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滢河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中国宫”，是18世纪瑞典社会“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典型代表。这座宫殿初建于1753年（乾隆十八年），1769年重建完成，至今仍是欧洲保持最好的中国趣味样本，作为中瑞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迹，是欧洲中国式园林的典范之作。

中国宫建造的时代

　　从17世纪中叶起，中国瓷器、漆器、丝织物、家具、壁纸、扇子等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欧洲。这些物品设计别致、工艺精湛、装饰新颖，令西方社会耳目一新。中国事物蕴涵的新观念和新形象影响着欧洲人的艺术追求，促成了欧洲洛可可风格的形成，并使18世纪欧洲社会生活出现了对中国事物的热爱。这种时尚体现在室内装饰、家具、陶器、纺织品、园林设计等诸多方面，学者们称之为“中国趣味”。

　　18世纪30年代后，随着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中国物品和文化通过贸易渠道直接进入瑞典社会，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1751年刚登上王位的阿道夫•弗里德里克（Adolf Frederik），为了给王后露维莎•尤里卡（Lovisa Ulrika）一个惊喜，精心策划建造了中国宫。

异国情调的开幕礼

　　1753年7月24日，瑞典国王在皇后岛上的王家花园德诺丁尔摩（Drottingholm）为王后举行生日庆典，把秘密建造的中国宫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中国宫如何亮相，让国王煞费苦心。他根据当时欧洲流行的中国风格，策划了一场极具异国情调的盛大开幕式。而这别出心裁的亮相，也为18世纪欧洲的中国趣味添上了令人回味的一笔。

　　开幕式以“中国服饰”、“中国人物”和“中国情节”为主要元素，所有仪式是按照瑞典人的想象进行的。他们认真按照想象中的中国式军队进行操练，伴以乐队表演和芭蕾舞演出，王子和随从都身着中式装扮，营造出浓浓的异国情调。仪式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夜晚，场面热闹、新奇迷人，中国宫真正成为“一方乐土”。事后，王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达了她的惊喜：“我吃惊地突然看到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

中西混合的建筑风格

　　第一座中国宫是在斯德哥尔摩秘密建造完成，然后再用船运到皇后岛的。瑞典王家档案记录了最初中国宫的情形：“一条大约200码（约合183米）长的新道路从这道门穿过树林，通向一个地方，这里建造了一所包括一间大厅、四个房间和两个亭子的建筑群。房子是木制的，房子外部低层镶板是灰色的，上部是红色格子状的东西。房子转角都有装饰物，房子外面是涂成灰色和银色的棕榈树,跟房子一样高。锡制屋顶上覆盖着黄色帐篷，以环连接，镶着穗子。另外两个亭子不一样，主楼大厅墙壁是银色的，椅子是其他颜色，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漆器屏风，屏风两边摆着两个巨大花瓶。右边第一间房装饰着黄色平纹皱丝织品。第二间房是卧室，墙壁上贴着白色平纹皱丝织品，床像一个有靠背的长椅，覆盖着白色丝织品。床上帷帐装饰着很多白色羽毛，用很大的玫瑰形饰物固定在墙壁上，凳子覆盖着白色丝织品，窗帘是白色丝制薄纱。摆放在各个角落的漆器橱柜上覆盖着一小块布，橱柜上方的墙上悬挂着漂亮的镜子，玻璃上绘制着美丽的花鸟。左边第一间房，墙壁上镶嵌着中国方形漆器板，漆器板中间镶着银色丝花边的黄色带子，漆器板周围也是金银丝花边，在漆器板中间摆放着中国瓷器人物。房间四周摆放着有靠背的长椅，长椅上覆盖着黄色平纹皱丝织品。第二间房装饰成绿色，配上金银丝花边，里面有一张覆盖着白色平纹皱丝织品的长椅。旁边两个小亭子装饰着上等棉布。天顶是黄色平纹皱丝织的狭长三角旗。主楼通过高高的树篱与旁边的亭子连接起来，树篱形成月牙形，通向院子的入口处，入口处两边都有一个高高的杆子，上面有很多三角形的东西，悬挂着玻璃制的铃，发出响声，屋顶帐篷的每一个穗子上都悬挂着玻璃球，里面有照明用的灯，整个道路都由两边的火炬来照明。”

　　中国宫内部装饰不仅利用了欧洲的中国趣味的物品，更多使用的是直接从中国进口的家具、墙纸、丝绸和纸本绘画作品等，显得奢华新奇。18世纪50年代正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欣欣向荣的时代，大量中国货被运到该国。

