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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康
清乾隆朝文禁之严、文网之密为中国历代所仅见。其时真正有分量的野史如凤毛麟角，历史成了官书的一统天下。而官修史书对宫闱秘事或语焉不详，或刻意讳饰，言词闪烁之间。不免留下种种疑窦。乾隆以后，随着文化思想统制的松弛，有关乾隆皇帝身世、婚姻、家庭等隐私的传闻开始在世间流布，迨至清末民初，达于极盛。野史秘闻固然为小说家津津乐道，但严肃的史家多不屑一顾。时至今日，凡写乾隆个人生活，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愈益壁垒分明，前者以官书为据，后者则笃信传闻、野史。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萦绕于乾隆身上的朵朵疑云有日益浓密之势。本文想谈谈有关乾隆诞生地、生母和嗣位的粗浅意见，请大家指正。
一、诞生地
晚清以来，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盛行于江南，《清宮词》：“巨族盐官高渤海，异闻百载每传疑。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1指的就是这段故事。孟森先生《海宁陈家》力辟传闻之伪，此文一出，史学界皆以为孟说信实有据。武侠小说大师、海宁人金庸(查良镛)虽然以乾隆为海宁陈世倌之子为主要线索写成风靡一时的《书剑恩仇录》，但他在该书“后记”中也不能无视孟森严谨的考据，而特别声明书中主人公、乾隆亲弟陈家洛“是我的杜撰”。
今天让人们感到困惑的倒是乾隆究竟出生在哪里，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他的生母到底是谁?
乾隆的诞生地有北京雍和宮与避暑山庄狮子园两种说法，二者的根据都相当坚强。
《清高宗实录》开首便载：“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宮邸。”2
乾隆皇帝本人在他的诗中也多次提到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七他去雍和宫礼佛，曾赋诗“人日雍和宫瞻礼”，结句“设以古希有二论，斯之吾亦始成人”下有双行小注：“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3乾隆五十四年“新正雍和宫瞻礼”一诗说得更明确，他在“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下加双行小注云：“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养育宫中。”4
准此，乾隆出生于北京雍和宫似可定论，但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从现存史料来看，乾隆究竟诞生于何处，在他在世时统治集团上层就有不同的说法。最早为我们提出某些线索的是曾任清史馆纂修的晚清遗儒张采田先生，他在《清列朝后妃传稿》中述及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时说；“满洲镶黄旗人，四品典仪凌柱女，事世宗雍邸，生高宗”，以下用双行小注先引《清高宗实录》，作为乾隆出生雍和宮的证据，然后又罗列了《清宣宗（道光）实录》和《恩福堂笔记》有关乾隆出生地问题的两条重要史料。下面先看《清宣宗实录》：“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庚申
谕内阁：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闇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据称，恭查大行皇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注相同。至《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等语。朕敬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兹据军机大臣等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御制诗集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除托津、戴均元俱已年老，毋庸在军机处行走，并不必恭理丧仪，与卢荫溥、文孚一并交部严加议处，卢荫溥、文孚年力尚强，与托庸、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有间，仍留军机大臣。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故不得不将原委明白宣示中外，著将此旨通谕知之。”5
以上所记的，就是嘉道之际政局翻覆的一大关键——“遗诏事件”。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顒琰猝死于避暑山庄，《清仁宗(嘉庆)实录》对如此重大事件的记述几近于作伪，《清宣宗实录》虽然多所曲饰，但毕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孟森先生早已据戴均元墓碑指出嘉庆未及指示缄藏传位密诏的鐍匣之所在而崩，6由此可知，“遗诏”云云，亦非帝之口授。当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人全班随扈热河行宫，所谓“大行皇帝遗诏”即出自他们之手，并经新即位的道光皇帝批准颁发全国及各藩属。不料八月二十日道光回銮京师后即开始追究托津等四军机所拟遗诏的错误，至九月初七，以明发谕旨的形式，将托、戴逐出军机，卢、文降级留值军机处。同日，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入直军机处，并为首揆，直至道光十五年卒，秉中轴十五年之久。朝局既出现巨大变化，道光才“不得不将原委”公诸天下，这样一来，乾隆“降生避暑山庄”之说遂尽为人知。值得注意的是，托津、戴均元为自己辩护时指出嘉庆《御制诗初集》中有两处“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
