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

    光绪元年（1875），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6年赴任，成为晚清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的外交生涯却充满了曲折和悲剧色彩。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县，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因其书斋名“养知书屋”，故人称“养知先生”。他1836年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就读，结交校友曾国藩、刘蓉等人。以后多次赴京赶考落第，曾以教书及当幕僚谋生。1847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又称“庶常”，指新进士选入庶常馆学习者），又因父母去世，回乡居丧。此时正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廷命在籍侍郎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郭嵩焘协助曾国藩筹建湘军，并为其出谋划策，如建议募兵筹饷、设立厘金、创建水师等。后一度任职于翰林院、南书房及充僧格林沁之幕僚。1862年由江苏巡抚李鸿章保奏任苏松粮道，后又任两淮盐运使。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却因与两广总督发生矛盾，于1866年被迫辞职回乡赋闲。其间曾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参与编纂《湘阴县图志》和《湖南通志》。

    郭嵩焘在上海和广东为官时接触西学与西方人士，注意了解“洋情”，并处理过一些与洋人交涉事件。他主张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还提倡循习西洋“政教”和扶植“商贾”。他被清廷视为“精透洋务”之人，1874年受召见后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

    1875年2月发生“马嘉理案件”。英国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交涉。清政府在英国压力下答应派大员赴英“谢罪”。1875年8月28日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其最初的使命即是为马嘉理案件赴英谢罪道歉，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屈辱色彩。清廷同时还命其“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行走”，参与外交事务。郭嵩焘上任前曾上疏建议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被封建士大夫们攻击为“辱国”。友人们多劝他谢辞使命，有人为其感到惋惜，说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之可惜”。也有人怜悯他，“费力不讨好，亦苦命也”。甚至还有人写对联攻击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外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胁迫，内遭封建士大夫的非难，身心疲惫。他屡次以年老体弱有病为由请辞使命，未获清廷允许。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亲自召见郭嵩焘，对他说：“此事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还说：“你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无法再推辞，只得忍辱负重抱病出行。

    郭嵩焘率首届驻英使团于1876年12月从上海乘船出发，1877年1月21日抵英国伦敦。他在出使途中51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不料该书出版后竟引起轩然大波，书中对西方文明的描述和肯定，遭到思想保守的士大夫们的抨击，连名流李慈铭也斥其为“不知是何肺腑”！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上疏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给他扣上了“卖国”的大帽子。以至朝廷下令禁止该书发行并予毁板。后来梁启超曾讲述过这段故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郭嵩焘抵英后觐见了英国女王，递交了国书，并在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揭开了中国外交史的新篇章。1878年2月他又受命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担任首任驻英法公使不过两年时间，但他能认真考察和分析西方国情和现状。他曾到英国议会旁听，赞扬其“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并对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产生了质疑。他还参观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实验室，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并建议中国向西方学习，开办学校，多派留学生。他还考察了英法的一些工厂、炮台和科技设施，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在于“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以说郭嵩焘通过走出国门、实地考察，对西方的认识已远远超过一般洋务派官员了。他在英法还妥善处理了一些商务、教案等交涉事务，并创议在英属新加坡设立中国总领事馆。

    郭嵩焘在国外的言行却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尤其是驻英副使刘锡鸿的诬陷。刘锡鸿经常向总理衙门打小报告，并罗织各种罪名诬告郭嵩焘。如他曾揭发郭嵩焘“三大罪状”，其实都十分荒谬可笑。其一是说郭嵩焘在参观英国甲敦炮台时，披上了洋人提供的大衣。他认为这是有失体统，“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是说郭嵩焘在伦敦宴会上，见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他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其三说郭嵩焘在英国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取阅节目单。他认为这是“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这些本来是社交场合的正常礼节和行为，却被刘锡鸿大做文章，诬蔑为“崇洋媚外”。更有甚者，刘锡鸿后来又密劾郭嵩焘“十大罪状”，加以“藐视朝廷”、“诋毁时政”、“出语狂谬”、“违悖程朱”、“有失国体”、“有私通洋人之嫌”等罪名。甚至以英国国会蓝皮书中赞扬郭嵩焘公使的一段话，作为郭“私通洋人之实证”，欲将郭嵩焘“诬以逆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刘锡鸿的衣食用品也喜用洋货，他对郭嵩焘的百般诬陷，只能说明此人品质卑劣，“蓄意倾轧”。总理衙门对两人的矛盾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都加训斥，并将刘锡鸿调任驻德国公使。实际上还是打击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郭嵩焘，斥责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偏狭”。国内守旧士大夫也对其大肆攻击，以至郭嵩焘萌生退意，被迫奏请因病销差。1878年8月25日，郭嵩焘任期未满，清廷即命曾纪泽接替其驻英法公使职务。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英回国，担任首任驻英法公使仅两年时间。

    郭嵩焘回国后心情郁闷，向朝廷称病乞休。回乡途中，湖南守旧士绅竟然“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街”。他回到家乡仍关心国事，忧国忧民，曾为琉球、伊犁、越南等交涉建言献策。并在湖南倡办洋务，鼓吹引进西洋轮船，创办思贤讲舍、禁烟公社。尽管遭到守旧派阻挠嘲讽，他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并批评“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虽然“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晚年曾题“戏书小像”诗曰：“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相信历史总会给他做出公正的评价。1891年7月18日，这位孤独的先行者在长沙逝世，享年73岁。

    郭嵩焘死后，虽有李鸿章、王先谦等为其求情，但慈禧太后仍不准给他立传赐谥。严复在挽联中赞扬他“赤胆忠肝筹国是，谤满天下无损名”。郭嵩焘不愧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寻找真理的一位先行者，但又是一位因认识超前、“独醒”而屡受挫折打击的悲剧性历史人物。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中方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日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等。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