)，江西南昌十二府州所属各厅协县缺谷达24万石。光绪二十四年，盛宣怀称：近来州县办理不善，“十邑九空”。加上漕粮短缺，到清末，政府救灾能力已大大下降。 

    第三，救灾不能依赖进口粮。进口少量粮食，作为救灾辅助手段是可行的，但如大量进口救灾粮，就会拉动国际市场粮价，增加救灾成本。同时，也要防备某些国家把粮食变成战略物资，对受灾国形成挟制。 

    第四，加强对熟荒保护。江苏松江府，康熙初，连续三年大丰收，五年又获丰收，结果粮价大跌，“富人菽粟盈仓，委之而逃”，“苏州田地三百年来从无荒逃者，至今日而荒逃过半矣”。防丰年变灾年，这些值得引起重视。 

作者简介 

江太新，1940年生，福建永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清代漕运》(合著)、《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合著)、《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合著)等。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