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建雍

清代居住在北京内城（即前三门以北的城区）的八旗军民， 通常称作旗人。居住在外城的汉族人， 则称作民人。

清代北京内城旗人， 从户籍制度、职业到生活方式、习俗都有自己的特点， 形成了一个迥然不同于外城的社区。

京师旗人社会的基层组织是佐领， 它源于女真人古老的“行师出猎” 的组织形式“牛录”。满语“ 牛录”的原意为“大披箭”， 即指围猎中10人一组的头目。京师八旗一个佐领， 大约包括130一150名人丁。由于佐领设立的年代、背景以及人员组成不同， 名称也各异。例如， 有勋旧佐领、优异佐领、世管佐领等， 这些佐领的先人， 大都是最早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举兵抗明的。因为他们立有战功，所以佐领“佐领”既指一个群体， 也指这个群体的首领的职位可以世代传袭，这就是世管的含义。此外，还有“互管佐领”，是指合编佐领，其职位往往由两姓或三姓轮流担任。另有“公中佐领”，是指由各佐领拨出余丁，而增编的新佐领，其职位不可世袭。据统计，八旗佐领中可世袭者占83%，不可世袭者仅为17%。这种世袭制 使大部分佐领都以一两个大姓家族为核心， 形成了佐领组织的家长制，佐领既是行政官员，同时又是家长、族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父母官” 。旗人的户口登记和编审十分严格。户籍是旗人身份的标志， 也是任职、补缺的依据。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各旗人丁，三年编审一次”。旗人户籍的主体是正身旗员，由正户和另户组成。正户系指在册的八旗氏族（各姓氏），另户则指正户子弟成丁后，分出另住之户口。每三年一次的编审户口，主要是对那些已成壮丁的旗人子弟，或者说是新立另户，进行登记、造册。所谓“ 成丁者”，曾先后有过不同的标堆。清初规定，“凡身材至五尺者，添注册内”。乾隆年间， 又以十六岁为注册年龄。

京师旗人户籍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奴仆，或称为户下人，以及他们之中获准单独立户的“开户”。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奴仆没有独立的户籍，他们的户口附于旗人的户籍下，因此称作户下人。这种注册方式， 充分表明了家奴对家主的从属关系。旗人户籍中的开户， 系指获得主人准许后， 单独立户的奴仆，所谓“ 憧仆而本主听出户者日开户”。开户又分为两种， 一种为在原主户下作为开户，另一种为在佐领下作为开户。前者“虽名为开户，仍可复役驱使， 与户下家奴无异”。后者，由于在佐领下立户，形式上取得了与原主并列的户籍。能够取得这种身份的， 大都是那些曾世代为主人出过力的“ 陈人”（ 主要指从盛京带来的奴仆或在清军入关时投充的奴仆）。尽管他们可以成为“ 开户”，但依然不准许出旗为民。雍正年间，旗人户籍中还出现了一种称作“另记档案人”的户。这些人原本是“开户”，但冒充“另户”，被挑补为前锋、护军。经过甄别，虽然清廷没有革退这些冒充者，但为了严肃旗籍，给他们冠以“另记档案人”的称谓。这足以说明，即使奴仆取得了在佐领下开户的身份， 也依然不能享受正身旗员及其子弟的权利。

清代北京旗人的职业，可概括为“上则服官，下则披甲”。清廷严格禁止旗人从事其他职业，甚至规定旗人不得离旗居住，即使外任旗员，其子弟满十八岁后，也要遣回京师当差。旗人的生活来源完全依靠当职以取得清政府发放的俸饷，所谓“旗人惟赖俸饷养赡”。