按嘉庆八年经嘉庆帝同意刊布的《御制诗初集》卷六所载嘉庆元年乾隆帝首次以太上皇身分在避暑山庄过万万寿节时，嗣皇帝顒琰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题赋诗一首，首句“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下，双行小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翌年，太上皇再度临幸山庄，八月十三日嗣皇帝仍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题，将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他在“合万方欢群爱敬，以天下养式仪型”句下双行小注云：“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7
诗注所谓“都福之庭”盖指康熙时所赐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避暑山庄狮子园，以其为万福所汇的潜龙之邸，故称“都福之庭”。这两首诗及诗注无论是否出自嘉庆亲笔，但至少是得到了他的首肯。道光日后批驳托津、戴均元等的回奏时说什么：“敬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才“实属巧辩”；说什么“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更属强词夺理。清内廷在此后再版的《仁宗御制诗初集》中，为掩盖事实，已按道光解释的口径，对“诗注”作了删改。8
下面再看张采田所引的另一条史料，《恩福堂笔记》：“高宗纯皇帝诞生于雍和宮，或相传为狮子园，此仁庙遗诏恭拟者所由误也。然前于丁卯岁实录馆进呈《圣训》首载‘诞圣’一条，仁庙即以为疑，饬馆臣查覆。经刘金门少宰凤诰奏，本圣制雍和宫诗，将圣集夹签呈进，上意始解。而圣制诗注谓：‘予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则知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9
《恩福堂笔记》的作者英和，内务府世家出身，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嘉庆二十五年“遗诏”事件中，奉旨随曹振镛等诘问“错拟”遗诏的托津等军机大臣，旋以吏部尚书入直军机处。上引《恩福堂笔记》开始即提“遗诏”之事，英和以为，传闻乾隆生于狮子园系“仁庙遗诏恭拟者所由误也”(《恩福堂笔记》称嘉庆多用“睿庙”，间或亦以“仁庙”名之)，但他又提出“丁卯岁”，即嘉庆十二年另一《清仁宗实录》缺载的关系到乾隆诞生地的事件。按《清高宗实录》及《圣训》自嘉庆四年开馆纂修，至十二年始竣。《圣训》定稿前，陆续进呈御览，据英和所记，《圣训》首载“诞圣”，嘉庆“即以为疑”，经刘凤诰指出乾隆《御制诗》所载诞于雍和宮，“上意始解”。这一记载足以证明嘉庆帝在嘉庆元年、二年太上皇万万寿节写诗时认定“皇父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而且到了嘉庆十二年审阅《高宗圣训》时仍持这样看法，只是由于刘凤诰拿出了出生于雍和宫的权威证据，才放弃了狮子园说。
刘凤诰实在是个值得重视的人物。此人是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高宗实录》开馆，任纂修，很快升为总纂、副总裁。嘉庆十二年正月，《实录》、《圣训》告成在即，嘉庆特命刘凤诰“专办馆事”，10可见在纂修先朝《实录》、《圣训》一事上对他的倚信。及《实录》、《圣训》告竣，刘凤诰加赏宫衔太子少保，并开复前此修书的降级处分，较之与修《实录》、《圣训》的主要大臣庄桂、董诰、曹振镛、文宁、玉麟、英和等恩眷最隆。11
嘉庆二十五年“遗诏”风波实际是“丁卯岁”《圣训》事件的一次反覆。嘉庆帝尸骨未寒，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就借缮拟遗诏之机，重翻旧案，而这次促使道光帝决心维护乾隆降生于雍和宫这一官方既定说法的，恰恰又是刘凤诰，只不过他没有象丁卯岁一样在幕前，而是转到了幕后。《清史稿》“曹振镛传”载；“(嘉庆)二十五年仁宗崩，枢臣撰遗诏，称高宗诞生于避暑山庄，编修刘凤诰知其误，告曹振镛。振镛召对陈之，宣宗怒，谴罢枢臣。寻命振镛为军机大臣。”12
庄练(苏同炳)先生为乾隆生于避暑山庄还提供了另一条证据，即管世铭“扈跸秋狩纪事诗”三十四首之四：“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宮。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诗后作者自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13
