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目录学（一）

吴杰 黄爱平

我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内容相当丰富。自西汉刘向、刘散父子编定《别录》、《七略》，开创了群书目录之后，目录学就逐渐发展了起来。及至清代，特别是在乾嘉时期，随着考据学的兴盛，目录学由原来学术史的旁门别支转而成为当时学者士人几乎人人都要研习的必修之课，到达了它璀灿的鼎盛时期。

有清一代目录学的繁荣，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目录学受到普遍的重视。以住的目录学大都局限在书籍的整理、分类、编目等方面，而清人则把目录学视为入学的门径读书的基础。所谓“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①“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②许多学者不仅深入研究目录学，而且亲自编制各种目录，甚至到了晚清，维新人士在学习西方，鼓吹变法之时，也要利用目录学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

二、目录学著作的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从汉魏至明末，各种官撰私著目录，包括史志目录在内，共计151种，③而有清一代各种目录著作就有156种，④超出此前历代目录著作的总和，足见其数量之多。三、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大量出现。清代许多专门学科，如经学、史学、版本、金石、文字、宗教、戏曲、书画、历算等，都有独自的目录。为特定书籍所编的目录也屡见不鲜，如丛书、进呈书、禁书、译书，或者有关某人、某书、某一地区的资料，也都编有专门的目录。其种类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历代所难以相比的。四、目录著作的编制水平明显提高。清代出现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目录著作，著名的《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隋书经籍志考证》等书，都以其收集之广或考证之精为后世所重。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集众多著名学者之力，对以往典籍作了系统的清理和扼要的评论，至今仍是目录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

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一个专门学科，目录学的发展，是与学术风气、学术思潮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学术发展的轮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其基本特征诚如王国维所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⑥即如主张凡学术史都应分成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阶段的梁启超也说：“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是衰落期也”，⑥实际上也认为只有三个阶段。清代目录学与这一学术轨迹大致相应，可以分为清初、乾嘉、晚清三个时期，而以乾嘉时期为其发展的高峰。

(一)

清代初年的目录学，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中。一方面，承明代目录学之衰，不可避免地沿袭了前代目录学的一些间题，另一方面，又与清初学风的转变相应，反映出某种求实、创新的倾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明代崇尚理学，学者好发宏论，且往往“以臆见考《诗》、《书》，以杜撰窜三传”，必多有凿空之言。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心学盛行，学风日益空疏，学者大都“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⑧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显得比较空浮，“版本之学是不讲究的，学术源流也是不考察的”。⑨这种学风在目录学上也同样表现了出来。

明代目录学著作的数量并不为少，在类目的编排方面也有些新意，⑩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些目录著作大多编得比较粗糙，缺乏学术功力。如杨士奇主持编纂的国家图书目录《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为顺序，从‘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五十橱，所录之书只注书名、册数，而无撰人、卷数，有的甚至连册数都不注，这实际上无异一本图书登记薄，难怪后人评论说：“如此著录，从来官撰私著所未有也”。11即或一些在明代算是较好的目录，诸如焦欢《国史经籍志》、陈第《世善堂书目》、祁承璞《澹生堂藏书目》等，也或著录不详，或考订不精，或归类不当，如果从目录学“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要求来看，它们都难以充分发挥介绍图书、明辨学术、指导阅读的作用。

一代学术或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都不能不借鉴、利用前人的思想材料和学术成果。基础好自然起点高，反之亦然。清初目录学所能凭藉的历史遗存十分有限，明代以前的目录著作，除史志目录和专科目录尚有踪迹可见外，其余的群书目录大都已经亡佚。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当时私家目录的代表作，被誉为“目录之冠”，但都久已失传，晁书至康熙末年始得以重刊行世，陈书则至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官修《崇文总目》和尤袤《遂初堂书目》也都“若存若亡，几希湮灭’。12因此，清初学者编纂目录，基本上只能参考明人的著作，这一时期的目录著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明代目录学的影响。如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系以千字文为顺序，可说是仿效《文渊阁书目》的结果。因此之故，明代目录著作中存在的一些间题，在清初也表现得比较突出。

一、目录分类比较混乱。古代目录的分类，大体包括部目分类、子目分类和小目分类三个层次，即所谓三级分类法。部目的分类虽有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十二分数种，但自《隋书·经籍志》之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不按四部分类者也时有所出，如明代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陈第《世善堂书目》，清初曹寅《株亭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但这类书目实际上也未能跳出四部分类的巢臼，它们的独特之处只是在四部的基础上增设若干新的类目。因此，所谓目录分类比较混乱的间题，主要反映在子目的分类方面。