旗人社会中的上层，是那些取得世爵或世职的人。他们享有固定的丰厚的俸银、禄米， 累世过着优裕的生活。对于绝大多数旗人来说，他们的生计惟系于披甲当差只有通过挑补兵缺，才能得到一份固定的饷银、饷米，以养赔家口。清代京师总计有兵额10万余名。所有这些兵缺， 都从旗人中挑补。而且， 大都以佐领为单位，平均分配名额。大约每一佐领下， 有80名之多。不同的是， 有的兵缺， 仅选自满洲、蒙古有的又只以汉军充补。除了额设兵丁外， 雍正二年（1724）又设立了教养兵。关于设立的原因，谕旨讲得很明白“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因护军、马甲皆有定额， 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 以无钱粮， 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联每思及此， 恻然动念。将如何施恩稗得生计之处， 再四筹度，并无长策。欲增编佐领， 恐正项米石不敷。联若不给与钱粮， 伸为养赡， 何以聊生” “ 令将旗下满洲、蒙古、汉军内，共挑四千八百人为教养兵，训练艺业。所挑人等，只给三两钱粮”。可见清廷创设教养兵名目，完全是为了解决闲散旗人的养跪问题。是因有余丁而设兵， 并非是武备的需要。乾隆年间，清廷继续通过扩充养育兵的办法，解决日加严重的闲散旗人生计问题。在挑选时，甚至“ 不论年岁”， 从十岁以下的幼丁， 到“ 犯轻罪默革之人”， “无钱粮可支者，亦给予养育兵钱粮，以资养赡”。乃至养育兵额已相当于正式兵额的四分之一。最后，清廷不得不将部分闲散旗人迁移至关外垦边屯种。

京师旗人的口粮，主要仰仗清政府发放的傣米官员所领粮食和甲米兵丁所领粮食。每年从浙江、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山东等省运至北京的潜粮400余万石，就是为了满足朝廷和旗人的用粮需要。根据清廷的规定， 八旗甲米从京仓支领。清初， 京仓有八座， 分别坐落在东直门大街到朝阳门大街之间。雍正年间，又在朝阳门外增建了五座新仓。八旗官员体米，则要到设于通州的粮仓领取。甲米采取按月按旗轮流领取的办法。各旗在领米前一个月的十五日， 要造好粮册， 送交户部。届时，由押旗参领（佐领之上的官员）持所发米票，前往京仓领米。必须照总票数目，将该旗应领米全数运出仓。严禁将总票私分小票， 卖与粮商或于封仓后， 私赴支领。八旗官员体米， 一年分春、秋两季即于二月和八月支取。领米前，各旗参领先赴通州粮仓领取米票，按照官员数目，每员各给米票一张‘参领领回后， 将米票分别交给各个佐领， 再由佐领发给每位官员米票一张， 令其自行前往通州领取。发粮之日，从通州至朝阳门，粮车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尽管清政府严禁旗人将米票转卖给粮商，可是，当他们领出米后再私下卖出，却是清政府无法禁止的。旗人中的富户转卖仓米， 是为了以陈换新。可是，还有一部分“忽于生计、习为奢侈”的旗人，“只顾目前得钱使用， 把甲米匆忙售与铺家。以后，家中食米，再零星向铺户来买”。当时，北京的雄房磨米的铺房不下千余所，专门收购旗人的仓谷。旗人也靠他们取得银钱使用， 结果渐渐地被粮商控制了财权。

旗人的住房都由清政府分拨。根据清廷的规定，一品官，给房14间；二品官，12间；三品官，10间；四品官，8间；五品官，6间；六七品官，4间；八九品官，3间；护军、领催，2间；披甲人（一般的兵丁），1间。旗人的住房，因官职的不同，建筑规格、用料和造价也不一样。清初，头等房每间造价为120两白银；二等房，100两；三等房，80两；四等房，60两；五等房，40两；末等房，只有20两。一品官的正房每间面阔1丈2尺3寸，进深2丈7尺，檐柱高1丈零5寸，屋顶为7檩钉望板，前后出廊。披甲人的房屋，面阔仅为1丈，进深1丈5尺，檐柱高7尺8寸，屋顶为檩铺苇箔。康熙年间，旗人住房的多寡不同，更趋明显。据《清实录》记载，“京师内城之地，大臣、庶官、富家，每造房舍，则兼数十贫人之产，是以地渐狭隘”。清廷只好为贫乏兵丁在城外盖造营房居住。

（转引自：《文史知识》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