按管世铭，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五十一年十月以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六十年改浙江道监察御史，经大学士阿桂奏留军机处，嘉庆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卒。14未久，乾隆帝崩逝。庄练所引言乾隆降生狮子园的七绝载于管世铭《韫山堂诗集》卷十五，该诗集于管世铭故去不久即镌板行世。管世铭在官场中接交甚广，与阿桂尤有特殊情谊，他多次随扈乾隆巡幸塞外，驻跸山庄，将“狮子园说”载入诗中自有相当可靠的根据。附带说一句，管世铭直机庭者十余年，绝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他的另一首“扈跸秋狩纪事诗”：“惟凭谨畏直承明，缄口仍防出舌轻。有问辄将他语乱，肯言温室树何名?”可以为证。
总之，乾隆诞生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由来已久，证据坚实，不容忽视，但若令人信服，还需驳倒“雍和宫说”的根据，而乾隆本人自言出生在雍和宫又岂能轻易推翻?看来，乾隆皇帝的诞生地究竟在哪里?还是暂时当作一桩历史疑案比较稳妥。长期从事清代帝后研究的张采田先生对这个疑案实际上采取了疑以存疑的严谨态度，现在仍需要深入开掘，细心求证，把他开了头的文章作下去，争取有一个科学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二、生母
由于乾隆诞生地不能确证，因而其生母为谁也就有了异说。道理很简单，如果以官书所载，乾隆生母为钮祜禄氏，那么，她断无在临产之际离开雍王府邸而随同胤禛长途颠簸前往塞外生产之理。于是有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宫宫女的传闻。
庄练先生相信这类传闻，并在《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十全五福乾隆帝》中，作了进一步考证。他提出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李姓女子的根据有如下四条：
第一、故老传闻。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古今文史》半月刊周黎庵所作的“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引据逊清遗老冒鹤亭的说法，“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凡清宫人之隶汉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潜邸时，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宰而饮其血。鹿血奇热，功在壮阳，而秋狩日子不携妃从，一时躁急不克自持，适行宫有汉宫女李氏，奇丑，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几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时为冬初，翌岁重来，则秋中也，腹中一块肉已将堕地矣。康熙偶见此女，颇为震怒，盖以行宫森严，比制大内，种玉何人，必得严究，诘问之下，则四阿哥也。正在大诟下流种子之时，而李女已届坐褥，势不能任其污亵宫殿，乃指一马厩令入。此马厩盖草舍，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诞生于此焉”。庄练认为：“冒鹤亭因为曾在热河都统署中作幕宾之故，得闻热河行宫中人所传述之乾隆出生秘辛如此，实在大可以发正史隐讳”。
第二、《清圣祖(康熙)实录》卷二四七载：“康熙五十年七月，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赴热河请安。”庄练据此推断说：“所谓请安云云，实际正是官书记载的文饰之词。因为以时间推算，乾隆之生母此时正大腹便便，临产在即，康熙为了要确定雍正是否即为蓝田种玉之人，自必须在发现之后召讯雍正面质此事”。庄练认为：“《清圣祖实录》中的这一条记载，殊可为冒鹤亭的说法提供有力之旁证”。
第三、管世铭《韫山堂诗集》“扈跸秋狩纪事诗”和诗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庄练以为“足为此说之证”。
第四、官修的《热河志》有关狮子园的房屋记载中竟有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草房”。庄练断言：“此一草房，并非寻常的草房，正是冒鹤亭所说，在当年诞生乾隆的‘草厩’也”。16
高阳(许晏骈)先生赞同庄练的结论，并进而考证出“世宗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并非高宗的生母”。他提出的证据主要有两条：
第一、“依《清会典》规定，亲王可请封侧福晋四人，但以生有子女者为限，世宗在潜邸时，侧福晋仅二人，即后封贵妃的年羹尧之妹，及后封齐妃的李氏，皆曾生子。孝圣宪皇后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钮祜禄，父名凌柱，官四品典仪内大臣，如确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不应不封；且号为‘格格’，仍是‘小姐’的身分。”
第二、“凡妃嫔以生子为帝而被尊为皇太后者，上尊号的册文中，必有‘诞育’皇帝的字样，因为这是她唯一当上了太后的原因，非彰明不可”。据此，高阳细检张采田所纂《清列朝后妃传稿》，发现世祖生母孝庄文皇后册文有”笃育眇躬”，圣祖生母孝康章皇后册文有“诞眇躬”，世宗生母孝恭仁皇后册文有“诞育眇躬”，“但孝圣宪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的册文中，却无‘诞育’的字样”，如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上圣母尊号徽号册文中是“鞨(按原文如此)眇躬而备笃母仪”；再如乾隆十四年四月，‘以平金川加上徽号册文也仅说“藐躬久荷恩勤”。高阳称细检之后，“始终未见诞育二字”，由此而诘问：“高宗最喜咬文嚼字，果为孝圣宪皇后所出，而竟不用诞字，是诚何心?”
