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增越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人们安身立命必须懂的一门学问。避讳大致分三种：皇帝的名字叫国讳，父母尊长的名字叫家讳，周公孔孟等人的名字叫圣讳。犯家讳是无礼，犯国讳圣讳则是违法。其中，避皇帝及其先祖的讳是最为严格的一种，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必须遵循的。档案中皇帝先祖的名字往往也称为圣讳，当朝皇帝的名字称为御名。清朝是满人建立的政权，对于避讳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宽到严又从严到宽的过程，并由此关联到皇帝的起名。

康熙朝开始避讳

   清人人关以前是不避讳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后来根据满文音译的，当时既没有避讳习俗，也没有汉名，所以不避讳。至今满文研究者仍常把努尔哈赤译为努尔哈齐，认为这才与满语相符。顺治帝名福临，是人关后第一位皇帝，入关时才6岁，但名字早就有了“福临”二字，虽说如同他的年号“顺治”一样，用汉语解释很有开国吉祥的寓意，但实际是满文名字的音译。传说顺治帝曾说朕有福，不能因此就令天下人无福，所以不避讳。笔者未见出处。查清代档案，直到清朝灭亡，福、临二字经常出现，顺治帝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福全，顺治帝的孙子雍正帝给他的第七、八、九这三个儿子取名福宜、福惠、福沛（可惜这三个孩子没福，都夭折了），可见顺治帝的讳是不避的。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康熙帝大量接触了汉文化，取了汉文名字，在文化管制方面也更加严格。涉及皇帝名字的时候，就要回避。例如康熙帝的御名叫玄烨，凡写字刻书，都要以元代玄，以煜代烨。例如《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要改为“元之又元，众妙之门”，紫禁城北的玄武门改为神武门，《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黄”改“天地元黄”，等等。但康熙时期有关避讳的案件很少，雍正乾隆时期最为严格。

雍乾之世，避讳至严

   陈垣说：“雍乾之世，避讳至严”这也有一个由宽到严的过程。雍正初期，对避讳要求并不严格。雍正帝名胤禛，他将兄弟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例如胤禟改为允禟，胤祥改为允祥。按常理，避讳不仅要避字，也要避与这两个字相同音的字。这就带来很多问题。虽然雍正帝多次降谕旨，凡与御名发音相同的字不必回避，但还是有许多人名地名因为发音相同被

政换，例如真定府改叫正定府，崇祯改为崇正，赵匡胤改为赵匡允，等等。1735年9月，雍正帝去世，刚继位的乾隆帝就发布谕旨，再次强调以后凡内外各部院文武大小衙门一切章奏文移，遇雍正帝圣讳上一字胤改写为允，下一字禛改写为正。

   乾隆帝名弘历（歷），即位后，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避御名：“臣民遇‘弘’字改写‘宏’，遇‘歷’字改写为‘歴’。”乾隆帝认为：“避名之典，虽历代相沿，而实乃文字末节，无关于大义也”，此建议“不必行”，以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但又指出，如果有人名字中有和皇帝相同的字，内心感到不安，可以将弘字少写一点，将屋字中间的禾字写为木字，即写成“歴”，就可以了。一个月以后，乾隆帝又发谕旨：文以载道，写文章是要表达志向，总想着避讳，必然辗转嗫嚅，词不达意。以后一切章奏以及考试诗文，都要各展心思，各抒己见，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几年后，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请将名字犯御名讳的臣民一律治罪，可见，乾隆初年避讳并不严。但后来越来越严，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残酷程度。

   1757年发生的彭家屏案，乾隆帝认为彭在《大彭统记》中“于朕御名皆不缺笔。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联御讳罪人”，但彭历任大员，不同于老百姓，“其心实不可问，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即赐令自尽”。1779年，江西举人王锡侯编成一部《字贯》，在凡例中将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乾隆帝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

诛”。王锡侯等被杀。又过一年，河南小商贩刘峨将《圣讳实录》印刷50本卖给应试的童生，这本小册子本来是教人们如何避讳的，却列出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御名，刘峨等也被杀。类似的文字狱很多。这些人多数是潦倒书生、市井贫民，根本不会也不敢“犯上”，而乾隆帝却无限上纲，滥杀无辜。雍正乾隆时期，专制集权者的滥逞淫威和草营人命达到极点。