子目分类的难度较大，编目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所以，历代目录著作的子目分类都有欠妥之处，明代更是如此。清初这一间题也未引起重视，一些书目在子目分类上表现出一种随意性，经不起推敲。如金檀《文瑞楼书目》，以四部顺序设置九十一个子目，已显繁杂。而按照体例要求，诗赋文章应该归入集部，但是书在子部又别立古文、骚赋诸类，收录《六朝文选注》、《宋文鉴》、《元文类》、《楚辞》、《离骚》这样的书籍。再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把语言文字之书析为字学、小学二类；子部已设农家类而又在史部别立种艺、豢养类，均欠妥当。此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书，在子目的分类方面也都存在一些向题。

二、书籍归类多有不当。按照设置的目类，根据每一部书籍的内容，将其归入相应之处，这是一项需要学识、功力的工作。编目者如果不能遍览群书，不详细了解书籍的内容，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要是目类设置不妥，就会给书籍的归类带来困难。在清初的目录著作中，书籍归类多有不当之处。如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把属于笔记野史的《梦梁录》列入编年史类，钱曾《述古堂书目》把字书《玉篇》、《龙龛手镜》归入韵书类，等等。此类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三、不重视书目解题。刘向父子首创群书目录时，为所录之书一一撰写题解，介绍作者情况，书籍内容及其源流演变，这就是以后章学诚所强调的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好的题解不仅可以反映书籍的基本情况，而且还能揭示一代学术的大致轮廓，对于保存图书和启迪后学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人们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目录学视为入学之门径的。但明代学风空疏，影响及于目录学领域，不少目录著作只载书名、卷数、撰人，成了仅仅“部次甲乙”的流水帐簿。清初目录学承明之弊，学者普遍不重视书目解题，许多目录著作没有题解，甚至对作者情况也不著一字，有的则只对一部分著录书籍略作注释，或记书有几册，或标作者名氏，缺乏系统和条理，起不到考辨学术、介绍图书的作用。还有的书目虽有题解，但错误甚多，如《读书敏求记》，对一部分书籍的版本讲得比较详细，有一定得价值。但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往往漏洞百出，或以伪作真，或张冠李戴，问题随处可见。诚如周中孚所评论，“大抵详于空言，而略于实际，间有考证，亦颇乖舛。”

清初的目录学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在传统目录学由衰转盛德发展过程中，依然处在一个重要阶段，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明朝的灭亡，使封建士人受到了如同“天崩地解”的冲击，学者们在回首往事、总结教训的时候，往往把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视为祸国殃民的重要原因。为了改过纠弊，学术界开始提倡读书，崇尚实学，从而使学风逐渐由虚转实，由空反朴，与学风的转变相适应，清初的目录学业出现了一种求实的现象。有的学者不再满足于编纂簿录登记式的目录著作，而力图编出搜罗宏富，具有特色，能够指示学术门径的新作，朱彝尊的《经义考》即为其中的代表。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士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后为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九年辞官归里，潜心治学。它看到当时“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14《经义考》是经部书籍的总汇，凡属经部之书，无论存亡散佚与否，全部著录在册。同时，它又广收序、跋及有关材料，一一胪列排次。全书分御注、 敕撰、易、书灯二十八类，先列书名，再注卷数、作者或注疏者姓名，然后说明存、佚、阙或未见，最后排列各种材料，内容博洽，体例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虽然《经义考》也存在搜罗不全、材料不精等不足之处，但作为一部具有独创性的目录学著作，仍受到当时和后来学者的好评。毛奇龄谓“非博极群籍，不能有此”；15陈廷敬说《经义考》问世之后，有关经部的书籍“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16反映了学者们对是书的评价与推崇。

此外，《读书敏求记》专录宋元精刻之本，开善本书目之先河；梅文鼎的《勿庵历算书目》，首创历算书籍的专门目录；韩霖的《酉士书目》，收录传教士的著议之书，哲学目录学领域的创新之作，对以后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可以说，处在过渡时期的清初目录学，在扩大书目的种类，探讨书目的编例，发挥书目的作用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得成果。这为乾嘉时期目录学的繁荣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摘自《清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