除此之外，高阳又举出《永宪录》卷二下记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后妃的姓氏与《东华录》不合。前者记熹妃为钱氏，后者则为钮祜禄氏。高阳还提出，《永宪录》的作者萧奭在上述册封后妃之后附记：“齐妃或云即今之崇庆皇太后，俟考。”他认为，萧奭不可能不知乾隆生母为熹妃，此处“俟考”二字是暗示“皇太后为热河行宫的宮女，内务府包衣女子的李氏”。”
以上“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宫宫女李氏”的一篇文章即由庄练立论、高阳驳论而合作完成了。设若其证据确凿，自是清史研究的一大突破，然而，现在似乎还不能这样说。
首先从高阳所举证据谈起。
《清会典》确有亲王可请封侧福晋四位的规定，但那是乾隆七年以后的定制。18雍正在潜邸时侧福晋二人，即年氏和李氏；乾隆为皇子以至封宝亲王，也只有侧福晋二人，即乌拉那拉氏与高佳氏。况且封为侧福晋也不尽“以生有子女者为限”。高佳氏终生无一子女，乌拉那拉氏虽生有皇十二子永璂和皇十三子永璟，但已是她继孝贤为皇后的事了。雍正居藩邸时，年氏、李氏两侧福晋确都生有子女，但“格格”耿氏、宋氏也都有子嗣而未晋封侧福晋。钮祜禄氏于康熙五十年八月诞高宗，三个多月后耿氏所出皇五子弘昼也来到人间。同为格格的钮祜禄氏与耿氏虽生子而未晋封并不新奇。高阳说钮祜禄氏“不应不封”侧福晋，难以成立。清皇室封妃、福晋极重女家出身，钮祜禄氏生子而仍为“格格”身分，在于她出身寒微，尽管她有一个高贵的姓氏。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谈。
至于乾隆即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册文中未有“诞育”字样，确是事实，但这不等于乾隆不承认钮祜禄氏是自己的生母。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圣母尊号、徽号册文中说“鞠眇躬而备笃母仪”，翌日，颁诏天下，诏书中即明明白白地说钮祜禄氏“诞育藐躬”。19此后，在加上皇太后徽号册文，以及布告天下的诏书中屡屡提到：“藐躬诞育，备荷恩勤”，“恩勤备至，生成荷鞠之劳”，“荷生成之大德”……。20如果一定要说“高宗最喜咬文嚼字”，那么，“鞠”除在“父兮生我，母兮鞠我”21这个意义上解为养育、抚养外，也有“生”的涵义。22
高阳相信《永宪录》作者萧奭兼用曲笔与隐笔“暗示”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宫女子李氏，很难视为一条新的证据。萧奭所说“齐妃或云即今之崇庆皇太后”这句话，似不能说他不知皇太后姓氏，而是有的人说皇太后即原来的齐妃，萧奭以为尚“俟考”。再有，《永宪录》记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后妃姓氏与《清世宗实录》、《东华录》确有分歧，但这也不能作为支持“热河行宫宮女李氏”说的根据。
下面再看庄练所举证据。
在论述乾隆诞生地时，已提到的管世铭诗并未涉及乾隆生母，因此只能作为乾隆降生狮子园的佐证。《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五十年七月皇四子胤禛“赴热河请安”，也很难作为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宮宫女李氏的“有力之旁证”。这些无须多说。“草房”则不能不说是清苑囿体制上的奇事，倒有必要加以申述。
清代离宫别苑中举凡殿堂轩馆、亭台楼榭、山水林泉，以至奇花异木，无不锡以嘉名，如有例外，那就是避暑山庄狮子园中的一景——“草房”．庄练就此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按“草房”不过茅屋三间，雍正居藩邸时曾亲笔题名“草房”，所以乾隆后来说：“(狮子)园中山房一区，皇考昔以‘草房’额之”。23乾隆即位后，于乾隆六年首次巡幸塞外、举行秋狩大典时，曾去狮子园一游，后以分赐六弟，果亲王弘瞻，所以二十余年间未再临幸狮子园。乾隆三十年弘瞻卒，翌年乾隆命重葺狮子园，“草房”亦整修一新。24此后，乾隆每于进哨木兰前，必往狮子园游览，而每次必往“草房”小憩，并赋诗以志其事。照乾隆自己解释，皇父雍正之所以于山岩之上留一草屋，不外“缀景”和“示俭”两种意义，因此数以十计的“草房”诗俱以此为主题。“草房”虽粗陋，但既经雍正题额，且寓有“朴敦俭示”的深意，乾隆又多次临幸题咏，《热河志》中将“草房”列入狮子园的房屋记载中，也是一件看来可疑，但又合乎情理的事。据此而断定“草房”即当年乾隆诞生的“草厩”，尚嫌根据薄弱。