嘉道两朝，皇帝改名

   避讳问题也常常困扰着乾隆帝。他发现天坛的成贞门被改作成正门，明朝的王士禛改成了王士正，认为这差得太远了，后人都搞不清这个人是谁了，要求成正门改回成贞门，“所有王士正之名，著改为王士祯”。1763年11月，纪晓岚奏请将民间书籍和宫中修书．凡御名本字及加有偏旁的字（如泓、玄、泓等）都要缺笔，科举考场中如误写者，都要加以处分。所有宫中和民间藏书都要避讳修改。乾隆帝同意，但不久又感觉不妥，认为这太麻烦了，规定以后修书印书时要避讳，而已经出版的书就不用追改了。

   避讳造成混乱，大臣都战战兢兢，唯恐出错。河南巡抚的题本中，宏字少写了一点，乾隆帝认为“甚属无谓”，宏和弘本来就是两个字，汉字同音不同义，如果所有发hong、li音的字都少写一笔，那还有完吗？所以乾隆帝规定，以后不再回避与御名同音的字。

   王朝在延续，皇帝有更迭，要避的字会越来越多，长此以往，奏章都没法写了。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对皇帝的起名和避讳做了改革。

康熙帝和乾隆帝都长寿。康熙帝在世时给他的曾孙名取了一个永字；乾隆帝给他的第一个孙子取名绵德，并规定以后这一辈取名，上一字用“绵”字，下一个字中都要带“心”字。乾隆帝认为，“永”和“绵”，是辈分用字，以后宗支繁衍，都按此论辈分，所以不能改。他还规定，从他儿子辈起，按“永绵奕载”顺序排辈分。“永”和“绵”都是常用字，很难回避，永字八法，缺一笔不妥，而且名字是先皇所赐，强迫兄弟改名是对先皇不敬，耐手足不亲。“与其改众人之名以避一人之名，莫若改一人之名”。将来永字辈继承皇位的人就将名字中的永改作颙，再后的继位者把绵改作旻，颙、旻都是不常用的字，缺笔也容易。而永、绵等字就不用再改避了。以后奕字辈、载字辈等，都可以按此推广，永远遵行。并下令军机大臣敬谨存记，并抄写两份，一份交内阁封存，一份放在书房令皇子们牢记。

咸同光宣，皇帝也不改名

   自乾隆帝开始形成了皇帝名讳自行回避的策略，就是只改皇帝的名字，不改其他人的名字；但是改后的皇帝的名字还是要避讳，方法就是少写一笔。例如当绵寧（道光帝）继位后，立即发布上谕：将绵字改为旻，宁字不改，但写这两个字时，旻字要少写一点，寧字将心字改为一横一撇。颁布这道谕旨以前刻写的书籍都不用追改。

   1826年12月，道光帝令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在“永绵奕载”四字后，“撰拟十字，候朕酌定”。于是大臣进呈“溥、焘、記、蕃、毓、恒、彝、式、启、长”十个字，道光帝选用“溥毓恒启”四字，作为以后宗室排辈用字。道光帝还规定了避讳方法，也就是缺笔，但到了1846年4月，道光帝发布上谕说，按照“二名不偏讳”的原则，以后御名中第一个字不用再回避，也不用缺笔书写，下一字如伺缺笔，临时酌定。

   从咸丰帝以后，继位的皇帝也不改名了，也就是第一个辈分用字不再改了，也不用换字或缺笔，只避第二个字，谕旨发布之前所刻书籍都不用改。当然有些大臣还不适应，例如同治三年御史奏报，各省奏牍及考试诗文中，凡字中有“享”旁者，如谆、惇等，享都被改作（湻去掉左边偏旁）。对此同治帝重申，只有淳改用湻字，其他一律不改。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刘坤一奏请将都司潘奕勋更名，光绪帝认为，这“与前奉谕旨不偏讳之义不符，且奕字系辈分字，嗣后仍应毋庸避用”。

   1867年，咸丰帝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溥毓恒启”四字后，续拟四字，大臣们又恭拟十个字，开单具奏，咸丰帝选定了“焘闿增祺”四字。但大清皇帝到“溥”字辈就遭终结。1908年11月，溥仪继位后，颁布谕旨，溥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其下一字敬缺一撇”。三年后，清朝灭亡，在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避讳制度，也在溥仪退位后走到了尽头。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转引自《中国档案》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