　　这座中国宫里没有取火的地方，在寒冷的北欧只能夏天使用。由于建筑是木制的，破损得很快。1763年，国王决定在旧址上重建一座石制的中国宫，这样可以保存得更久远。新宫由建筑师阿德克朗兹（C.F.Adelcrantz）设计并指挥建造，1769年整个建筑群最后完工，至今外部依然完好无损。再次修建的中国宫也是一个建筑群，主体部分是个两层的大型中心建筑，上面还有高高的阁楼。主体建筑两旁是矮一些的弯曲两翼，只有一层，形成两个矩形的侧厅。离两翼不远的地方，每边分别有一个同样类型的侧厅，规模更小，与主体建筑构成曲线，呈半圆形，显得连续而有节奏。1769年还修建完成了通向中国宫的大路，在大路两旁分别修建了树立在高台上的两层亭子，分别命名为“信心”和“国王工作室”。东边过去几步还有鸟舍和动物园，可以说把18世纪瑞典社会“对自然、野生生命的兴趣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瑞典中国宫的设计者希望通过中国元素来加强效果，他们充分参考当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相关建筑，从中获得灵感。但其设计仍然显出相当的独创性，比如帐篷式悬挂着挂钟的绿色屋顶、龙形托架、角落的棕榈树干等，完全是瑞典设计师的创造。此外，在弯曲的屋顶角上悬挂着钟，檐下装饰着龙的雕塑，墙壁上装饰阳伞、中国人肖像、奇特的鸟类和植物，在一些地方树立着画有中国字和龙图案的丝绸旗帜。这些设计都使整个建筑呈现出中国格调。整个建筑群反映出对轻快而有趣的中国园林建筑的想象，从风格上说是洛可可建筑的产物。

      但中国宫毕竟是欧洲建筑物，其内外装饰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走廊的设计在法国非常流行，中国宫侧翼连着主体部分的绿色和蓝色的弯曲长廊正是这种形式。此外，建筑物窗户贝壳装饰上对称的桂树垂花饰也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体现。

　　中国宫室内装饰由雷恩（Jean Eric Rehn）设计，他大量吸取英国著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一书的装饰图案和式样，也利用了从中国进口的各种物品。每一间房间都用两种类型的中国物品装设，一种是创造环境和气氛的装饰物，如墙纸、家具和玻璃镜等，另一种则是来自中国广州的其他器物，如瓷器、陶制人像、皂石雕刻、牙雕、角制品、金属器具、丝织物和绘画作品等。这些中国物品的陈列设计独具匠心，混合着欧洲和中国风格，营造了亦真亦幻的中国趣味氛围。在黄厅的墙壁上镶嵌着中国漆器屏，其中一幅描绘的是18世纪广州河道上停泊欧洲船只的情景，背景是广州的外国商馆以及周边的中国房屋。另一幅则描绘了中国河面上赛龙舟的情景。中国宫的房间里大多陈列着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以及各种大小不同的玩偶和漆器家具等。如一个引人注目的漆器梳妆台，台面上画着中国戏剧的场面，还有一些瑞典风格的椅子上，覆盖着中国的平纹皱丝织物。

　　1792年，古斯塔夫三世（阿道夫•弗里德里克之子）去世，随着18世纪末中国趣味在欧洲各国的逐渐消退，中国宫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来，王后露维莎所收藏的物品被分别送到几家不同的国家机构收藏，中国宫也成了一个历史博物馆。

欧洲中国式造园手段的典范之作

　　瑞典中国宫是欧洲中国式园林建造的重要标本，堪称典范之作。欧洲社会对中国园林的认识始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7世纪，随着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在信件、报告和著作中对中国园林以及与园林关系甚为密切的中国建筑物的描绘越来越丰富，中国园林逐渐引起欧洲社会的兴趣。到18世纪中期，前所述及的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在广州调查中国园林和建筑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更加点燃了欧洲社会对中国园林和建筑的热情。

　　中西园林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指导思想完全不同。中国园林很少表现宏伟，而是一种亲切而精致的艺术天地，园林不是消遣场所，而是退隐静思之地，园林布局的决定因素是寻求悠闲而不是理性。一座中国园林就是一幅三维风景画，一幅写意中国画。中国园林不会使游人生畏，而是以温馨的魅力拥抱他。从园林中走出来，身后的门戛然关闭，游人方从一个愉快的梦中醒来。欧洲园林的意境完全不同。人们游历欧洲古典主义园林时，所留下的强烈感受是园林所体现出的壮观、庄严和纪念性。

　　18世纪欧洲园林设计师们意识到中国园林所体现的思想文化、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是无法复制的，在整体上模仿中国园林难以做到，于是就开始在园林中仿造小型的建筑物。这样会容易很多，作为一种装饰也不必花费太多。因此，18世纪欧洲中国式园林的普遍做法是建造中国式小建筑物，如亭、阁、水榭、桥梁和塔等。一所园林，只要有一座中国式建筑，就可以称得上中国式园林了。

　　瑞典中国宫就是这种建筑的极佳代表，在瑞典王家花园的一角，高大的树木笔直地形成林荫大道，把中国宫建筑群分成对称的两个部分，轻盈灵巧的亭台楼阁分列两边，既表达中国式园林的新奇，又显示出欧洲园林布局规整、排列森严的特点。

　　瑞典中国宫的设计建造，是18世纪欧洲中国式造园理念的体现。它所呈现的异域风情，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极具审美意义，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不同寻常的平衡。尽管事实上中国宫更多地呈现出欧洲建筑的面貌和特点，但它融合了18世纪瑞典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并把这些想象与来自中国广州的真实物品巧妙地结合起来，直到今天仍能引起人们的赞叹。

作者简介

　　江滢河，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著有《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广州口岸与南海航线》等。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6期）