上述庄练的三条证据，不过是为了证实逊清遗老冒鹤亭在避暑山庄听到的传闻。仅就此传闻而言，就有经不住推敲之处。冒鹤亭说雍正“去时为冬初”，便显与事实不合。据《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初一帝从京师起銮避暑塞外，皇四子胤禛随驾前往，当年九月初三车驾从山庄回銮。如说胤禛与热河行宫汉宫女李氏有一段露水姻缘的话，最迟不应超过九月初三，此时中秋甫过，当然不是“冬初”。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见诸清宫档案，25论者也无异议。即从“十月怀胎”的说法而论，这位李姓宫女若九月初受孕，则无论如何也等不到第二年八月十三日才临产。退一步讲，乾隆若真的如秦始皇那样“大期”而生，胤禛和宗人府也不可能承认这个月份不合、来路不明的婴儿为天潢贵冑，不管宫女李氏怎样咬定种玉人系四阿哥。冒鹤亭曾在热河都统署中作幕，他的说法值得重视，可惜的是，他所“得闻热河行宫中人所传述之乾隆出生秘辛”本身就有破绽，庄练先认定其可信，但又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支持这种传闻。
官书所载乾隆皇帝的生母是世宗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在乾隆诞生地尚无定论时，应该被认为是信史。
三、嗣位
诚然，钮祜禄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清帝后妃许多出自这一贵族世家。然而，却不能以乾隆生母姓钮祜禄而断言其出身高贵。她在雍正元年十二月以“格格”被册封为“熹妃”时，册文虽说“毓质名门”，那不过是沾了名门的光。晚清王闓运《今列女传》中记：“孝圣宪皇后，纯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十三岁入京师，值中外姊妹当选入宫，随往观之，门者初以为在籍中，既而引见，十人为列。始觉之。主者惧，谴令入末班。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即世宗宪皇帝王宫也。宪皇帝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如妃命，旦夕服事维谨，连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26王氏这段记载未必尽可信，但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自幼家贫，十三岁被选中秀女，分发雍邸执贱役，则是事实。戴逸先生指出，乾隆生母虽出自名门，但她“这一支裔已属式微”，27很有道理。是以她诞育了雍亲王第四子弘历后，地位仍在嫡福晋乌喇那拉氏和侧福晋年氏、李氏之下，直到雍正元年十二月才去掉了“格格”之称，晋封“熹妃”，位次依然居贵妃年氏、齐妃李氏之后，而此时乾隆已13岁，且已被密立为皇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应当深入研究的事。
雍正十子，弘晖、弘昐、弘昀、福宜，福惠、福沛早殇，第十子弘瞻雍正十一年才出生，其时储位已定，因此雍正诸子参与帝位竞争者实际上只有出生于康熙四十三年的三子弘时，与康熙五十年同年出生的四子弘历和五子弘昼三人。弘时生母为侧福晋李氏，弘历和弘昼生母俱为“格格”，就出身而论，弘历并不占优势。但雍正即位之初，即亲书密旨，立弘历为皇太子，把弘时、弘昼排除在帝位继承人之外，而且在此后的十三年间，不惜以非常手段，坚定不移地维护弘历的皇储地位，在雍正自有极充分的理由。下面看他去世后开启的传位诏书：“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遇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28这里，在“仁慈”、“孝友”之类官样文章式的叙述之后，特别强调弘历是康熙“最为钟爱”之孙，足见康熙的意向对弘历的递承皇统具有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在传位诏书中把这一层意思叙入，更增加了康熙态度的重大分量。
据乾隆自述，康熙六十一年春初谒皇祖康熙于圆明园牡丹台(后更名“镂月开云”)时，其父胤禛“以予名奏闻，遂蒙眷顾，育之禁廷”，29当年夏秋，弘历即随侍康熙巡幸塞外，住在山庄“万壑松风”之旁的“鉴始斋”，与皇祖朝夕相处五个多月之久。乾隆终生不忘皇祖对自己天高地厚的隆恩，到了晚年，乾隆更多次明确地说过，皇祖对自己逾格眷爱已“隐有付托之意”。30说明白一点，即康熙欲由弘历这个爱孙将来承继皇统。
这样一来，乾隆以后朝野就有了一种共同的看法：康熙帝为皇统延绵作了长远的考虑，他不仅安排了下一代皇位继承人，同时也默定了第三代皇帝乾隆。《清高宗实录》的纂修官们把这种看法表述得最为精确：“上(乾隆)之福祚久长，良由圣祖(康熙)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雍正)垂裕谷诒，周注于后，用以继绳一体，锡天下臣庶无疆之庥”。31而在王公大臣中，则常用“燕翼贻谋”来称道这一段帝位相承的佳话。“燕翼”，典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史载周朝奠基人古公亶父三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和少子季历，季历生子名昌，古公独垂青昌这个孙子，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了解父亲“欲立季历以传昌”的心曲，就跑到荆蛮之地，文身断发，让季历继承周国。32季历之子昌随之为周君，一手完成灭商大业，他就是三代圣主周文王。礼亲王昭梿以为康熙宠爱乾隆，“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33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然而，上述官方说法、野史记载都是皇统递承之局既定之后的主观推测，“隐有付托”也好，“默定于前”也好，“燕翼贻谋”也好，都缺乏有力的证据与合理的论证。因此，主雍正夺嫡说者，对此说不屑一顾，即使认为雍正得位之正无可非议的人，也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可信。
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证实康熙确有帝位传承于乾隆的长远考虑。以下从“乾隆八字”对康熙的影响、朝鲜史料中有关康熙传位的记载，以及雍正时代王公大臣的看法三层加以阐述。
1929年故宮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即有乾隆生辰八字，并附批语，其中一段曰：“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方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34据说吴相湘先生曾在故宮档案“乾隆八字”上见有康熙的批语：“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的，惟幼年总见浮灾”。35但《掌故丛编》公布“乾隆八字”时，并未以按语或加注的形式说明康熙曾加批语。不过，上述批语无论康熙手批也罢，其他精通子平学的术士所批也罢，现在至少可以推断康熙帝在康熙六十一年春曾看过“乾隆八字”，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由如下
“乾隆八字”上有“今岁壬寅，流年天喜星坐命，天福星守限，四季祯祥，喜福安宁”这样的话。康熙六十一年岁次壬寅，可见“乾隆八字”系该年所批。“天喜”，“天福”云云皆星相家术语，言其壬寅岁流年大吉，四季祥顺。这年春天，乾隆以皇孙首次谒见康熙，具体时间据《清圣祖实录》所载，第一次为三月丁酉，即三月十二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玉园，进宴”，第二次为三月庚戌，即三月二十五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34一月之中，康熙两次临幸胤禛赐园，内中涵义颇耐人寻味。看来，乾隆首谒康熙当在第一次，乾隆生辰八字亦在这次由康熙携回，现存“乾隆八字”批语即当在三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之间或为康熙所批，或为精于相术者所批。批语中说“此命富贵天然”、“为人仁孝”、“寿元高厚”云云，已囊括所谓“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35从命相来看，这个皇孙的八字已好得不能再好，而又有“子息极多”这样的占语，宜乎康熙对其另眼看待。而“幼岁总见浮灾”难免令慈祥的祖父放心不下，因此有三月二十五日再幸圆明园之举。乾隆的被“养育宫中”，当从此日始，乾隆入宫后，在皇祖身边度过了不到八个月的短暂时光，这中间康熙一再说乾隆“福泽较厚”、“福过于予”、“伊命贵重”，36这里屡屡提到了“命”、“福””云云，其根据只能是“乾隆八字”。
康熙晚年由于父子伦常之变，内心的孤寂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幼年聪明伶俐、仪表俊伟，使康熙一见爱怜，亦是人情使然。不过，康熙对乾隆之爱已超过了祖父宠爱孙辈的天伦之情，在康熙晚年继储悬而未决的微妙时刻，命相绝佳的皇孙弘历的闯入，不能不使康熙在考虑将“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托付何人时，开拓了新的思路。康熙最后一次驻跸山庄时，曾带乾隆亲往狮子园，令“带其生母来见”，见过以后，连谓这个出身寒微的雍府“格格”为“有福之人”。37如此逾于常格的言行，使乾隆后来推想“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朝鲜闻知皇帝崩逝、并派出敕使前往朝鲜传讣后。立即命远接使金演前往迎接，金演从清敕使的“译舌”那里得到了如下情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37这条有关康熙末命的重要情报当即由金演传回朝鲜政府，时间是当年十二月，距康熙之死不过一个月光景。当时雍正即位已成事实，而“胤禛第二子”——雍正的长子、二子、三子早殇，只有四子弘时尚在，因此弘历很自然地被视为胤禛“第二子”——即乾隆“必封为太子”则带有政治预言性质。事态的发展恰恰被这预言言中了，雍正即位，立即密立弘历为皇太子。关于这条朝鲜史料的可信性，详见张羽新先生“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一文，38这里只想简单涉及一下康雍乾三帝对命运的迷信。
康熙末命所谓乾隆“有英雄气象”，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似乎是荒唐可笑的，但康熙作为一个阅历极富的政治家，他对人的品评往往出于敏锐的政治直觉，更何况他还有“乾隆八字”为依据，所以说年幼的乾隆“有英雄气象”。
何以“有英雄气象”即“必封为太子”。从情理推断，雍正在将“乾隆八字”恭呈康熙参阅时，早已算准“此命富贵天然”。雍邸蓄有星相术士，而雍正本人亦精于此道，具体事例俯拾即是。雍正即位不久，曾自作主张，将年羹尧之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为子，在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年折的朱批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朕已谕将年熙过记与舅舅隆科多作子矣。年熙自今春病只管添，形气甚危，忽轻忽重，各样调治，幸皆有应，而不甚效。因此朕思此子非如此完的人，近日着人看他的命，目下并非坏运，而且下运数十年上好的运。但你目下运中言刑克长子，所以朕动此机，连尔父亦不曾商量，择好日即发旨矣。此子总不与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住，从此自然全愈健壮矣”。39象雍正这样看了年羹尧的命，又看了年子之命，且笃信到一旦将病危的年熙过继给他人即“自然全愈健壮”的人，不看自己亲生之子的命那是不可想像的。康熙、雍正父子在乾隆“养育宫中”前后必然议论过乾隆的命运。康熙正是出于对雍正的深切了解，所以末命才有乾隆“必封为太子”这样的论断，亦可作进一步推论，康熙正是基于乾隆“必封为太子”的信心，才在最后一刻决定皇位由雍正继承。
顺便提一下，乾隆也是一个迷信命相的人，只是不像其父那样露骨而已。乾隆三十七年六月清官军木果木大营为大小金川袭破，大学士、定边将军温福死之，小金川得而复失。八月，乾隆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主持进剿大小金川战役，在作出此项重大决策时，乾隆“命看阿接八字，据称‘命运现在正旺’”，40故有是命。
清代皇帝及达官贵人，乃至草野小民，迷信命运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皇帝在用人行政，特别是作出与宗庙社稷攸关的重大抉择时，如果也求诸星相术士对命运的解说，那么，迷信则会对某一时期历史发展的特有面貌起着决定作用。不承认这类偶然性的支配作用，历史反倒会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最后，还需要说明，“燕翼贻谋”之说在乾隆即位已成事实之前，供事内廷的王公大臣就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甚至不讳言个中的奥秘。
乾隆二十一叔允禧与乾隆同年所生，乾隆养育宫中后，叔侄二人曾有过乳水交融般的亲密情谊。雍正十年五月允禧为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第一部诗文集《乐善堂集》作序说；“我圣祖仁皇帝燕翼贻谋，尽善尽美”。41乾隆在皇子时代两位师傅福敏、蔡世远则把“燕翼贻谋”说得更明白。福敏在雍正八年说：“我皇上(指雍正)……启佑后昆，亦以我圣祖仁皇帝之所翼贻者，着为缵承之美，觐光扬烈，继继绳绳，诚哉万古之所独隆者也”。42蔡世远在雍正九年也说；“仰惟圣祖仁皇帝尊经典学，久道化成，我皇上圣以继圣，学贯天人，万邦作则，凡所为诒谋燕翼，建极以锡天下臣民之福者，莫不是训是行”。43
当然，皇子时代的乾隆不宜于渲染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皇祖康熙对自己特殊恩宠的：“呜呼！皇祖之孙百余人，其中聪明才识、好学博闻、年长于孙臣而任事于朝者彬彬济济，孙臣年甫弱龄，性复钝鲁。特被恩宠，迥异他人者，岂非我皇祖推爱我皇父之心，比诸孙有独挚乎?”44把自己独受皇祖青睐归之于皇祖挚爱皇父之心，推及于己身，这是皇子时代乾隆的明智。非如是说，不足以示自己的仁孝谦恭；非如是说，则将有损于皇父雍正的形象，似乎父亲得以嗣位，还借了自己的偏师。了解了此中委曲，就不难明了雍正朝所修的《清圣祖实录》、乾隆初期所修的《清世宗实录》何以将康熙“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一极为重要的末命阙而不载；也就不难明了，乾隆为什么到了晚年才屡屡宣示皇祖说他“命贵重”、“福大于予”，且有将神器“付托”的深意。
总之，乾隆在康熙决定帝位传承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讲，康熙在弥留之际，一言而决，规画了清王朝此后百年大局。乾隆正是时时念及于此，而深感自己责任之重大，在他人生旅途过半、政治生涯亦过半时曾说：“予小子自践祚以来，敬惟古帝王所以凛承付托者，不过于其考或偶于其祖，若予，则皇祖、皇考付托所洊重，言念及此，自视常若不足，遑敢弛朝乾夕惕之志?故凡出治临民，罔不尽心筹度，日慎一日，至于今三十年”。45反过来是不是也可这样设想，如果没有康熙的深爱神知，提携呵护，雍邸“格格”所生的庶子弘历，充其量不过以一个风流儒雅的王子名世而已。
1《满清野史》三，钱塘九钟主人：《清宫词》。
2《清高宗实录》卷一。
3《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五。
4《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十四。
5《清宣宗实录》卷四。
6《明清史讲义》第三编第四章“嘉道守文”。
7《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十四。
8光绪五年版《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六诗注改为：“康熙辛卯年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瑞启苍符，山征仁寿”，卷十四诗注改为：“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而山庄之建亦适成于是岁，瑞应样征，默孚宝柞”。
9《恩福堂笔记》卷上。
10《清仁宗实录》卷一七三。
11《清史列传》卷二八，“刘风浩传”。《清仁宗实录》卷一七六。
12《清史稿》卷三六三。
13 35《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十全五福乾隆帝”。
14《枢垣记略》卷十八。《韫山堂文集·序》。
15《韫山堂诗集》卷十五。
16四条证据俱见《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十全五福乾隆帝》，庄练在该书中还提到他曾撰“乾隆出生之谜”一文，因未详刊载于何处，故未征引。
17《清朝的皇帝》七、“高宗”。
18《大清会典(光绪)事例》卷三零七：“乾隆七年议准：亲王侧福晋四位”。
19《清高宗实录》卷八。
20同上，卷五八、卷三七零。
21《诗经·小雅·蓼莪》。
22《尔雅·释言》“鞠，生也”。
23《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九。
24《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六十、卷六八。
25 34《掌故丛编》第十辑所载“乾隆八字”是“辛卯、丁酉、庚午、丙子”。
26《湘绮楼文集》卷五。
27《乾隆帝及其时代》“家庭和读书时代·生母之谜”。
28 31《清高宗实录》卷一。
29《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十。
30 36《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九一，《高宗御制诗余集》卷三。
32《史记·周纪》。
33《啸亭杂录》卷一。
34《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七。
35《书经·周书·洪范》。
3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4378页。
38《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一期。
3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谢御赐诗扇宁绸折”。
40《阿文成公(桂)年谱》卷九。
41 42 43《乐善堂集定本》序。
44《乐善堂集定本》卷八。
45《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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